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賢令：沒有陳平，只有司馬懿
在漢末世家大族政治的局面下，曹操的橫空出世有了不一樣的感覺。
他的三道“求賢令”都凸顯了他的人才觀念，尤其是“唯纔是舉”，被人們津津樂道。
但如果與求賢令頒佈的時間背景結合，就能看到曹操本人思想中的矛盾，和爲了篡漢做準備的輿論工作。
01
建安年間的風向標
志在統一天下的曹操在赤壁被孫權、劉備擊敗後，於兩年後的建安十五年第一次頒佈了《求賢令》：
曹操發現江南並不好平定，況且此時的馬超在西涼蠢蠢欲動。更無奈的是，曹操在擊敗袁紹後統一的華北，並未來得及消化。
而且，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好處是吸引了許多士人效力，但這其中許多士人的效忠對象卻是漢獻帝。
漢獻帝進入許昌後，曾經一度恢復了三公朝見時的古禮，兩個持戟衛士將戟交叉於三公脖頸前，然後帶入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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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漢獻帝當時發癲，來了次激情決策，曹操瞬間就會化爲虛無。
當然，漢獻帝在最初和曹操是利益共同體，肯定不會這麼無腦。可對於曹操這樣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忽悠別人賣命是可以的，讓他自己獻身是不可能的。
因此，曹操在之後，再也沒有朝見過漢獻帝。
曹操平定河北後，將自己的大本營設在了鄴城，從此與許昌的漢獻帝成了兩套班子。
赤壁之戰後的曹操發佈求賢令，目的很明顯。
一是告訴天下士人，除了大漢之外，有另外的堂口可以投靠；二是擢拔更多人才，應對接下來的軍事、政治行動。
在建安十九年，曹操擊敗馬超、韓遂，且殺了伏皇后的情況下，頒佈了第二道求賢令：
這代表着，曹操功業的進一步加強，話語權的進一步加大，自然與漢獻帝的衝突就越來越強烈。
此時再度強調求賢，並且針對人才的能力和品德進行討論，是曹操對漢末世家大族、名教社會選拔人才的叛逆。
自然，曹操意欲以魏代漢的目的就凸顯了出來。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由魏公進爵魏王，且收伏了張魯，頒佈了第三道求賢令：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第一次提到了“至德之人”，這是與前兩道片面強調能力的最大不同。
曹操的爵位已經位極人臣，再進一步便是直接取代漢獻帝，“逆取”而“順受”，曹操自然希望在篡漢後，魏國的大臣能夠德才兼備，尤其是對魏忠誠。
02
曹操的內心矛盾
三道求賢令，是曹操在不同時期的心態變化。
曹操出身閹宦家庭，這是時人黑他的一個理由。曹操年輕時，其實也曾經嘗試打入名士的圈子，奈何效果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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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羣雄逐鹿的年代，曹操因爲殺了名士邊讓，而被張邈、陳宮等人驅逐。在兗州沒有背叛他的就剩下了程昱、毛玠等“文吏”。
因此，曹操對名士的厭惡，名士給他造成的心理陰影始終存在。
加上，曹操骨子裡的權變詭詐，本身就有反傳統的思想基礎，所以，有了現實中的遭遇，這就堅定了曹操對名士的排斥。
三道求賢令，更加強調人才的能力，就不足爲奇了。
況且，可能文吏出身的人解決問題的能力確實更爲突出一些，曹操的求賢令是他本人性格、現實遭遇、現實需求三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產物。
然而，曹操雖然反名教傳統，權變的性格又讓他不得不表現出對“名教”的某些順從（對名士肯定不能絕對排斥，不然荀彧怎麼可能加入曹操陣營）。
這就純粹是因爲德行而被曹操徵召的例子，並且，在某些時候，曹操所任用的人才還有重視品德高於能力的時候：
崔琰被曹操委任負責典選舉之事，曾誇讚崔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而最後一道求賢令，是曹操爲篡漢作進一步的輿論準備，想謀求世家大族的支持。
畢竟，魏王和皇帝僅有一步之遙。而完成這最後一步，需要的是世俗功業的更進一步，來增強自身的神聖性。
