八卦作家的世紀戰爭
作者：Amy Fine Collins
翻譯：Suzuko
校對：一生長眠
作爲死對頭的兩位八卦專欄作家，鼎峰時期擁有約七千五百萬讀者；包括奧遜·威爾斯、瑪麗·碧克馥、查理·卓別林、格蕾絲·凱利和英格麗·褒曼在內的電影名流，都無可避免遭受了來自她們筆端的巨大沖擊。
格蕾絲·凱利
1948年春天，一個飄雨的週二午後，滿屋子的好萊塢權貴正在用午餐，他們共同見證了一幕堪比他們自己的電影夢工廠製作出的傳奇電影故事的精彩場景。
電影行業的兩個體態豐滿的八卦惡婦、專欄作家勞拉·O·帕森斯和其酷愛戴帽子的死對頭赫達·霍珀——她們同爲當地最令人畏懼的女人、最臭名昭著的敵手——正心平氣和，坐在位於豪華的Rodeo 大道上的羅曼諾夫餐廳1號桌吃着螃蟹。
即使哈里·杜魯門挽着斯大林走進餐廳，在場的客人們或許都懶得眨眼，但是面對這一奇觀，他們卻跺腳衝向電話，給全世界傳達這條新聞。赫達說，這些電話「引來一夥顧客，在吧檯站成六排，就爲了見證我們這個圈子的《凡爾賽和約》簽訂。」
據《科利爾》雜誌後來報道，新聞人員跑着「從一間盥洗室奔向另一間盥洗室，拉扯着頭髮，咬牙切齒，彷彿到了世界末日。」這兩個女巫姊妹曾擁有7500萬（近乎全國一半人口）讀者和廣播收聽者，她們之間達成的和解，其意義遠不止表面上擺出來的那點姿態。
它還預示着數年來支撐整個好萊塢的輿論架構即將崩塌，一直以來正是她們勢均力敵的交鋒以及無數次你來我往的競爭回合領導了好萊塢的輿論走向。能在她們的專欄中得以正面曝光，無疑將身價大漲，並在日後飛黃騰達。
爲此，長久以來，製片廠領導、宣傳員和明星們都絞盡腦汁在這場危險的遊戲中，小心翼翼周旋於這兩個殊死鬥爭的八卦作家之間。
她們二人上演了這齣戲碼，引來一衆圍觀者勉強只有立足之地。兩個小時後，直到這兩個女人手挽手的漫步走出，纔有人離開羅曼諾夫餐廳。「休戰，」赫達在她1952年的回憶錄《From Under My Hat》中寫道，「當然很美妙！但是長久不了。」
此外，勞拉也暗忖，「人人都說我和赫達不和，我們又何德何能去與這種多數意見辯駁呢？」
當然了，這兩個女人誰也不指望達成永久和平協議，畢竟她們都足夠聰明，知道好萊塢的遊戲規則，爾虞我詐纔有噱頭。勞拉從1915年起就一直報道電影行業的新聞（她自己吹噓爲「世界上第一個電影專欄作家」）。
赫達最初是一名舞臺和電影從業者，她甚至認識改名之前的Samuel Goldwyn，那時候他叫Samuel Goldfish。她還參演了路易斯·梅耶作爲製作人的第一部影片。
像許多不共戴天的仇敵一樣，這兩個女人好比哈哈鏡內外扭曲的一人一影，雖然一胖一瘦，但她們有更多的共同點，只是這兩人都不屑於承認。赫達和勞拉年齡相差四歲，她們的實際年齡都比她們承認的要大（赫達曾經開玩笑說，無論如何她比勞拉宣稱的年齡要小一歲）。
這兩個女人都逃離了可怕的鄉土小鎮，一頭扎入看似完滿的婚姻，最終卻又落得獨力撫養兒女的下場。野心勃勃而又幹勁十足，這兩個女人很快就日進斗金（年薪約25萬美元，摺合今天約200萬美元），與此同時她們也揮金如土，赤字不斷。在政治方面，用當時的話講，這兩人「比成吉思汗更厲害」。
赫達乾脆把她和宿敵之間的不同點概括爲，「勞拉·帕森斯是一個竭力成爲蹩腳演員的新聞工作者，而赫達·霍珀卻是一個試圖躋身記者行列的蹩腳演員」。儘管赫達更精世故——如Kitty Carlisle Hart所言「擅長處世、長相可愛、精於打扮，身上帶着紐約女演員的深深烙印」，然而被約翰·巴里摩爾稱爲「臭婆娘」以及被羅迪·麥克道爾揶揄「像一座沙發」的帕森斯實際上比赫達更高深莫測。
正如George Eells在其1971年爲二人合著傳記中透露的那樣，勞拉顯然是兩個人中更爲虛僞的一個。除了謊報年齡——她號稱生於1893年而非真實的1881年——勞拉還掩蓋了若干事實，包括生於伊利諾伊州自由港，雙親均爲猶太人，原本姓氏爲奧汀格。
從伊利諾伊州的迪克森（里根總統的家鄉）高中畢業後，勞拉就職於當地一家報社做記者。她總是表現得如甜蜜少女般的天真浪漫（例如她的語錄「我相信世上沒有什麼問題不能通過愛迎刃而解」），勞拉相中當地一個叫約翰·帕森斯的有錢男人。
「勞拉很受男人歡迎，」當了她三十年助手的多蘿西·曼納斯如是說。擁有「一頭光澤飽滿的褐色秀髮和賽過嬰兒的柔嫩肌膚」，她實際上比人們描述的更富有魅力。勞拉的丈夫顯然認同這點；他們1905年結婚，一年後勞拉生下女兒哈莉特。
在官方傳記中，勞拉卻把她丈夫寫成死於一戰後回國的輪船甲板上。儘管勞拉的丈夫的確早逝，但她卻用時髦的故事編造了另一套說辭——丈夫勾搭上了秘書，她只好跟他離婚。
勞拉從中年開始熱衷天主教，所以她掩蓋了人生中諸多事實，就是爲了看上去更符合天主教徒應有的言行。
擺脫了這段婚姻的勞拉冠着夫姓搬到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到1910年左右，她在《芝加哥論壇報》的週薪達到9美元，同時還在晚上寫作電影劇本。
通過一個表親的關係，她跳槽到一個更誘人的職位——芝加哥電影製片廠的故事編輯，在那裡，她每天都能接觸到默片時代的巨星，比如瑪麗·碧克馥和葛洛麗亞·斯旺森。
瑪麗·碧克馥
當勞拉通過這段工作經歷提高身價後，她立刻跳槽到芝加哥《紀事先驅報》，並且大膽地向編輯提出一個非比尋常的建議。「那時候所有電影明星從紐約去往洛杉磯都必經芝加哥。」多蘿西·曼納斯解釋道。
「在芝加哥要待上兩個小時。勞拉的主意是去火車站採訪這些等待的明星。她認爲明星們一定很高興有事可以做，同時她可以把採訪來的資料做成一個八卦專欄。當時編輯對勞拉說，『會有讀者對這些感興趣嗎？』所以，接下來你就猜到發生什麼了。」
葛洛麗亞·斯旺森
勞拉在《紀事先驅報》所做的幕後報道迅速獲得關注，但這家報紙不久卻倒閉了。1918年，這位所向披靡的記者高就於《紐約晨報》。她和女兒、新任丈夫一起搬進位於西116街、月租90美元的公寓；勞拉的新歡——船長Jack McCaffrey正是她在芝加哥時期所覓。
