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識,在廢墟上重生|世界糧食日

今天(10月16日)是世界糧食日(World Food Day)。世界糧食日始於1981年10月16日,此後,在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國都會圍繞糧食進行有關發展和生產的紀念活動。因此本週也是我國的糧食安全宣傳週。

如果我們從文化的角度去看,糧食是什麼?

對於現代都市人來說,糧食在外賣APP蔬菜區的菜單上,在精美糖果包裝的配料表裡,也在郊外或農村的田野裡。有的時候,作爲五穀雜糧的糧食,其討論度大概都不如作爲精神糧食的糧食。但是,要說起糧食的重要性,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隨口講出那句:“民以食爲天”。我們或許有時會感嘆米飯不比以前那麼香了,或許經常在外吃飯時擔心蔬菜沒有洗乾淨,附有農藥殘渣,也唯有在這個時候,可能纔會感嘆幾句糧食的品質差異。“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簡單的烹飪方式”,這句流行語出自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的配音旁白,它間接地說明了優良的食材是美食的基礎這一樸素道理。

現代人用化肥、農藥和機器重塑了糧食生產的景觀。我們不能否認,這對產量提升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不過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過去傳統的耕作方式(包括精耕細作)被認定是落後的、低效率的,被當作現代社會的垃圾一樣掃進了歷史雜物堆。在本世紀初,或者說過去二十餘年,一種呼聲開始響起:對荒地、農作物和人類的創造性恢復;保護種子的多樣性。曾經被現代農業拋棄的傳統耕作在一些地方重返人類社會。

紀錄片《爲食物辯護》(In Defense of Food,2015)劇照。

人們在種種觀光農業裡能見到它們的復興。它們不僅擺脫了被拋棄在廢墟的命運,甚至還能成爲一種景觀商品被出售。有幸被景觀化的傳統農業畢竟是少數,它們需要靠近城市,有便捷的交通,好讓城市人來此觀賞。好在,人們終於發現了農業多樣性的意義——注意,這並非意味着現代生產方式被替代,只是不再是“唯一”。多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已經開始致力於保護農業遺產。漢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師承李約瑟)等人合著的新書《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從流動性的角度講述了一部農作物史,原著出版於2023年,近期中譯本出版。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該書相關章節,內容爲人們對待農業遺產的觀點之變:“從歷史的垃圾堆到未來的驅動力”。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正在從廢墟中走出來。

摘編有刪減,標題爲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英]白馥蘭等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英]白馥蘭等著,於楠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2024年10月。

歸來

通過聯合國糧農組織於 2002 年啓動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計劃,人們致力於保護馬賽的農牧系統、中國的稻田養鴨體系或墨西哥的浮田技術中的“傳統知識和耕作方式”。撂荒耕作制或者遊耕曾經被農學家貶低爲生產力低下而且對環境造成破壞的耕作法,現在也仍然被大多數政府認爲是非法的,原始的和浪費的做法,阻礙了對國家資源的營利性開採。但是現在,聯合國稱讚臨時性農田爲“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紀錄片《刀叉下的秘密》(Forks Over Knives,2011)劇照。

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爲這種做法不僅爲生活在現代國家山區邊緣的小社區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生計,而且通過與經濟作物明智且審慎地結合,這些孤立和弱勢的社會羣體可以融入更廣泛的經濟系統中。臨時性農田耕種者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供應商業網絡,但直到現在它的潛力才獲得官方認可。

除了顛覆生產力主義的農藝原則,今天“小既是美”的新農業理念也動搖了在專業知識、性別、種族和階級等方面的既定認識論等級制度。

比如,人們經常注意到,殖民地管理者和獨立後的發展專家都努力實施一套“男性化”社會準則,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爲農業主要是男性的活動,而農業專業知識也是男性的專屬領域。因此,直到最近,人們驚奇地發現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拓展課程以外,而本地男性則通過這些課程接受現代農業技術的指導,並獲得貸款、種子或工具。

重新發現農業中的女性角色

如今,在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或參與式植物育種等項目中,無論是性別比例還是專業知識的流動都是反過來的。本地女性已經成爲(或者至少被描述爲)受人尊敬的當地知識來源,這些知識本身就很有價值,而且具有普遍應用的潛力。