在不久後，劉備在漢中向曹操發動了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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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曹操在漢中擊潰了劉備，那就會加速他篡漢的時間。然而，此戰卻是劉備獲勝，讓曹操的計劃不得不延後。
更讓曹操憋屈的是，劉備的大將關羽在水淹曹軍後，威震華夏。宛城的侯音等人反叛響應關羽，這直接威脅到了曹操統治的腹心地區。
在曹操出征的時候，鄴城又發生了魏諷的謀反。魏諷的特殊在於，他本人是曹操的鄉黨，仕途多少受過曹操的照顧。
被自己人造反，曹操意識到，漢朝的擁護者仍舊不在少數。他不得不重新審視歷史的走向。
曹操假惺惺地說出了那句：“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這和那個積極推動自己加封魏王的他判若兩人。
蓋因，這讓曹操沒了稱帝的信心，也宣告了求賢令的頒佈，並未有效整合自身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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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能力勝於德行，肯定會在行政效率等現實層面的效果更爲明顯。
但這類人才同樣喜歡在大變動的時候，提前佈局進行新一輪的投資，畢竟，名教、德行這類東西對他們的束縛很有限。
終曹操一世，他都在反叛名教，又不得不服膺名教。而且，他的求賢令某種意義上確實有助於篡漢，但也埋下了魏晉嬗代的一大伏筆。
03
沒有陳平只有司馬懿
曹操的三道求賢令，都提到了陳平，這位漢高祖的名臣。大概，曹操希望以陳平安漢的故事，找到能夠安魏的人才。
陳平的緋聞且不必說，他的爲人處事和政略能力，“陰謀”色彩更多一些。當然，將陰謀使成陽謀，是陳平的獨到之處。
曹操麾下衆位謀士中，按時間跨度和能力來說，賈詡可能更類似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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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曹操死後沒多久，賈詡也駕鶴西去。
曹魏衆位謀士中，沒有陳平一類的人物，倒是有一個司馬懿。
求賢令雖然沒有徹底鄙視德行，但強調能力更多，那麼忠孝這些東西都不如解決問題的能力重要。
高平陵之變時，曹操時代的文臣猛將並不少，但選擇爲曹氏效忠的卻沒幾個。
司馬氏篡位成功，身邊有很多幫手，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陳騫。
陳騫的父親名字叫陳矯，曾經做過司徒，也就是宰相級別的官員。
陳矯本姓劉，過繼給他舅舅後才改姓陳。他又從本姓劉家娶了太太，但按禮法這是不允許的，因爲“同姓不婚”。
陳矯因爲這個問題被人抓了把柄，在官場上遭彈劾、打壓。
但是曹操愛才，爲了幫助陳矯平息輿論，專門下了一條教令，說這類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許再拿出來說事了。
曹操肯定沒想到，他全力愛護的人才陳矯，到他兒子陳騫，就積極地投奔到司馬氏陣營當中去了。
像鍾繇的兒子鍾會、賈逵的兒子賈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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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蜀漢是三國最早滅亡的政權，但諸葛亮的垂範效應在先，蜀漢仍舊有姜維這樣的死忠骨鯁之士。
而曹魏被司馬氏控制後，皇帝是一個傀儡，從實際意義看，曹魏纔是三國最先退出歷史舞臺的。
司馬光後來討論道：“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這是和曹操人才觀的絕對對立。
在優先考慮德與才的時候，司馬光認爲，“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
這就是說選用小人，是他制住你。而選庸人，底線是你可以制住他。
其實，這兩種看法不矛盾，司馬光的看法着重於基本，是長時間的賽道；而曹操的看法更重視權變，着眼的是當前問題。
當然，對人才要求“德才兼備”，總是沒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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