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網球 左拉的自行車 與加繆的足球

杜拉斯 左拉 加繆

◎桑梓

四年一度的夏季奧運會正在法國進行，對於現代奧運會來說，這也算一次回家之旅，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國際田徑代表大會上，正是由於法國教育家顧拜旦的提議，源自古希臘的奧運會得以用現代的形式復興。顧拜旦後來起草了《奧林匹克宣言》，他因此被後人尊稱爲“現代奧林匹克之父”。

藉着這一由頭，我想起了法國作家們與體育的愛恨情仇。從網球、足球、跑步，到划船、賽馬、游泳、自行車等，法國作家們也有不少跟體育有關的描寫，乃至頗爲有趣的八卦。這其中最有名的顯然是當過專業守門員的加繆，但不妨先從一位女作家說起，那就是瑪格麗特·杜拉斯。

杜拉斯：網球的拍聲打在心上

杜拉斯因《情人》《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蜚聲世界，她在小說和對談中多次寫過體育運動。其中談論最多的是網球。在《情人》《毀滅，她說》《副領事》等作品中，杜拉斯都寫過網球。她還專門爲網球寫過一篇小說，那就是1968年定稿的《毀滅，她說》。

小說講述了在森林邊緣的旅館中，兩對男女的愛情四重奏，杜拉斯曾希望電影大師阿倫·雷乃改編這篇小說，可惜未能成行。小說裡寫道：“她又在那裡，網球場邊，坐在一張白色長椅上。還有其他白色長椅，大部分是空的，空的，面對面東倒西歪，圍成一圈，孤零零。午睡以後他就看不到她的蹤影了……今天網球的拍聲都打在太陽穴上，打在心上。”

網球是殖民地貴婦們的社交平臺，也是殖民地裡尊貴身份的體現。杜拉斯對網球的思考內置了階層視角，她的網球情結與童年有關。在《1962—1991私人文學史：杜拉斯訪談錄》中，我們能從杜拉斯接受的採訪中拼湊出細節。她出生於印度，當時那裡還是法國殖民地。童年時，由於出身低微，她沒法打網球，因爲當時在印度只有殖民地當局的花園裡纔有網球場。她說：“供白人使用的游泳池、網球場……這些體現不公平的地方很漂亮，是的，有一種罕見的美，罕見的高貴。”

階層感曾刺傷她，使她早早注視世界的巨大不公。不過，單純在技藝上，杜拉斯欣賞網球這項運動，這也是她反覆書寫網球的原因。

莫迪亞諾的“體育咖啡館”

寫網球的作家爲數不少。比如代表作是《你好，憂愁》的弗朗索瓦茲·薩岡。她在《意大利的天空》裡寫了一個打網球的男人。不過，薩岡最喜歡的運動也許是跳舞，她在青春期時常常跑到聖日耳曼-德普雷廣場的地下室酒吧去跳舞，她追求“一種並不奢華卻彷彿夢幻般的生活”。二戰以後，薩岡一度是慾望生活的代名詞，她縱情享樂，蔑視永恆，她毫不諱言：“我很膚淺，但膚淺就會關注那些有趣的小事……”

除此之外，莫迪亞諾也寫過網球，這位出生在布洛涅-比揚古的作家於2014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憑藉對於記憶幻影的精準描摹而聞名，他的文字有普魯斯特的遺風，如同一首首旋律不同但都富有曼妙節奏感的音樂作品。他在《隱形墨水》裡寫一位名叫達尼埃爾·V的男子，V教網球課賺了一點錢，但他打算在十月份時徹底離開阿訥西，準備進入日內瓦或巴黎的酒店業工作。

莫迪亞諾的其他小說也有一些跟體育有關的細節。《一度青春》裡出現的咖啡館就叫“體育咖啡館”；《一個法國的夏天》裡，人們一個挨一個地擠在公路的兩側，等着觀看參加環法自行車賽運動員的到來；而在《暗店街》中，他再一次寫到網球：

“我目送這位身着舊大衣、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盡的老人在夜色中漸漸遠去，在他和過去的網球運動員，英俊的、一頭金髮的波羅裡海男爵康斯坦丁·馮·於特之間，哪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法國是網球法國，四大滿貫之一的法網就是法國的重點賽事之一，它的決賽場地羅蘭·加洛斯球場也是本屆奧運會網球決賽的舉辦地。

值得一提的是，寫出《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他自幼患哮喘病，成年後因身體不佳長期臥病在牀，但他也是一名網球愛好者。

加繆：美就是將永恆存於一瞬之間

說到法國作家喜歡的運動，你可能很容易想到足球、網球和跑步，但不知你會不會想到自行車。大名鼎鼎的自然主義代表作家左拉、劇作家雅裡、詩人努塞拉等都是自行車愛好者。作家龔古爾對作家有過一句嘲笑，就叫“騎自行車的胖子左拉”。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自行車纔是法國的第一流行運動。

當然，要說到法國作家和體育，不能沒有加繆。加繆貨真價實當過運動員，他曾是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隊（RUA）門將。1930年，16歲的他因爲表現優秀而登上球隊榮譽榜。如果按照這個路線繼續下去，世界足球歷史上可能會多出一個門神，名叫阿爾貝·加繆。

只可惜，由於染上肺結核（他的某些親戚認爲這與他在一次比賽完後着涼有關），加繆不得不結束自己的足球生涯。

加繆對足球的熱愛還體現在諸多細節。根據相關傳記，他在阿爾及利亞時會經常看當地球隊的比賽。在1941年，他在學校擔任足球校隊教練。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他率先想到一場在巴黎的足球冠軍賽要被取消。而在《鼠疫》《局外人》等小說裡，他都寫到了足球。曾有人問他，劇院和足球，你選哪一個？他說，當然是足球！

加繆欣賞足球的藝術，也看到足球的暴力，他將足球視作人生的寓言，認爲足球是人類對抗荒謬的縮影。加繆眼中的足球運動員，就像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們下定決心以激情和力量灌注自身，去面對這荒野般的世界，哪怕心知自我的命運終究如風暴中墜下的石塊，也要繼續被他人嘲笑的行動。

加繆曾寫道：“美就是將永恆存於一瞬之間，卻使人忍不住想使那片刻無限延展。”《局外人》中有一幕，主人公莫爾索看到心儀的本土球隊凱旋歸來，球迷們“引吭高歌着球隊的永不衰敗”。這或許傳遞出加繆的態度——不是堅信有什麼事物永垂不朽，而是明知事物易朽，仍在那青春的時刻高歌永恆，那是一個巨大的荒謬與浪漫交織的時刻，它迴響於每一個凡人的命運中。

斯人已逝，文學與體育的“永恆瞬間”仍在被新一代人創造。奧運會讓巴黎再一次成爲世界焦點。

人們常以“過完奧運會，夏天也就結束了”聊寄一種惜別之情。奧運會的意義早已不只是體育競技，它讓全球最頂尖的運動員聚在一起，讓不同時區的觀衆暫時沉浸於體育的海洋，去一次次觀看人類衝擊身體的極限，在賽場上實現夢想，也能讓運動員憑藉自身天賦與努力，書寫英雄敘事或勵志童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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