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學者：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背後是根深蒂固的經濟政治利益

（原標題：巴西學者：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背後是根深蒂固的經濟政治利益）

導讀 近日，全球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這種看似科學的評級機制背後總是暗藏着經濟政治利益糾葛，評級機構和銀行、投資基金、經紀人等利益相關方一起，將信息進行過濾之後再傳遞給公衆，造成了事實的扭曲。中國的工業在一些領域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比較優勢，信用降級並不能阻擋中國經濟的發展。

儘管有一些“主流”理論家不停地試圖說服普通人：經濟學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會使用圖表、方程式和統計數字等工具進行預測，看似科學，但背後的動機可能是出於政治目標或受金融市場和跨國企業的利潤驅動。銀行、投資基金、經紀人、股票和期貨交易所、公務員、經濟學教授、經濟新聞記者和評級機構，共同組成了一個大系統，就像一臺運轉良好的機器一樣，先把信息進行過濾之後再傳遞給公衆，以服務於以上各方的利益。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這種操縱的典型例子：流動性很差的房地產證券被包裹上一層“金紙”，美其名曰“債務抵押債券”，然後像真的金條一樣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出售。標普、穆迪和惠譽等主要國際評級機構爲這些債務抵押債券給出最佳信用評級——AAA。這種具有欺詐性的風險分類，讓世界各地的銀行和投資基金遭受了巨大損失——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再討論。

4月9日，惠譽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理由是中國經濟在轉向新增長模式的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包括房地產和人口問題、國家債務問題，以及經濟增長率下降問題等，這將給公共財政帶來風險，導致中國經濟前景“惡化”。

當評級機構發佈評級時，它通常會成爲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這個預測之所以會成真，至少部分原因是人們相信或期望預測是準確的。僅僅給某人或某事物貼上標籤，就足以影響人們對這個人或事物的看法，併產生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考慮到市場主體的從衆心理，負面消息可能引發針對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集體投機行爲。

然而，儘管評級下調的舉動是在試圖動搖市場對中國經濟信心，但事實將繼續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可阻擋的。中國的工業在一些領域創造了巨大的比較優勢，比如在電動/混動汽車和清潔能源發電設備領域。沒有其他國家在經濟脫碳方面的進展比中國更快。去年，華爲成功克服了美西方針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制裁，推出了使用國產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機。

沒有哪個經濟體不面臨挑戰。在中國，發展水平的上升也催生了新的矛盾，中國政府正在積極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培育先進製造業，這將使中國工業發生質的變化。困難正在變成機遇。在這一背景下，評級機構試圖通過“降級”來宣揚悲觀情緒，無異於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爲了更好理解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機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他在2004年出版了《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一書，在這本書中，他分析了2000-2001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他寫道：“在經濟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預測未知和不可知是一項備受珍視且往往回報豐厚的職業。因爲預測的東西是別人希望聽到的，是他們希望從中獲利或得到回報的東西。這種希望或需要掩蓋了現實。因此，在金融市場，哪怕是最基礎的錯誤，也會讓人們慶祝，甚至歡迎。”

加爾佈雷斯的這種觀點很值得深思，因爲它揭示了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研究和預測背後本質的隱藏邏輯：在“經驗證據”的背後，總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因此，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爲值得密切關注。

美國著名記者邁克爾·M·劉易斯研究了這些機構在次貸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他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實際操作層面，風險機構總是聲稱他們的風險分析是僅供參考的“意見”，以此將自身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他說：“2008年，大量次級債相關債券的評級被證明毫無意義，因此，當初爲它們評級的意義究竟何在引發了激烈爭議。長期以來，華爾街投資者將這種評級解讀爲違約的可能性——從歷史上看，AAA級債券在發行第一年違約的機率不到萬分之一，評級第二高的AA級債券違約機率不到千分之一，而評級爲BBB的債券違約機率不到500分之一。但到了2008年，評級機構卻說，他們從未打算將自己的評級作爲精確的衡量標準，評級只是評級機構對風險排序的‘最佳猜測’。”

當我們面對風險機構的“意見”時，我們需要非常小心地對待所披露的信息。他們展示的圖表、模型和方程式背後永遠隱藏着利益。此外，我們需要仔細分析現實，不要讓自己被有偏見的信息所誤導。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再次強調一個古老的教訓——要實事求是，而不能先入爲主，此次惠譽下調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一事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