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暫時不走，河南鬆了口氣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消除蘋果和富士康們在中國生產、經營、投資的後顧之憂？

撰文丨陳白

富士康重返中國的消息還在持續發酵。

此前幾年，富士康曾將部分生產線遷移至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甚至還加碼55億投資注入越南工廠，當時看起來是去意已決。

不過，富士康近期卻宣佈，將投資10億元在河南鄭州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並擴大供應鏈條。此舉隨即被外界解讀爲其從印度和越南的生產基地“迴歸”中國內地。

隨後掀起的招工浪潮進一步驗證了這一判斷：據媒體報道，鄭州富士康工廠最近開始加大招工力度，比往年提早了近半個月進入招聘旺季，兩週招工5萬人進場，待遇豐厚。

作爲最大的果鏈代工企業，富士康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因爲它意味着巨大的就業崗位以及舉足輕重的進出口貿易額。

富士康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河南省的數據能夠說明一切：從年度數據來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機數量5761萬臺，同比下降了14.5%。今年一季度，這一下滑趨勢還在繼續擴大。

根據鄭州海關數據，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萬臺手機，而2024年一季度僅有664萬臺，減少了1024萬臺。手機出口金額從2023年一季度的711億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億元。

宏觀數據上的變化痛感可能沒有那麼明顯，但在微觀世界裡，是一羣羣拖着行李箱的打工人失望回到家鄉。過去30年所熟悉的“進廠打螺絲”之路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爭議，但這並不妨礙它作爲一個幾乎零門檻的就業選項。

可後來，這條路也開始越來越窄了。

或許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當富士康重返中國的消息出現，當從鄭州空港到深圳龍華的招工信息再一次出現，人們纔會如此欣喜若狂——有一份穩定的進廠打工收入，可能就意味着一個家庭的生計就得以延續了。

只是，雖然富士康現在回來了，可當初“分手”時存在的諸多問題，其實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其中最關鍵的兩個問題是，當初富士康爲什麼要離開？未來拿什麼繼續留住富士康？

當下富士康爲什麼會回來？答案是很簡單的，因爲外面的越南和印度，遠沒有最初想象的那麼美好。

以印度市場爲例，承載了庫克巨大希望的印度製造，令人失望的程度簡直超出許多人的想象：最近有消息稱，印度工廠組裝的iPhone 15良品率僅有50%，按照歐洲標準，良品率只有34%；而作爲對比，鄭州工廠生產的iPhone良品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

更尷尬的是，印度產的iPhone15居然大腸桿菌超標。大腸桿菌是一種常見的細菌，通常存在於人類和動物的腸道以及糞便中，這一細菌含量的多少一般是用來評估食品和水源衛生質量的重要標準。

只是誰也沒想到，本應該是精密儀器生產的環節，卻面臨着基礎的衛生問題。而這僅僅只是印度製造存在困境的冰山一角。印度向來被視爲“外資墳場”，從歐美企業到中國、日本企業，都曾經在印度遭遇重挫。前不久，小米和vivo也都在印度遭遇了重大挫折，高管要求是印度裔的提法，更是使得許多跨國公司望而卻步。

至於東南亞，同樣存在着一些沒去之前想象不到的問題。據港媒報道，富士康“迴歸”根源問題還在於工人素質、產業鏈以及基礎設施建設。

由於印度、東南亞的工人受教育程度遠不如中國，加之文化差異，使得富士康在當地面臨着巨大的管理困境。

供應鏈不齊全也是另一個主要原因，雖然兩國的人工成本低於中國，但有不少越南和印度工廠需要的零件仍要從中國進口，工廠還要支付昂貴的運輸費用，拉高了總成本。

此外，基礎設施欠缺也成爲“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印度、越南的電力落後，在工廠生產的電力高峰期面臨限電的困境，印度民間的偷電現象也廣泛存在，進一步提升了生產成本。

