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世代分岐　破界藍綠衝突

文／陳鄭爲

先說結論。「權利共識」已逐漸成爲新一代臺灣人民心中的願想，但世代間核心價值的差異與分歧，被近年來各項議題的發展又重新導回街頭路線，且程度脫離以藍綠爲界的對抗。

青年世代手機App相約上街

自前總統馬英九第二任期開始，由於經濟成長不如預期，內政治理也未達社會需求，現實的社會環境讓青年世代逐漸從消極承受，轉向積極訴求改變。然而，陳年、複雜且龐大的社經結構又豈是馬英九政府一朝令便能當夕改？

是以，羣衆渴望改變的迫切，讓馬英九執政後期的滿意度陷入低迷，這不啻提供社運界一塊充分滋養的土壤。社運團體隨各項議題反覆操演，藉由社羣媒體串連、宣傳，組織發展程度從而提高，最終社運團體漸漸形成一股廣泛、高舉進步旗幟的聯盟，並以青年世代爲主要構成及支持羣體。

其後，蔡英文於總統選舉大勝，這股青年世代的支持被視爲蔡英文勝選的重要能量。由於此番支持的意義有別於過去以統獨立場爲大的民進黨支持者，故這批青年被稱作民進黨的「非傳統支持者」。然而，蔡英文上任後，臺北街頭的「熱鬧」依舊，上街對着蔡英文政府咆哮不滿的行動沒有少過，甚至上街者多是當初曾經對蔡英文投下總統票的「非傳統支持者們」。這不禁令人想問，民進黨執政的處境何以至此？

細究這批民進黨「非傳統支持者」，可發現四個特點：一是年輕；二是未受限於特定政黨立場；三是具高度權利意識；四是普遍成長於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

這就解釋了民進黨上臺之後，公民運動並未停歇，因爲新的青年世代在某種程度上打破臺灣長期以來，總是由藍綠所劃下的對立面，他們不再訴求統獨身份上的認同，也沒有堅定的政黨效忠意識，他們關注的是權利保障與程序面向，於是發難的目標對象非絕對的藍，也非絕對的綠，重點在於誰是執政黨。

依世代劃界的價值運動

回顧華航空服員發起罷工，徹夜靜坐南京東路開始，接着數萬名軍公教人員因不滿年金改革上街，到勞工團體爲了《勞動基準法》修法發起絕食抗議；再到婚姻平權運動，引發正反雙方輪番舉辦萬人遊行集會向政府施壓、表態等，再再預示着示威者的價值觀正在轉變。

婚姻平權是體現世代價值差異最明顯的例子。據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顯示，針對立法院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享有民法權利議題，贊成者爲46.3%，反對者佔45.4%；40歲以下受訪者贊成的約64%，但40歲以上則有過半數反對。此議題在民進黨內也存在世代價值的差異。

同樣的世代觀念差異也反映在年金改革議題上，據《今週刊》的民調顯示，62.7%的軍公教人員認爲年金改革目的是避免破產危機，但30至39歲的軍公教人員則認爲是解決世代不公問題；有64.2%的勞工認爲年金改革的目標是拉近職業別之間的福利差距，但20至29歲的勞工則更在意世代分配不均的困境。

再以華航空服員罷工、勞基法修法引來勞團抗爭等事件，都獲得社會一定程度的支持來說，便是勞動者權益在輿論環境轉變下，受到激勵的結果，也說明青年世代的勞動意識顯然已不同於上一代習慣順從資方支配的父執輩。

從大的發展看，儘管上述諸多抗爭的議題訴求不同、組成分子相異，但他們抗爭的價值意識本身卻高度相近，即確保每一個人的權利受到正視與保障。

政黨已輪替 爲何仍上街

綜觀諸多抗爭背後，顯示出社會意見處在赤裸分歧的狀態。無論是因年金改革、勞動者權益提升或性別平權意識而起的多項維權運動，反覆陳述一個事實：臺灣社會如今正揚起一波對於「權利」的高度關注。簡言之，民衆在政治上歷經追求民主化、身份認同後，正式轉向對於權利平等的主張，而社會分歧的隔閡早已不再是省籍，也不是一味的藍綠，而是世代價值間的差距。

如今，世代間的價值差異，卻因新世代過於年輕、理想化，對於追尋核心價值有着強烈的使命感，這股世代在乎至極的利益卻尚未能被檯面上既有的政黨所充分代理，於是體制外的青年世代以動員羣衆運動作爲積極參政的方式，向代表上一個世代意識的執政黨要求立即見效的政治兌現。

這種青年對權利意識的積極進取，堪爲2012年後政治發展上的「新常態」，一系列運動所纏繞的主題都可收斂至權利。如洪仲丘事件代表對軍隊內部體系人權的重視；國道收費員、華航空服員罷工、勞基法修法等事件，象徵社會對勞動者權益關注度的提升；年金改革所揭櫫的老人經濟安全政策，更添增社會對每一個職業別的身份、權利分配應該有所均衡的討論。再如與原住民相關的政策推動，是基於對不同族羣或弱勢族羣權利保障有意識地展開；性別平權運動則更不需要說明，是從性別政治出發，對於不同性向認同的羣體給予一視同仁的法律保障。

大抵而言，臺灣社會正油然興起一波對於不同族羣、階級、職業別、性別、性向者多方關照的權利意識觀，既單一關注於權利議題，同時又多元普及於每個不同身份構成的羣體權利本身。

現階段的發展態勢有別於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多關注於民主化的推展，訴求全面改選、落實民主；也有別於在民主化、象徵民主鞏固的政黨輪替後，朝臺灣人身份認同的探尋。在民主化後的第三個十年，這一世代的青年以積極參政的方式維護權利，象徵權利意識早已深植在成長於民主化展開初期、那一代人的價值觀之中，若說民主化是花開，在意權利意識則是時序遲滯後的結果。

當權利成爲新的政治正確

或許可稱作臺灣民主化的持續與優化，不同於最初臺灣人認定的民主化是以選舉方式完成，後來又以爲政黨輪替便是民主鞏固，從小出生在民主化發展階段的青年世代，他們認定的民主是落實每一個個體權利受到相同的保障，可謂重新定義民主社會的內涵。

外界總看臺灣內部吵吵鬧鬧，上從政府、下至民間都不戮力刺激經濟成長，但走上街頭的青年世代顯然不覺得顧此就要失彼，他們認爲政府提供、營造一個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是應該的，而公民運動額外訴求的是，新一代的公民還要有這些。

面對這樣的態勢，以線性的政治發展來看待臺灣人追求民主化、追尋身份認同後，自然發展到權利保障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詮釋則是世代更迭，關注的熱點隨着不同的價值觀自然轉移。兩者都言之成理。

回顧2014年，臺北市長選舉便是一個有趣的例子。柯文哲主打「這一票，你聽孩子的話」，連勝文則反打「這一票請聽父母的話」，儘管該次選戰主打的是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矛盾，但其劃分的界線已不同於過往的藍綠之爭，而是隱藏在對抗意識背後的世代價值分歧，並正式浮上臺面。最後的結果是，柯文哲勝選了。

公民運動之後，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政黨都該有所體悟，如今的社會需求其實遠遠超乎他們目前能供給的，因爲當政黨還在爭論統獨藍綠時，只是突顯自己與社會當季的需求，存在多遠的距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