工作連軸轉、應酬永不斷的勞拉很快和丈夫漸行漸遠。而摧毀他們婚姻的致命一擊卻緣自勞拉與有婦之夫有染，她和當時傑出的勞工領袖彼得·布拉迪（用曼納斯的話說就是「一生中摯愛」）陷入狂熱的婚外戀。（這段有關第二段婚姻的事實似乎從官方記載中抹去了，大概也是爲了美化勞拉的過去吧。）
勞拉坦言自己曾被婚外戀衝昏頭腦，但在事業方面卻平步青雲。狡黠如勞拉，她直接瞄準報業大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心頭好，開始一步步有計劃地吸引他的注意。
勞拉在專欄裡不知疲倦地吹捧瑪麗恩·戴維斯，誇她如何集美貌與才華於一體，這位大亨的情婦，14歲時就被赫斯特從合唱團裡一眼相中，赫斯特更是專門爲她打造「柯夢波丹」電影製片廠。
勞拉堅持不懈的溢美之詞（對比當時一個持相反觀點的評論：「瑪麗恩的銀幕表情無外乎兩種——要麼喜悅，要麼消化不良狀）終於爲她贏得了瑪麗恩的友誼，隨之而來的是赫斯特1923年發出的《紐約美國人》電影編輯一職之邀，薪酬高達250美元一週。
接下來數十年內勞拉絲毫未曾減少對瑪麗恩的奉承，「瑪麗恩·戴維斯真是再可愛不過了」，此類讚譽不絕於耳，以至於成爲變裝舞會的經典噱頭。
但是勞拉在電影方面的野心並不止於瑪麗恩。她還捧紅了赫達·霍珀，誇她在瑪麗恩主演的西部片《Zander the Great》中「表現不俗」。1926年，勞拉進一步吹捧赫達，將她描述成「迷倒萬千男人」的那種女人。
赫達於1885年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霍利迪斯堡，其父是一名貴格會成員兼屠夫，Elda Furry則是她的曾用名。
早在少女時期，在阿爾圖納的Mishler劇院，赫達看過Ethel Barrymore主演的《Captain Jinks of the Horse Marines》後，就迷上了舞臺。她懷揣着明星夢加入匹茲堡劇團。1908年她逃往紐約，加入Aborn輕歌劇團的合唱隊，登上百老匯舞臺，憑一雙美腿聞名。
正當妙齡的Elda，加上上述經歷背景，很快就吸引了當時最耀眼的舞臺明星之一——DeWolf Hopper。哈佛畢業的Hopper比Elda年長27歲，他頻繁結婚，以至於人送外號「國民老公」。Hopper「憑他的聲線」俘獲女人心，赫達回憶說。「就好像奇妙的教堂管風琴一般」，他的聲音如此迷人，最終赫達於1913年成爲他第五任妻子。
Hopper夫婦不旅行的時候，就住在曼哈頓的阿爾岡琴酒店，在那裡，赫達頻繁接觸衆多舞臺名流，諸如約翰·巴里摩爾、道格拉斯·範朋克和當時較爲年輕的塔盧拉赫·班克黑德。
赫達（右）
「身爲Hopper的妻子，我並沒有圍着這羣名人瞎轉，」赫達用她那農場女孩獨有的明快語調說到，「我很快就融入了他們。」儘管DeWolf動不動就奚落、背叛甚至無視赫達，他還是給她帶來了兩件最重要的禮物——一是他們的兒子比爾·霍珀，一個響亮悅耳的姓氏（赫達聽從一個數字命理學家的建議將名字從Elda改爲赫達），二是在說話措辭方面對赫達的完美教導。
「實際上，我做得有點過了，」赫達寫到，「名字變短了，聽上去更像一個天生的英國富孀，下嫁給波士頓土包子……正是這種做作姿態，導致我日後在銀幕上淨演一些浮華社會的虛僞女人。」
1915年，赫達和丈夫、兒子一起搬到好萊塢，DeWolf接到三角電影公司的誘人邀約。他要求妻子退出演藝生涯，但赫達反倒說服他爲自己爭取《Battle of Hearts》（1916）中女主角之位，這部影片後來成爲赫達銀幕首秀，薪酬100美元一週。
然而這一角色並非什麼「上流社會的無聊女人」。赫達純粹憑着健壯的體格和突出的身高，才獲得了粗獷能幹的漁夫之女一角。身高1米7、體重58千克的赫達在瑪麗·碧克馥、麗蓮·吉許等嬌小如蘭花般的女星襯托之下，宛如一根高聳粗壯的豆莖，共同成長於演藝圈溫室之中。這部電影上映後反響不俗，有位評論家稱讚赫達「褲裝簡直無與倫比」。
三角電影公司倒閉後，霍珀一家搬回紐約。赫達開始拼命工作，奔波於紐約和新澤西李堡的製片廠。她在路易斯·梅耶的《Virtuous Wives》（1918）中扮演一個不忠的富孀，這一角色類型奠定了她此後的銀幕形象。
路易斯·梅耶
爲了在明星堆中搶佔風頭，赫達在高級服裝店Lucile一擲千金，將全部收入5000美元用於採購衣物和帽飾。《綜藝》雜誌觀察到赫達由此出落得十分「顯眼」，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不露鋒芒的安妮塔·斯圖爾特，「在那個時代的女星中可謂難得的例外」。
安妮塔·斯圖爾特
到1920年，赫達在電影圈的名望節節攀高，以至於她開始叫板1000美元的週薪——一下子把她之前的收入翻倍了。DeWolf眼看着曾經需要他養活的妻子如今比自己掙得還多，不禁心生妒意，轉眼開始各種鬼混調情，終於在1922年，他們的婚姻轟然坍塌；對於這一新聞，勞拉在她的專欄裡曾翔實報道。
1923年，脫離婚姻、亟需經濟來源的勞拉接受了路易斯·梅耶的邀約，和好萊塢的Metro公司（米高梅前身）簽訂了合同。
爲了在排的滿滿的日程表、每天無數的截止日期、秘密戀情還有高價賬單之間達到平衡，勞拉瘋狂地工作，養成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的習慣，漸漸地發現身體每況愈下。
儘管已被醫生診斷出肺結核，勞拉還是沒有當回事，依然拖着病體於1925年秋天參加了赫斯特舉辦的晚宴。第二天上午，赫斯特不僅將勞拉的所有債務一次償清，還安排她前往加利福尼亞的沙漠療養恢復。
勞拉在沙漠療養期間，有幾個好萊塢的朋友專程來棕櫚泉拜會她。Darryl Zanuck帶了一些書，赫達也來了，她希望參與房地產交易，以擴充拍電影的報酬。實際上，赫達自兩年前初來好萊塢，就和勞拉達成了某種互惠的利益交換。