紀錄片《你吃什麼很重要》(Hope for All: Unsere Nahrung - unsere Hoffnung,2016)劇照。

在津巴布韋的奇雷濟開展了一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農作物重新引入計劃:

依賴於女性根據一系列的環境指標,包括樹木物候、野生動物行爲以及最近的氣候模式,比如遷移的鸛鳥……做出的天氣預報。女性天氣預報被認爲比國家天氣預報更準確,因爲後者往往覆蓋更廣泛的區域,因此不太具體。重視女性對當地環境條件、種子系統和農作物多樣化戰略的特定知識能促進農場主之間的創新轉移,提高 (女性) 農場主在獨立自主地識別傳統食品和農業實踐、知識和生物多樣性中的新應對機制方面的能力。

這裡,女性對當地社會和自然(“生物文化”)複合指標的特殊敏感性被認爲是可促進新型農業(可持續、賦權、流動)的認識論資源。奇雷濟的例子還表明研究人員願意研究傳統農作物景觀中高度複雜的成分。這種農業系統既包含社會生態,也包含自然生態,其中環境、生計和文化關切相互交織。20 世紀 70 年代,農業生態學和農業系統研究對綠色革命倡導的扁平化農作物景觀進行批判。如今,這兩個學科都成爲農業遺產系統研究的組成部分。

作爲資源的農業遺產

中國是推進農業遺產項目最積極的國家之一,爲反思該項目的潛臺詞、背景和議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焦秉貞繪圖《御製耕織圖》(又名《佩文齋耕織圖》)局部。圖片來自故宮博物館網。

我們看到,曾經作爲古老帝國的生產力中心和先進農業實踐的典範的中國華北粟產區,如何被晚期的帝國政府和農學家貶低爲生產力低下的落後地區。我們還看到,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中國作爲一個繁榮和富有成效的消費社會的自我形象得到鞏固,這促使中國重新重視落後地區:像王金莊這樣條件惡劣、生活艱苦的村莊,原本應該是死水一潭,現在卻被重新包裝爲遺產地,遊客可以在這裡品味歷史,同時又能爲村莊的生計做貢獻。

在中國衆多的欠發達村莊中,只有少數幾個村子的驢比拖拉機更有技術價值。自 1949 年以來,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運動(雖然其政治目標和方式各不相同)都試圖通過用拖拉機代替驢或水牛、整合農田和其他資源、基礎設施現代化、進行科學教育和農民技術培訓來建設更加現代化、更高效的農作物景觀。但農村人口正在老齡化,而將農田劃分給小農家庭的做法限制了發展。以擴大生產爲目的的政策包括允許農業綜合企業(“龍頭”)承包土地,將農民轉移到利潤豐厚但有風險的豬肉生產或釀酒葡萄種植等集約化大規模生產商品的產業等。

隨着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中國的領導人、科學家和公衆越來越關注環境後果。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政府推動了基因組學和其他生物技術研究項目,以開發更可持續的農作物品種,有針對性地適應當地生態系統和小農的需求。2005 年夏天,中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新計劃,建立了首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試點項目。地點選在浙江麗水市的青田縣,這裡至今仍然實行我們描述的“稻魚共生系統”。隨後,中國政府正式提出推進“生態文明”理念以追求工業現代化,生態農業是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 — 2030 年)》啓動了衆多保護和恢復項目,包括確定一千多個村莊爲“生態農業示範村”。“青田稻魚共生系統”在衆多地點中第一個獲得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位。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2012)劇照。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國家重要農業遺產項目的目標是保護現有系統。一個農作物景觀必須被評估爲在當地環境中具有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才符合要求。據說,由生態學家、經濟學家、農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民俗學家組成的中國跨學科研究團隊與當地人合作研究當地生態社會系統的動態,評估威脅(貧困、脆弱的環境、城鄉遷移)並制定解決方案。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遺址和其他地方的遺址一樣,代表着純粹的風土人情: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江西萬年稻作文化系統”面積只有兩百公頃;得益於當地的泉水和特殊的微氣候,其特殊的水稻品種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成長。此外,這些小生態環境的再生產潛力也被仔細研究。比如“青田稻魚共生系統”顯然已經存在於華南兩百萬公頃的土地上,並將被推廣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水稻種植區。

