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可憐的東西》：給女人一本書與一把槍，男人就會從暴君變成一頭羊！

如果說，《Barbie芭比》是一部女性主義的影像通論；那麼改編自 Alasdair Gray 同名小說《可憐的東西》則是一部融會貫通，並將其深入探索轉化的影像攻略，在《Barbie芭比》未被滿足的部分，於《可憐的東西》之中找到了。

電影《可憐的東西》：給女人一本書與一把槍，男人就會從暴君變成一頭羊。圖/探照燈影業

倒不是說導演葛莉塔潔薇與編劇諾亞包姆巴赫不理解女性主義，事實上，這對編導伴侶搭擋，應該非常透徹，而這是源於《Barbie芭比》與《可憐的東西》在商業市場角度的根本不同。對一部目標全球10億美元的作品，《Barbie芭比》之於女性主義的討論其實非常廣泛，做法也足夠清晰，我甚至認爲，他們可能做得非常完美，纔有機會讓這類議題式的影像通論進入大衆眼光，在通俗娛樂性的表層底下，掀起性別論戰。

然而，《可憐的東西》沒有10億美元的包袱，導演尤格藍西莫不用讓作品像《Barbie芭比》一樣「看起來很好懂」，志不在10億美元的大衆，不需「大白話」，影像書寫也就得以朝向更有趣的方向前進，當然，也就得以開宗明義地，或明或暗地去討論「性愛」——藉由人類原始慾望的萌芽，並從此展開辯證。

關於身體的政治擺動

在《可憐的東西》之中，觀衆立刻就能從敘事上發現，性愛是啓蒙，性愛讓艾瑪史東離開魚眼鏡頭扭曲後的黑色城堡；性愛是探索，性愛讓艾瑪史東的身體變成工具、展演符號，這是關於身體政治的擺動；性愛是武器，性愛是人類的根本，性愛是逃離規則、撞擊社會秩序的自然法則。

當然，以「性愛」爲主軸進一步梳理，《可憐的東西》就此展開了對「秩序」的討論。《可憐的東西》第一階段的提問是，「禮儀制序與社會規範」從何而來，所以開場尤格藍西莫做的事，是積極地建構一種世界觀——這是透過魚眼鏡頭打造的詭譎，意在劍指背後的「父權秩序」。魚眼鏡頭會告訴觀衆，這是男人建構且主宰的世界；而以魚眼鏡頭的特性解讀劇中世界——就會是變形的、古怪的、壓力的；除了魚眼之外，同樣貫串全片的淺景深鏡頭刻意模糊背景帶來的效果——荒誕的、夢境的、超現實的，就在第一階段就產生了看似殊途但卻同歸的兩種分層。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

身體的改造是思想的延伸

象徵「科學、知識、權威、男性」的威廉達佛是第一層，隨着敘事展開，得以發現威廉達佛的「身體」自小被父親改造——身體成爲了父親「思想」的延續。象徵「移植、無知、失勢、女性」的艾瑪史東是第二層，事實上，從身體的框架理解，在此艾瑪史東與威廉達佛產生了互文——艾瑪史東的「身體」是被威廉達佛改造，當然，也就成爲威廉達佛「思想」的延續。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

至此，從威廉達佛以及艾瑪史東映襯對照，「禮儀制序與社會規範」從何而來的答案，也就昭然若揭——無論性別皆活在「父權」底下，而這樣的父權狀態，在魚眼攝影的調度、淺景深鏡頭的效果之下，所產生陰鬱的變形，尤格藍西莫揭露父權社會的形象，也就得以從寬型銀幕透進觀衆眼中。

倘若從尤格藍西莫的「作者脈絡」檢視，得以發現從《真寵》開始，尤格藍西莫明顯鮮明迷戀魚眼鏡頭的變形效果，試圖在魚眼之中，創造建立某種奇想世界，而「奇想世界」乃至於「父權探討」就是尤格藍西莫的一脈相承，諸如《非普通教欲》、《單身動物園》、《聖鹿之死》等片，皆在奇觀之中窺視人類社會結構的權力再現（或中產或上流）乃至於原始慾望——單從《可憐的東西》開場，就能辨別尤格藍西莫的正宗印記。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

尤格藍西莫真正的提問與解答

回到《可憐的東西》，在第一段的提問後，尤格藍西莫要問且該問的真正核心問題是——「該怎麼從父權解放」？所以，尤格藍西莫必須先殺死艾瑪史東——從精神上殺死、從肉體上轉化，開場最重要的鳥瞰鏡頭帶來的語言象徵，從所有意義上扮演了上帝的男性權威的凝視（答案在文末），我們在這顆幾乎複製《聖鹿之死》相同的鳥瞰鏡頭中——看見了艾瑪史東（女性）的死亡，接着，尤格藍西莫才能見證重生。