勞拉漸漸開始依靠八卦女星的耳朵。「她們剛開始認識時，」多蘿西·曼納斯說到，「赫達是一名演員，還是個不錯的演員。她們彼此投合。片場一有什麼動靜——如果某個明星和影片主演正鬧緋聞——赫達就會立刻致電勞拉。」相應地，作爲回報，勞拉承諾赫達會通過強大的人脈關係爲她保證至少幾句臺詞。
赫達迫切需要這些機會，哪怕時有時無，戲份很少。赫達不想停留於路易斯·梅耶的劇中角色，她開始向其他製片廠遞交自己的寫真。這段時期赫達的工作斷斷續續，憑着自身的中性氣質，獨有韻味的穿衣風格，和沉着冷靜的社交能力，赫達被米高梅的首席服裝設計師Adrian看中，定期邀她來做模特，或者臨時充當製片廠接待VIP的引導員。
然而後來米高梅取消了與赫達的合約，她只能帶着兒子住進三間屋的地下室，這跟她之前拜訪瑪麗恩時入住的高層金絲織錦臥室相比，簡直是寒酸又屈辱，這位密友兼同事的住宅則是位於洛杉磯北部聖西蒙的一座豪華宮殿。赫達的感情生活也毫無頭緒。
1928年，就在積蓄用光之前，赫達陪同劇作家弗朗西絲·瑪麗恩前往歐洲，在那裡她瘋狂地愛上了一個英俊的美國畫家。「但她始終不肯和他上牀，」弗朗西絲·瑪麗恩對傳記作者George Eells說到，「我曾對她說，『赫達，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你的內褲脫了扔得遠遠的吧。』」即便畫家追隨赫達來到好萊塢，她依然一本正經地堅持初衷。沮喪的畫家求婚無望，最終自殺。
1926年三月，45歲的勞拉康復後致電赫斯特，表示自己隨時可以回「New York America」報社工作。這位報業巨頭回復說，「勞拉……好萊塢纔是真正做電影的地方——眼下我覺得你應該屬於那裡。」
更讓勞拉喜出望外的是，赫斯特決定聯合她的專欄——這對勞拉的經濟狀況和個人影響力（最終有372家報紙刊登她的專欄，遠至貝魯特和中國）無疑都大有裨益——並任命她爲涉獵甚廣的「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電影編輯。「終於，」勞拉笑言，「好萊塢作家要進軍好萊塢了！」
在好萊塢行家看來，赫斯特對於勞拉的幫助——加上之前去棕櫚泉免費療養——都可看作是一種投資。勞拉認爲那些試圖解釋她一生中和赫斯特集團錯綜複雜關係的故事，可怕得就像來自埃德加·愛倫·坡發燒時的狂想。至少她對公衆是這麼說的。
好萊塢迄今有兩大未解之謎：其一是導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謀殺案，其二與勞拉的故事有關，是廣受尊敬的導演兼製片人托馬斯•英斯的突然死亡。赫斯特曾經想挖英斯來工作，以給自己的公司「Cosmopolitan Pictures」帶來起色。「勞拉清楚地知道這兩樁謀殺案背後的真相，」傑克•華納的前公關助理Richard Gully說到，他如今已是90高齡，爲《貝弗利山莊213》寫稿。
所有解釋千篇一律的將英斯之死歸結爲急性消化不良觸發的心力衰竭，赫斯特的孫女——派翠西亞·赫斯特對此十分不滿，她於去年重提此事，出版了一本關於那樁謀殺的小說《聖西蒙謀殺》，引起喧譁。
那樁「謀殺」，如果的確發生了，也不是在赫斯特的山中城堡裡發生的，而是1924年11月在赫斯特的遊艇Oneida號上——後來被人稱爲「威廉·倫道夫的靈車」。
爲了招徠英斯，赫斯特舉辦了一個電影人遊艇會，參與者包括瑪麗恩·戴維斯、作家Elinor Glyn、演員Seena Owen和Aileen Pringle，還有一些英斯和赫斯特工作上的朋友，並且根據不少記載，查理·卓別林和勞拉·帕森斯也出席了。George Eells確信英斯只是突然發病，死於禁酒年代的一時酗酒。更戲劇化的版本則是，據羅迪·麥克道爾說，卓別林當時「和瑪麗恩·戴維斯酒後狂歡」。
赫斯特妒火中燒，僱了一個殺手，卻錯把英斯當作卓別林，一槍斃命。多蘿西·曼納斯闢謠說，「這個版本毫無可信之處。在勞拉的住處，同時也是她辦公的地方，每天午飯過後，我和她都會花很長時間散步。有一次我問起這事，她說，『我那時候人在紐約。而且我有當天專欄標註的發稿日期和地址作證明。』」
「如此多的不在場證明，」好萊塢一位資深內幕人員感嘆道，「對於一個赫斯特集團的記者而言，僞造一份標註日期能有多難？不管怎麼說，卓別林肯定不在那艘船上，但勞拉在。」他堅持認爲真相是，赫斯特午休完從小木屋出來，發現英斯正輕浮地摟着戴維斯。
不可遏制的嫉妒促使他拔下戴維斯帽子上長長的帽針對準了英斯的手臂。要知道當時甲板上風很大，在那種環境下這可是一件利器。不料英斯突然轉身，帽針「一下插入他的心臟，引起致命的心臟病突發。整個故事的關鍵在於，之後一個週日，赫斯特將遊艇開至港灣，火化了屍體，這樣就避免了屍檢。你想想，無風不起浪。有些事情根本沒法僞造。以上帝之名擔保，勞拉就在那艘船上。」
勞拉的第一個聯合專欄成功在好萊塢紮根，她和好萊塢的關係，好比一頭口渴的駱駝踏進豐饒的綠洲。很快她就定下規矩：「你必須先向勞拉彙報」，導演喬治·西德尼說到。好萊塢片場幾乎處處都有勞拉的身影，她爲了獲取八卦專欄的材料到處鑽營打探，她坐過的地方都會留下一灘尿漬（至少從七年級開始勞拉就被尿失禁困擾）。她也因這些而聲名狼藉。
1934年，她又涉足廣播以擴大權勢範圍和經濟來源，在她頗受歡迎的《好萊塢酒店》節目（由Campbell’s Soup贊助）中，她首創「不提片名的新片預告」模式。演員們不計酬勞，前來朗讀即將上映的電影中的部分臺詞，節目組則發給他們贊助商提供的湯罐頭（Carole Lombard的最愛是咖喱肉湯）。
勞拉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1937年B級片《Nancy Steele Is Missing》在紐約Rivoli劇院上映時，一份對排隊觀影者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達百分之七十八的人都是聽了勞拉的廣播節目慕名而來的。