農業遺產及其對處於危險之中的地球的救贖潛力,將中國政府、聯合國糧農組織、環保主義者、另類全球主義者、慢食理論家、種子保護主義者、糧食主權運動和原住民權利保護團體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鬆散的聯盟。

占主導地位的農作物景觀的公認價值被顛倒了。工業化農業的生產力被重新定義爲資源浪費,且對社會和環境具有破壞性——是對地球生存的威脅,而不是和平與富足的保障。被進步所忽視的落後農作物景觀被重新解讀爲寶貴的知識庫,掌握着公正和可持續未來的關鍵。它們的居民(通常是窮人、少數族裔或原住民羣體)從歷史的失敗者轉變爲地球未來的管理者。

“地球新願景”的貢獻者

儘管農業文化遺產的概念與許多其他現代主義價值觀相悖,但其核心是活力。

有人認爲,這些系統能夠倖存下來是因爲它們具有韌性。賦予它們韌性的要素和系統動態可以被識別並在其他地方培育成農作物景觀。但因爲它們是物種、環境、人類實踐和制度的複雜集合體,它們無法在其他環境中被完全複製:即使在它們的家鄉,它們也不是純粹的,而是會隨着時間推移而不斷變化。傳統農業體系被視爲與地方品種類似的資源,是在現代全球工業農作物景觀的間隙中存活下來的農作物景觀的寶貴遺傳物質,不太可能在冷凍的鋁箔包中長期存活。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英文版(耶魯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書封。

生產主義農學的規模和價值的倒置是促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系列團體和機構共同的依據。但是,他們關於傳統農作物景觀的政治思想體系和立場存在巨大的分歧。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計劃認爲它們是“地球新願景”的貢獻者,通過“農村發展動力引擎”項目實現。作爲一個將中國、瑞士和沙特阿拉伯等政治多元化國家囊括在內的組織,我們可以推斷,這裡的生態激進主義並不是爲了破壞社會秩序。中國的案例再一次凸顯了其中的利害關係。

中國的農業文化遺產遺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少數民族居住的。因此民俗學家出現在研究團隊中並非偶然:傳統歌曲、舞蹈、手工藝、服飾甚至儀式在面向遊客開放的景點中佔據重要地位,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地方,生態旅遊幾乎都是每個國家重要文化遺產遺址的重要民生保障。正如人類學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所說,以營利爲目的的文化表演未必不真實:過去,禮儀專家和音樂家也因爲提供服務而獲得報酬,這種傳統的市場化維持了文化的生存和當地的發展。

另外,薩帕塔人的公共米爾帕園地旨在爲革命者提供食物,以持續積極抵抗墨西哥中部國家的入侵。恰帕斯州的薩帕塔以及美洲各地涌現的其他農業遺產運動所創造的歷史,都突出了反殖民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以及民族主權的主張:糧食主權和種子主權使政治和經濟獨立自主成爲可能;中美洲米爾帕的玉米、南瓜和豆類象徵着集體行動和照顧;園子裡的公共工作提高了公民意識;每年精心挑選的地方種子體現了原住民社區千年來控制自己土地和命運的權利——“收穫叛亂的時候到了”。

再生產技術並不驚心動魄:種子收集、發酵、包裝和脫殼。在癡迷於將發明和創新視爲經濟繁榮關鍵的技術史上,這些都不是宏大敘事的焦點。但是,我們的技術選擇具有識別重大歷史動態的優勢。

真人秀《克拉克森的農場》(Clarkson's Farm)第三季(2024)劇照。

聚焦於收集全球作物多樣性的做法將納粹帝國與在熱帶地區殖民以開發其農作物景觀的歐洲企業聯繫起來。對發酵過程的研究揭示了日本民族再生產的物質與文化記錄,以及關於葡萄牙在國際資本主義中的地位的基本辯論。包裝和加工技術改變了腰果產業的規模和範圍,也改變了腰果的本體。施肥技術改造了貧瘠的土壤和黑人歷史。互聯網和驢犁使被忽視的中國農作物景觀重新成爲世界遺產。