男人的控制權深埋在《可憐的東西》各個角落，而尤格藍西莫開始要做的，是摧毀秩序，更精準地說，是重探男人的制序——而這是知識與權力堆疊而成的世界，所以死亡後的艾瑪史東，帶着重構的身體與新生的腦袋（別忘記是性愛帶來的好奇心）踏上旅途，試圖看到另一種樣貌。也因此，《可憐的東西》在此成爲了一部女性公路覺醒電影，尤格藍西莫緊接着在「里斯本」篇章進一步探問身體，觀衆在此跟着艾瑪史東的身體積極移動，所以大量採用了移動鏡頭（Tracking Shot），跟隨艾瑪史東透過五感覺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探索身體與社會的關係——成了一種身體政治電影。

接着，就能在「里斯本」篇章中發現，視覺從原先的黑白轉爲奇幻泡泡糖色彩，艾瑪史東開始品嚐／嗅聞美食、觸撫所見之物，然後，逐步發現了凌駕於黑色城堡之外，這世界更巨大的禮儀規範——這是關於語言（人與人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關於行動（什麼場合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關於「限制」的世界，所以艾瑪史東不能再隨意便溺、不能再亂摔餐盤，因爲，在父權禮儀教養的限制世界中，如同片中所演，妳隨時會被男人賞一巴掌。

「里斯本」篇章中，觀衆跟隨艾瑪史東透過「身體」探索了世界，完成了「身體」的設定；接着，尤格藍西莫在「船」的篇章中找到了「知識」，在「船」的擺渡性移動中，搭設思想覺醒的場域（恰恰如同男性的地理大發現），透過老婦人以及知識份子的啓蒙，攪動思想——於是，艾瑪史東有了第一次哭泣。因爲，隨着「身體」與「知識」具備的覺醒之後，艾瑪史東才能看見階級、才能看見貧富，纔有了社會，而人與人之間，因爲階級、貧富、社會等結構，就有了不公、剝削、殘忍，會悲傷，就會哭泣。

用身體探討主體性

至此，是第二階段的提問，透過性愛與「里斯本」的探索有了身體；藉著書籍與「船」的啓蒙有了知識，那麼，我們就得以思考，身體究竟是否屬於自我，主體性的問題在「巴黎」篇章展開，尤格藍西莫帶着觀衆共同探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樣貌——聰明也理所當然的，場域就得是風流的花都妓院。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

所以，艾瑪史東必須瘋狂地做愛，她必須在百花齊放的慾望以及自我的能動性之中，親自用雙眼觀見數百種的他者赤裸男性，才能用身體，去討論主體，並理解身體（人類）帶來的政治與經濟——瘋狂做愛是必須的，也並不突兀以及噁心，因爲從片頭一開始，尤格藍西莫就定調了原始性愛所擁有的愉悅感以及好奇心，這就是推動全片最重要的底蘊慾望。

而在這階段，尤格藍西莫深知社會框架的存在——亦即，性愛與自然法則無法真正遠離羣體社會千年遺毒，所以，回到最終，以性愛爲名的艾瑪史東，回到了資本經濟，也在其中嘗過社會主義的矛盾——這就是人類與社會。最後，繞巡歐洲一週（還是如同男性的地理大發現），辯證了「身體」、「知識」、「社會」的結構關係回到「倫敦」篇章，尤格藍西莫終於在此讓權力的極端現形——槍桿子出政權，男人害怕到必須緊緊握着槍，才能主導世界。終於，尤格藍西莫最終回溯了艾瑪史東（女性）的源頭，要觀衆理解，開場被逼上末路從橋上一躍而下的死亡（那顆上帝視角的鳥瞰鏡頭）的背後成因——答案就是握着槍的男人。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

書寫至此，事實上，我並不認爲尤格藍西莫拍了一部大肆攻擊男性的電影，我以爲尤格藍西莫根本目的是在催毀制序、重建權力，更精準點說，是破壞男性自詡上帝（因爲那顆鳥瞰鏡頭）所建構的制序。

於是進入結尾，觀衆就能發現，《可憐的東西》一定得要是科學怪人的神話故事，尤格藍西莫就是要在奇幻的蜜糖國度，透過科學怪人的特性——奇幻、錯置、移植、重構、覆寫現實世界，豬頭才能配上雞身，男人與女人的關係，書與槍，才得以換位顛覆。

而讓擁有「身體」與「知識」的女人，重新面對「威權」的男人是重要的，所以，在公路覺醒電影的整體循環後，影像結構的論述就會是：

「給女人一本書，男人會氣到跳腳；再給女人一把槍，男人的腳會被開上大洞；那麼，給女人一本書跟一把槍，女人有了知識與權力，男人就會從暴君變成一頭羊，只能聒噪地啃草，而女人也能穿着華服，優雅地品酒。」最後，尤格藍西莫會笑着這樣告訴你。

《可憐的東西》。圖/探照燈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