《Nancy Steele Is Missing》(1937)
然而勞拉對好萊塢的牢牢掌控，更多是因爲她扮演的「緋聞承包人」（勞拉衆多綽號中不那麼惡毒的一個）的角色，而非誘導觀衆觀看某部電影的能力。她的線人遍佈製片廠的走廊、髮廊沙龍、律師辦公室和醫生診所（有時候她能搶在一些小明星之前得知她們懷孕的消息）。
當勞拉得知克拉克·蓋博和第二任妻子Ria即將離婚時，她將蓋博「軟禁」在她North Maple Drive的家中，直到確定這條新聞搶在同行之前「傳遍無線電」。然而勞拉報道過的、最驚天動地的獨家新聞是「好萊塢歷史上最壯觀的離婚」：好萊塢無可爭議的帝王和王后，道格拉斯·範朋克和瑪麗·碧克馥的分道揚鑣。
瑪麗·碧克馥
碧克馥犯的最大錯誤在於向勞拉吐露心聲，後來層出不窮的明星仍有人重蹈覆轍，碧克馥痛苦地回憶道，「她居然指望……一個八卦專欄作家」保護自己「抵擋輿論風暴」。當這條新聞成爲國際頭條後，好萊塢第一次陷入被媒體完全扼制的大動亂中。
全權掌控了好萊塢輿論的勞拉還成功地勾引了一個男人，泌尿科醫生哈里·「Docky」·馬丁，他那純正愛爾蘭血統的致命魅力最終促使勞拉解除了和彼得·布拉迪的婚姻。在他們1930年結婚前（赫斯特送上了價值25000美元的結婚禮物），馬丁就是當地出名的紅臉酒鬼。
Arthur Hornblow Jr.的遺孀LeonaraHornblow回憶道，有一次在路易斯·梅耶的聚會上，深夜時分，「Docky——大家都這麼叫他，就連羅曼諾夫餐廳的停車場侍應生都這麼叫他——突然暈倒在鋼琴下面。有人想搖醒他，但是勞拉大喊，『讓Docky睡吧！他明早七點還有手術要做！』」（一個更詳細的版本則是，馬丁倒地時，他那出名的大陽具突然跳出來，招來大家的議論「那纔是勞拉·帕森斯的柱子」（譯註：column同時有專欄、柱子之意）！）
在勞拉的助力下，Docky一躍成爲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的首席醫務官，在這之前他早已具備醫治性病的專長。「基本上，製片廠的醫生工作職責就是保證明星能正常拍攝，」《Norma Shearer and On Cukor》的作者Gavin Lambert解釋道。
與此同時，赫達仍然掙扎於養活自己和兒子，並且聽從愚見將兒子帶入家族行當。（對錶演拿捏不定的比爾參與了幾部電影，一度變賣汽車，直到找到適合自己的演藝商機——在電視劇《Perry Mason》系列中扮演Paul Drake。）
這一時期赫達見過的最大財富，大概來自前夫盛年而死帶來的保險單。赫達的表演身價暴跌，一年能得到兩三個角色就很幸運了。
1932年，在路易斯·梅耶的得力助手艾達·柯弗曼的敦促下，赫達參與了共和黨麾下一處縣職的競選，無疾而終。後來赫達又當了一陣演員代理，依然失敗。無可失去的赫達帶着兒子回到紐約，她重返百老匯舞臺，出演Bea Kaufman的《Divided by Three》。
這番努力無濟於事，但卻對新人吉米·斯圖爾特影響巨大，赫達在演出中與她結爲朋友，促成她和米高梅簽訂合同。
赫達的前途跌落得如此暗淡，以至於1935年回到加利福尼亞後，她差點簽約成爲招妓（男妓）機構的經理。1936年左右，派拉蒙僱來赫達，讓她從事一項她非常勝任的工作——教授波蘭男高音Jan Kiepura英語。
「我想，這大概是勞拉成爲專欄作家之前最後一樁工作，」喬治·西德尼說。
對於好萊塢的態度，相比勞拉，赫達更爲憤世嫉妒——羅迪·麥克道爾說她「沉溺於虛假的情緒中」——「如果你有膽量指出這一點，再加上一點個人能力，就能對付好萊塢的抵制。」
諷刺的是，當赫達在大度的赫斯特和戴維斯處安頓時，好萊塢對赫達的抵制正慢慢消解。一次在Wyntoon這個赫斯特名下的僞巴伐利亞莊園，赫達正和喋喋不休的和客人交談關於好萊塢明星的八卦，赫斯特集團《華盛頓先驅報》旗下有名的娘炮Eleanor Patterson和勞拉·帕森斯都在場。「
你爲什麼不嘗試寫寫呢？」Patterson提議。「寫？」赫達反問道。「我連拼寫都不會！」Patterson想了個辦法，讓她每週在電話裡只口述一篇，然後就可以獲得50美元稿費。勞拉聽了根本沒有多想，她對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毫不擔憂，1935年10月5日，她在專欄裡平淡無奇地記錄着，「赫達·霍珀開始爲Eleanor Patterson撰寫好萊塢時尚報道……」
勞拉是對的，至少在當時她還沒必要感到威脅。赫達不滿《華盛頓先驅報》給她的週薪只有15美元，於是只寫了四個月專欄就罷手不幹。然而這次停筆實際上預熱了她1937年迎來的轉機。
Esquire Feature Syndicate正在尋找好萊塢專欄作家，他們致電米高梅公關部門的Andy Hervey，向他徵求推薦。Andy Hervey推薦了時年52歲的赫達·霍珀，爲防止誤解，還強調了她不一定真有寫作能力，「但是如果我們想知道明星內幕，準能從赫達那裡知道。」
赫達幸運地被《洛杉磯時代報》相中，這是一家和勞拉的《檢查者報》類似的晨報。「不管一個作者的專欄被多少家媒體轉載，只要他沒有本地的發行商，業內就不會有人重視他，」製片人A. C. Lyles說。
爲了提升赫達的重要性，下一盤更大的棋，她在米高梅的老朋友艾達·柯弗曼以個人名義舉辦了女性聚會，邀請了衆多著名記者、宣傳員還有演員（包括瓊·克勞馥、Claudette Colbert、瑙瑪·希拉）。
賓客之一的勞拉堂而皇之走進來，又轉身生氣地走了。「勞拉最初做夢也沒想到赫達會成爲與她抗衡的對手，」多蘿西·曼納斯說，「但在那個時候，赫達也沒有料到這點。」
曼納斯認爲米高梅將毒舌之筆交給赫達完全合理。「她已經過了女性領袖的盛年，即使這樣他們還是計劃給她安排一份差事。赫達幾乎能出入世界上所有的製片廠——這就是她的過人之處。」