這是在邀請我們探索歷史上的技術,更多地研究技術在人類、帝國和文化繁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關注它們的創新性和複雜程度。

我們確實對波特酒的混合工藝很感興趣,但是我們詳細講解的是索萊拉工藝如何通過凍結時間來實現農作物景觀的擴展,以及它如何通過穩定不同年份的波特酒的特性來形成消費者層次結構。關於波特酒釀造過程的討論吸引了許多品酒愛好者。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它們展示了加工技術如何演化,以重現特定年份的品質以及技術如何複製時間。

農作物多樣性的未來

在農業歷史上,繁殖通常指植物的生命週期。在這裡,從育種的角度考慮,通常的定義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當然,育種者的承諾也是從創新的角度表述的:他們培育出了維持農作物景觀工業化願景的純系和雜交品種。但這個敘述還揭示了,從一開始,這種育種實踐就需要獲得地方品種和野生物種中所蘊含的變異性。設計出新型農作物多樣性保護形式(即種子庫)的科學家和生產出佔據歐洲田地的新品種的科學家是同一批人。育種既是爲了保護全球農作物多樣性,也是爲了創造新的生命形式。

或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研究全球種子庫的歷史學家最終與研究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的歷史學家使用了相同的文獻。在解釋歷史動態時,與其執着於“新與舊”或者“有用與廢物”的對立,不如在十字路口停下腳步,關注那些總是讓一個品種依靠另一個品種的技術,這可能會更有成效。

紀錄片《碳水超載:吃到死的文化》(Carb-Loaded: A Culture Dying to Eat,2014)劇照。

我們把技術作爲連接關於農作物繁殖的各節的紅線,其不僅包括生物繁衍技術,而且包括更廣泛地擴大或重新定義農作物的影響範圍、意義和社會影響的工具和知識。我們考慮了現代種子庫所用的混凝土和銀箔,釀酒方法和品牌技術,土壤覆蓋法或石油開採技術——所有這些技術都不同於從避孕藥到基因編輯等一系列“新繁育技術”,近年來,這些問題激發了公衆的想象力和激進的學術批判。

我們沒有忽視從生物繁殖的視角進行農作物研究的趣味和重要性。但是,農作物景觀作爲農作物和人類通過勞動、供養和鬥爭相互塑造的舞臺,爲調和遺傳或生殖本質主義提供了一個框架。農作物景觀是探索多種再生產的、社會的、象徵的以及生物和物質的形式之間糾纏關係的理想場所。

我們在其他作品中,講述了因爲將棉花種植和加工技術引入長江三角洲而被尊崇爲“棉農第一人”的黃道婆的故事,其揭示了元朝的性別再生產過程;使菸草顏色明亮的技術維持了美國南部的民粹主義運動和身份政治;法西斯意大利培育的矮立多小麥將意大利農民轉變爲兇猛的敢死隊。凱瑟琳·德盧納將她對非洲中南部叢林生存技能的長期研究描述爲“關於耕種的故事——種植糧食並培養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個體差異和羣體聯繫”。

這裡,我們看到杜波依斯通過結合土地所有權、植物和勞動力分析美國南部的種族繁衍過程,並故意避免提及任何與人類生物學有關的內容。他將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奴隸制解放鬥爭描述爲“大罷工”,模糊了奴隸與工人、種植園與工廠之間的差異,這對我們的論證同樣重要,其他激進歷史傳統的傑出成員緊隨其後,他們重新書寫了大西洋的黑人歷史,同時將歷史寫作去殖民化。

在解釋種族形成的過程時,這些歷史學家並沒有只專注於人類的生物繁殖,而是顧及甘蔗景觀以及其中的甘蔗田和沸騰爐。在他們的敘述中,白人種植園主和黑人奴隸地位的再生產與糖、棉花或菸草的(再)生產密不可分。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一書。原文作者:[英]白馥蘭等;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劉軍。 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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