但其他人（包括勞拉在內）其實並不樂觀，路易斯·梅耶就在製片廠其他領導的觀望下，精心策劃選中赫達作爲專欄作家以抵消勞拉在業內壟斷性的權勢和影響。《檢查者報》的八卦作家莉絲·史密斯說，「是電影製片廠孕育了這兩個人。製片廠天真地以爲能控制她們。但實際上，她們成爲了從實驗室中逃出的弗蘭肯斯坦式怪物。」
如果勞拉最初還不以爲意，認定赫達不久就會收場，那麼她很快就能見識到赫達的威力，如夢初醒。1939年，赫達一手挖掘獨家新聞，打破了勞拉「緋聞承包人」的神話。
勞拉
這條勁爆的消息就是總統之子吉米·羅斯福（受僱於Goldwyn）將和妻子Betsey離婚，他當時與Mayo診所一個護士有染。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專欄新聞了，而是覬覦良久、旨在轟動全國的頭版大都市故事。
赫達獲取這條消息的手段將載入史冊，成爲後來者的教科書——在半夜毫無徵兆地拜訪事件受害人。
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長期較量，可以說勢均力敵，不管是在僞裝、炫耀還是刻薄程度方面都不相上下。「赫達更傾向於以一種遊戲的心態看待競爭——作爲一個厲害的輿論引導者。
赫達和夢露
她清楚地知道從商業角度來看競爭帶來的好處，」曼納斯說，「但是勞拉由衷的厭惡別人把她倆拿來相提並論。而且她在各方面都把赫達視作競爭對手，甚至包括穿的衣服。」
然而據Richard Gully所言，如果僅僅是出於業內事務競爭中的嫉妒，勞拉或許還能忍受這個戴着帽子、高調豔麗的後來者。「這場競爭的真相竟來自私人原因，」他說，「赫達總是將馬丁醫生稱作「那個天殺的淋病郎中」，這才真正戳中勞拉的怒點。」
二人的權勢一部分來自她們擁有的獨家內幕，一部分來自她們在報刊媒體上抖落的八卦。「她們從來不敢告發凱瑟琳·赫本和斯賓塞·屈塞，」Gavin Lambert說，「她們也隻字不提瑙瑪·希拉和米奇·魯尼的緋聞。
梅耶阻止了他們的戀情——然後迫使希拉扮演《Mrs. Stephen Haines in The Women》中的「好人」角色。不知是不是巧合，米高梅讓赫達在這部影片中扮演一個有趣的小角色——社會新聞記者Dolly de Peyster。
當時所有明星簽訂的合同裡都包括「反公德行爲」的相關條款，一旦明星違約，合同就自動失效，所以「製片廠的老闆們利用勞拉和赫達作爲威脅武器，以保證他們的僱員不越雷池，」Lambert繼續說到。
「但是如果明星真的惹了什麼麻煩，他們幾乎總能買通這些八卦喉舌」——要麼通過交換爆料的方式，要麼間接拿錢平息，就像二十世紀福克斯以75000美元買斷了勞拉1943年的回憶錄《The Gay Illiterate》一樣。（不用說，這本書從來就沒能出版。）
然而好萊塢集體記憶中最深的烙印，則來自這兩個女人捏造充滿仇恨的、毀滅性的故事，不管她們出於何種動機。
1943年，一個紅髮女人瓊·巴里闖進赫達位於好萊塢大道Guaranty Bank building的辦公室，哭着說她被查理·卓別林拋棄，又懷上了他的孩子。赫達將自己幻想成捍衛婦德的鬥士，開始炮轟這位喜劇明星，之後卓別林在父子關係鑑定的官司中頻繁出庭受審，鬧得人盡皆知。
（儘管法庭最終裁決卓別林並非生父，他還是被迫支付贍養費。）後來爲了報復赫達，卓別林向勞拉提供了獨家新聞——他迎娶了年僅十八的Oona O’Neill。赫達卻堅持認爲自己在巴里－卓別林官司中扮演的角色，只是爲了「警醒世人潔身自好的戀情」。
赫達還說，她的這一勸告十分見效，在一次雞尾酒聚會上，她只消對着某個製片人搖搖手指，對方就心領神會，趕緊結束自己的婚外情。
赫達似乎就是難容戀情緋聞，哪怕事情的真相還很模糊，赫達也會迫不及待捅出來，一番狂轟濫炸。
海倫·米倫在《特朗勃 》中飾演赫達
前服裝設計師Oleg Cassini回憶他和格蕾絲·凱利約會時，「赫達曾在專欄裡放出這樣的標題，『帥哥雲集的好萊塢，爲何她偏偏看上Cassini？想必是因爲他的小鬍子。』赫達反感歐洲人。她是美國至上主義者。後來我給她寫了一封信，『我認輸。我會刮掉我的鬍子，前提是你先刮掉你的。』」
勞拉也與格蕾絲·凱利有過交集，1953年格蕾絲拍攝《Dial M for Murder》時和已婚的Ray Milland發生戀情。自從嫁給Docky，天主教徒勞拉變得比教皇還更虔誠。每週日9點45分她都會出席「好牧羊人」教堂的彌撒，常常還沒從前一夜的宿醉中清醒，另外她還是好萊塢很多明星後代的教母，包括米婭·法羅、約翰·克拉克·蓋博。
格蕾絲·凱利
出身天主教家庭、家境優渥的格蕾絲·凱利如此明目張膽的自毀名譽，勞拉感到無法容忍的憤怒，「勞拉爆出了格蕾絲的戀情，」Richard Gully說。「然後格蕾絲離開了Milland，但是這一爆料差點毀了她的演藝生涯。」
赫達更肆意妄爲的舉動是揭發約瑟夫·考頓，斥責他在拍攝《Hers to Hold》（1943）期間幽會一起出演的少女明星狄安娜·竇萍。「考頓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妻子，」Leonora Hornblow說。「他們只是一起找樂子而已。」
赫達的爆料「對考頓之妻，Lenore Cotton產生了極大傷害，她飽受折磨」，不過考頓很快就解了心頭之恨。「當時貝弗利Willshire舞廳正舉辦什麼重要活動，約瑟夫·考頓看到赫達，便走近對她說「我有一樣東西給你」，接着就朝她的椅子狠狠踢了一腳，瞬間折斷。
第二天約瑟夫家中收到無數鮮花和電報，都是來自那些沒有勇氣報復赫達的 受害人。約瑟夫將這些電報粘貼在浴室的牆上。」
勞拉最具殺傷力的一次爆料或許是對英格麗·褒曼的揭發，後者1949年離開丈夫Peter Linderstrom（神經科醫生）後，來到意大利和導演羅伯特·羅西里尼同居。
今天看來這條新聞也許無關痛癢，但在當時卻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譁然。1945年，多虧了赫達的貢獻，褒曼在《The Bells of St. Mary’s》中出演了天使般的角色Sister Benedict，由此樹立了聖潔的銀幕形象。
褒曼1948年出演了《Victor Fleming’s Joan of Arc》的女主角。媒體震驚地發現人們心中的聖女居然有道德污點，便開始在社論中強烈譴責褒曼，觀衆也抵制她的影片。
但真正的致命一擊來自勞拉投擲的超級炸彈。1950年初，《洛杉磯檢查者報》頭版就以勞拉的署名赫然寫道：英格麗·褒曼三個月後將於羅馬待產。這條新聞爆出了褒曼－羅西里尼之戀的結晶。
勞拉推測，「我相信這是有史以來關於電影人最轟動的八卦。」其他記者對此紛紛震驚不已，包括赫達在內，都嚴厲指責勞拉和赫斯特集團無中生有，造謠誹謗。
那天夜裡，勞拉看到丈夫在臥室裡一臉虔誠地手捻念珠。這位醫生解釋道，「我正在……祈禱，但願你的爆料屬實。」
結果證明勞拉沒錯——小羅伯特的出生無可辯駁地證實這一點——因爲勞拉事先是通過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得知消息的，而她拒絕透露此人身份。勞拉在她1961年的回憶錄《請對勞拉說》中，將此人描述爲「一個不止在好萊塢，而且縱橫美國的權勢者。」
勞拉
多蘿西·曼納斯深深嘆了一口氣，然後揭曉了謎底。「是霍華德·休斯告的密。接下來就說說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休斯當時在雷電華公司製作電影，他手上有一些好的劇本和故事，迫切希望由英格麗·褒曼主演。
那時候褒曼可謂紅極一時。她當時瘋狂地迷戀羅西里尼，於是就和休斯達成協商——她可以出演這些電影，前提是他先投資羅西里尼的《火山邊緣之戀》。休斯接受了這個條件，然而《火山邊緣之戀》未獲收益。
《火山邊緣之戀》
當休斯要求褒曼立刻回美國拍他的電影時，她卻回答，『老實說，我現在回不來——我懷孕了。』這下激怒了休斯。他得花上至少一年的時間才能收回在《火山邊緣之戀》中損失的投資。
接着他給瑪麗恩·戴維斯打電話，讓她轉達勞拉這一內幕，但瑪麗恩剛開始並沒有透露這條新聞。當休斯質問瑪麗恩時，她說，『我的上帝啊，英格麗現在還是已婚之身。
這條消息可能會將赫斯特集團捲入最龐大的官司中。』所以休斯就直接和勞拉爆出這條內幕。他是如此惱怒，以至於我都能聽到他在電話裡聲嘶力竭。那通電話之後，好戲就上演了。」
託尼·柯蒂斯認爲，絕大多數時候，勞拉和赫達「都不敢拿真正的大腕開刀，常常是剛出頭的小明星遭殃。我永遠也忘不了有一天接到赫達的電話，」她的口氣儼然一個判決儀式上的審判官：「上帝保佑，希望你不要對我撒謊。
託尼·柯蒂斯
你到底在不在和一個少女交往？」柯蒂斯說，「她講到上帝的語氣——就好像她是上帝的道德發言人。真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後果。碰上赫達，你大概知道什麼下場。
但是關於勞拉卻有種令人不適的東西——好像她內心深處有一些秘密在發酵，來自她的過去。我確信當時人人都是眼線。我們都認爲赫達的兒子比爾是告密者。沒人願意和他交朋友。」
這兩位惡毒的婦人不僅攻擊明星個人，還將矛頭瞄準影片和整個製片廠。1934年，當米高梅將《紅樓春怨》的主角交給瑙瑪·希拉而非瑪麗恩·戴維斯扮演時，「在赫斯特的示意下，勞拉在專欄中對瑙瑪·希拉和這部電影進行了長達一年的封殺，」Gavin Lambert說。
《紅樓春怨》
勞拉還曾對奧遜·威爾斯及其《公民凱恩》施加過更惡毒的迫害——在這過程中險些阻礙這部傑作的誕生。
一聽聞威爾斯在雷電華公司的處女作是以赫斯特爲原型，勞拉趕緊約這位天才共進午餐，席間聽他各種否認和解釋——勞拉信以爲真。
不久後，因爲曾受邀出演片中一個小角色，赫達得以參加這部電影的內部放映。她第一時間就意識到這是以瑪麗恩·戴維斯的情人爲原型創作的故事，就趕緊將這一消息傳達給赫斯特，並對勞拉不及時提醒表示不解，這樣就順便將矛頭轉向了勞拉。
勞拉和夢露
赫斯特勃然大怒，命令勞拉帶兩名律師前去證實。果不其然，勞拉也被影片內容大大震懾，立刻衝出影廳給赫斯特發去電報，赫斯特簡潔明瞭地回了幾個字：叫停《公民凱恩》。
勞拉迅速展開行動，首先威脅雷電華公司，說她將曝光一些積壓的內幕「執行總裁強姦案、酗酒、異族通婚等勾當」。接着，她又暗示雷電華公司，美國公衆將會知曉「這家公司的猶太人比例偏高」。
雷電華總裁George Schaefer拒絕屈服於赫斯特集團的高壓，儘管遭到對方的法律威脅，他還是宣佈《公民凱恩》將於1941年2月在Radio City Music Hall上映。勞拉趕緊聯繫Radio City Music Hall的經理Van Shmus，揚言若不拒映《公民凱恩》將遭全面封殺。
首映就這樣胎死腹中了。站在赫斯特集團一邊的路易斯·梅耶（赫斯特的「柯夢波丹」製片廠曾附屬於米高梅）向Schaefer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協商：他將支付805000美元作爲交換，燒燬這部影片和它的所有拷貝。
路易斯·梅耶
Schaefer立場堅定，拒絕合作。最終赫斯特集團對威爾斯發起了惡毒的攻擊，誹謗他是共產主義者。接着輿論轉向，開始同情威爾斯和這部電影，尤其是得到了赫斯特集團對手的聲援，如Henry Luce，《Time and Life》的創始人。
趁着這股輿論熱潮的機會，雷電華公司最終於1941年5月發行了這部電影。儘管口碑上佳，但威爾斯從此被打上了「惹麻煩的人」的標籤，再也沒能在雷電華乃至整個好萊塢恢復從前的地位。
雷電華沒能對奧遜·威爾斯進行任何補償，只是在接下來極力擺平了勞拉。1943年，雷電華和勞拉的女兒哈莉特簽訂了長期合同，在這之前，哈莉特在Republic Studios辛苦地幹了三年制片。
奧遜·威爾斯
奇怪的是，勞拉和赫達在涉及子女時，心照不宣地選擇了休戰。1940年，在San Fernando Valley，勞拉的莊園Marsons Farm裡，頗有男人氣概的哈莉特嫁給女人氣十足的的宣傳員King Kennedy（對勞拉而言這真是一樁實惠的婚事），赫達作爲賓客之一也出席了這場婚禮。
比爾·霍珀也在勞拉的專欄裡受到褒揚。正是赫達不遺餘力地讚揚哈莉特在《慈母淚》（1948）中的表現，促成了她們二人同年在羅曼諾夫餐廳的聚會上達成和解。
觀察家們不難看出，勞拉和赫達早就達成共識，有她們這樣的母親撐腰，子女的人生簡直開掛一樣無往不勝。
當然，這兩個女人也幫助過家人以外的不少人。她們大多數時候散佈着惡毒言論，偶爾也施以零星的小恩小惠。
四十出頭的瓊·克勞馥被美國的劇場發行商們貼上「票房毒藥」的標籤，「米高梅拋棄了她，」宣傳員Warren Cowan回憶到，他同時是Rogers & Cowan的合夥人之一，現在是Warren Cowan Associates的主席。
心有不甘的製片人Jerry Wald在《慾海情魔》（1945）中起用克勞馥，又聘請Rogers & Cowan公司爲她洗去污名。Cowan說，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寫了如下：「《慾海情魔》的觀衆接連不斷，華納兄弟的票房前兩週蹭蹭直往上冒。
《慾海情魔》
他們開始預測瓊·克勞馥將有望角逐奧斯卡最佳女主角。」令Cowan大爲吃驚的是，赫達逐字逐句引用了這段話，將這件事變成「獨家報道」。（赫達是這麼解釋她對克勞馥的支持的，「我體會過被人拒之門外的滋味。」）
然後，Cowan說，「關於此事的不同版本四處演繹開來。就在奧斯卡頒獎禮之前，我們在其中植入了廣告，又從赫達的專欄裡引用回來。廣告植入奧斯卡，這還是頭一回。
現在的公司每年都會往這上面砸上成千上萬。」Cowan推測瓊·克勞馥因此斬獲奧斯卡獎。「由此可見專欄作家的威力，以及他們是如何影響大局的，」Cowan總結道。
對好萊塢的無名小卒來說，得到勞拉或赫達的稍稍提攜，幾乎就像善良的女巫格蘭達輕揮魔棒一樣管用。當華納的童星傑克·拉森17歲時，「赫達決定爲我寫點東西，」拉森回憶說。
「華納公關部門一把手Bob Reilly告訴我，『你的星途已成！』我一直接受嚴格的排練，差點把我逼瘋。有人忠告我千萬不要對赫達提及我正跟隨Michael Chekhov學習表演，因爲赫達極其反共，她要是知道了一定會揭發我。不過最後她對我非常友好。如果勞拉或赫達喜歡你，誇獎你，確實是大有裨益。」
羅迪·麥克道爾
她們專欄中的曝光率甚至能「成爲當時的某種硬通貨」，羅迪·麥克道爾解釋道，「經紀人會利用專欄中的曝光作爲協商合同的籌碼。爲了證明你的價值，你可以拿出一本報紙專欄剪貼簿給製片廠看。」託尼·柯蒂斯補充道，「你只能通過你在專欄中得到的評價來衡量自己的表現。其他別無標準。」
對填詞人Alan Jay Lerner從相中、結識到迎娶小明星南希·奧遜的過程，這兩個女人都筆耕不輟、事無鉅細地記錄了下來，後來赫達發佈了「一條新聞，專欄底部附上了我的照片。」奧遜回憶說。
《日落大道》（1950）
當時奧遜正在出演比利·懷爾德的《日落大道》（1950），赫達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小配角。「原本計劃是，」懷爾德說，「讓赫達和勞拉在Joe Gillis被殺後，同時分別試圖從樓上和樓下給各自的報紙打電話。其中一個在樓上邊通電話，邊竭力整理出報道，另一個在樓下，電話遲遲無法接通。
這兩個女人之間會展開一場野蠻、瘋狂的扭打，伴隨着各種污言穢語。這樣拍出來一定非常戲劇化，也很好玩。但事實證明我想得太天真了。勞拉拒絕出演，因爲赫達算得上是個好演員，她擔心赫達會搶佔她的風頭。」
製片廠制度逐漸瓦解的過程中，新一波經紀人開始慫恿明星們擡高身價，要求更獨立的個人空間，明星和製片廠老闆之間較量開始頻繁上演，「帕森斯－霍珀」掌控好萊塢的霸權即將崩潰。
實際上，這兩個女人很快作出調整，並適應了新的媒介——電視。在NBC一檔週日深夜節目《赫達·霍珀的好萊塢》中，赫達大膽地與Ed Sullivan唱反調。她們出版了越來越多的回憶錄，本本暢銷。後來的年輕專欄作家們沒有誰能與這二人的穿着攀比——勞拉偏愛Orry-Kelly、Adrian和Jean-Louis的設計，赫達常穿的是Mainbocher，有時配一頂John Frederick帽子，或者扇子做成的帽飾。
《特朗勃》中的赫達·霍珀
她們過着不亞於筆下明星的優渥生活。赫達每年僅在她那標誌性的頭飾上就要花費5000美元。除了服飾，赫達還嗜好上釉玻璃。1941年，她在貝弗利山莊熱帶大道上的八室住宅展示過她的玻璃收藏，還有各類頭飾。「這是一座易碎的房子，」她對來客說。
勞拉的經濟狀況比赫達多少好點兒，她有兩處房產，一處是北楓路619號的那座，也是她工作的地方，另一處是她的峽谷豪宅（刷着桃色和藍色的衛生間由她的鄰居Carole Lombard裝飾，還有拼接草坪，有時鋪蓋着從製片廠道具部門拿來的假草）。
Docky死後，勞拉又給自己找了新的慰藉——詞作家Jimmy McHugh，這點赫達就比不上了。Jimmy McHugh是個年輕的天主教徒，他曾經送給勞拉一座10英尺彩繪聖母瑪利亞雕像，勞拉將它供奉在後院裡。
他們經常出雙入對，往來各種聚會、首映禮和夜總會，包括日落大道上的Dino’s Lodge夜總會。每次服務生來結賬的時候總是能看到勞拉 「醉醺醺地尿了一地」，經理Allan Carr說。
Jimmy McHugh
勞拉和赫達的權赫地位在每年的聖誕節時尤爲凸顯。「要給她們送禮，你的車得排着長隊，」製片人A. C. Lyles回憶說。而她們的屋內則塞滿了禮物，「看上去堆成了小山，禮物遍佈衣櫃、牆面和地板，」託尼·柯蒂斯如此追憶。
多蘿西·曼納斯說，「我不能理解大家爲何如此懼怕勞拉，但顯然衆人都對她頂禮膜拜。她彷彿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一週七個專欄——週日是整個的影印版。她還有一檔廣播節目《好萊塢酒店》。週日還和Winchell一起主持一檔深夜節目《東西海岸閒談》——人們看這個節目可是目不轉睛。
還有我替勞拉爲《摩登銀幕》雜誌代寫的文章，爲此與我共享每月收到的1000美元。每隔一年半，我們就要爲勞拉的《明日之星》做一次爲期五到六週的旅行，足跡遍佈美國最壯麗的電影廠棚。
舉個例子吧，有一年我們和蘇珊·海華德、羅伯特·斯塔克還有羅納德·里根、簡·惠曼一起旅行，就是在途中後兩個人開始戀愛。」（據喬治·西德尼說，斯塔克新近透露，他參加那趟滑稽旅行完全是勞拉脅迫，「你不去的話就別想保住飯碗了。」）
羅納德·里根、簡·惠曼
爲了與時俱進，二人競相栽培新人。Jimmy McHugh介紹勞拉認識了新生代美少年樂團——Fabian、Bobby Darin和勞拉的最愛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爲融入青少年搖滾文化，赫達通過George Christy的幫助，主持了一檔ABC廣播節目《Teen Town》。
她對史蒂夫·麥昆情有獨鍾，後者則「把她當作合唱團少女一樣對待」，從而討得赫達歡心。赫達對安－瑪格麗特表現出了過分關心，Allan Carr說，他在六十年代早期擔任女星經紀人。「她給予了安－瑪格麗特母親般的忠告，但赫達從中受益更多。時代在變，國家在變，電影也在變。赫達和勞拉再也不能像十年、二十年前那樣，對年輕觀衆施加影響。」
勞拉的健康狀況開始出現惡化的跡象，1962年，《洛杉磯檢查者報》倒閉，這又給了她沉重一擊。儘管她的專欄陣地很快轉移到赫斯特集團的午報《先驅快報》上，和赫達的晨報《洛杉磯時代》比，依然喪失了一大優勢。
勞拉每晚配戴珠寶，打起精神外出，儼然一代權勢漸失的女皇，在Jimmy McHugh的攙扶下顫巍巍地走着。儘管關於勞拉退休的謠言此起彼伏，在多蘿西·曼納斯和其他助手的協助下，她仍然堅持每天打理專欄。
終於在1965年，日趨嚴重的健康問題摧垮了勞拉，她只好退休。多蘿西·曼納斯接管了專欄，逐漸在署名欄替代了不可一世的「勞拉」。從好萊塢黃金時代一路走過來的活化石勞拉，以84歲高齡住進了聖莫妮卡的療養院。她在那裡由一位私人護士照料，費用由赫斯特集團支付。
赫達——曾經被《時代》雜誌形容爲「逗留於永恆盛年的上帝寵兒」——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都保持身體健康。但——與比爾、瓊，她的孫女疏遠後——赫達爲逃避孤獨，開始逐漸微妙地潛入鄰居家的溫馨生活。
赫達的鄰居是電影製作人鮑勃·恩德斯和其妻艾斯特爾。聖誕節時，恩德斯家的四個孩子會幫赫達翻找成堆的禮物。有一年，赫達收到科克·道格拉斯的禮物，她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拒絕和他對話。赫達打了電話，表示感謝。在這之前，她對鮑勃和艾斯特爾坦言，「我以前是個賤人。」
赫達最後一次演戲是扮演肥皂劇《奧斯卡》中的小角色。80歲高齡的赫達身披一襲珠寶長袍，搭配她曾經夜裡用捲紙軸固定的、經典的DQ塔式髮型，渾身散發出女皇一般的優雅，赫達給世人留下了一段簡短而華麗的告別亮相。
她在電視中說的最後一句臺詞竟是「再見」。1966 年一個週五晚上，製片人Bill Frye 和Rosalind Russells在赫達的熱帶大道住宅逗留飲酒。「攝影師Jerome Zerbe邀請我們所有人出席Chasen的晚會，」Frye說。「赫達戴着帽子，穿着套裝，看上去神采奕奕。但當我低頭卻發現她穿着一雙臥室拖鞋。赫達解釋說，「我吃不消（其他鞋）了。如果出門的話，就得忍着。如果忍不了，就別出門。」聽上去倒像是格言。
赫達從來不在聚會歡迎環節拖延時間，她還有另一條格言：「莫等光芒衰弱再隱退」——她也是這麼踐行的。在勞拉正式退休兩個月後、《奧斯卡》發行前的一個週一，赫達死於雙側肺炎引起的併發症。
哈莉特覺得有必要把赫達的死訊告知勞拉，就前去聖莫妮卡拜訪了她病殃殃的母親。「媽，我有消息告訴你，」哈莉特說。「赫達今天去世了。」這聲轉達之後，勞拉陷入長久的沉默，然後一臉困惑，跟着又是一段漫長的沉默——最終感嘆了一句「好！」用羅迪·麥克道爾的話說，「這也是勞拉生前最後一句有說服力的話。」
勞拉又活了六年多，世人卻以爲這座老古董早就不復存在。在她封閉的療養期間，「她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多蘿西·曼納斯說。「她就躺在那裡，沒有反應，面無表情。」另一個和勞拉關係密切的人表示，勞拉經常在屋裡看電視——差不多就是這樣。她的思緒早就飄飛了，就這麼呆坐着，看着電視機裡的雪花。電視上放的是《諸神黃昏》。」
「臨終的日子裡，」Gavin Lambert說，「勞拉和赫達看上去越來越像嚇人的恐龍。」和這些已經滅絕的巨獸同時期的其他生物，沒有哪一個能從沼澤地中一躍而起取代它們。多蘿西·曼納斯1977年退休，Aileen Mehle拒絕了兩個專欄的邀請。Joyce Haber運營了《洛杉磯時代》一段時間，後來又放棄了。
莉絲·史密斯反思說，「洛杉磯再也沒有八卦專欄了。沒有人願意把這些魔鬼釋放出來。」無論過去還是今時，對那些畏懼魔鬼專欄作家的人來說，赫達有一句話相贈：「那些我還沒捅出來的事情，他們心裡清楚的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