現在在國內的社交媒體上，不斷流傳着富士康從越南拉回機器的照片。從2017年宣佈去美國，到後來又轉往印度和東南亞，事實證明，在全球溜了一圈的富士康，發現還是“中國製造”的性價比最高。

許多人爲富士康的迴歸感到欣慰。但很少有人會想：既然“中國製造”這麼好，富士康這些年爲什麼總是想要走？

富士康要走可謂“蓄謀已久”。

在商言商，富士康想走的首要因素還是“中國製造”的各項成本都開始不斷上升，這其中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等因素影響。加之政策導向也逐漸開始轉向騰籠換鳥、轉型升級的表達，出於多重因素考慮，其實不只是富士康，許多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企業都開始了向東南亞的流動。

早在2016年左右，富士康就開始探索在印度等新興市場建立生產基地的可能性。這一舉動旨在利用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同時也爲蘋果等主要客戶開闢新的市場。然而，儘管印度提供了成本優勢，但在實際運營中還是遭遇了諸如供應鏈不成熟、基礎設施薄弱、監管規則不確定性等挑戰。

於是，富士康把目光轉向了大客戶蘋果的大本營美國本土。

2017年7月，富士康創辦人郭臺銘和特朗普在白宮高調宣佈，將在未來4年內在美國投資100億美元興建生產巨型工廠，爲美國創造13000個直接就業崗位。

彼時，特朗普的製造業迴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在選舉時有強大說服力，可現實遠不如政客的想象：在美國工廠開建不久後，富士康曾辦了一場大規模招聘會，結果只有300人去面試。

2021年，富士康宣佈將其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資規模從最初的100億美元大幅縮減至6.72億美元。這意味着投資規模縮水了近93%。富士康的美國之行最終不了了之。

但在地緣政治衝突的壓力之下，無論是上游的蘋果還是代工的富士康，尋求工廠替代以平衡風險的動機依然強烈。

近幾年來，雖然庫克一直強調中國的無可替代，但蘋果公司實際執行的還是“去風險”與分散供應鏈的策略，將訂單轉向印度。作爲果鏈的一部分，富士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需要跟隨蘋果的步伐。

加之富士康自己在中國本土也日益面臨着巨大的爭議，自“別讓李嘉誠跑了”開始，對於資本以及資本家的社會情緒的微妙變化，相信同樣也是富士康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組成之一。

但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蘋果還是富士康，在如上諸多壓力之下，轉移產業鏈的進程實際操作都並不順利。

換句話說，當下富士康儘管回來了，但架不住它可能還想走。因爲當初所催生它想走的原因，如今也並沒有真正消失。富士康們之所以回來，只不過是因爲它們暫時還沒有更好的選擇而已。

相比富士康產業鏈轉移的陣痛，富士康離開的時間裡，我們卻真正意義上感受到了“資本跑了”到底是什麼滋味。

河南的感受毫無疑問是最強烈的。

鄭州富士康工廠是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生產基地，巔峰期一度僱傭了35萬名員工。2017年，鄭州手機產量接近3億臺，2023年下滑到1.43億臺，縮水了一半以上。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河南手機出口1100萬臺，出口總額445.26億元，同比減少500多億元。

此前有富士康員工透露，2023年仍在富士康園區上班的員工，僅剩六七萬。下崗的20餘萬富士康工人被迫外出謀生，加上一些聚集在鄭州富士康周圍上下游企業的離散，河南流出的人口相當於1.5個海南。

也就是說，如果富士康們走了，就連進廠流水線打螺絲，可能都要成爲一種奢望。

當然，可能也有人會說，富士康和蘋果可以尋求“中國製造”的替代者，我們同樣可以尋找富士康和蘋果的替代者——從比亞迪到“華鏈”，都在試圖證明我們能夠尋找到產業替代。

但騰籠換鳥，遠不是看起來那麼簡單的置換邏輯。蘋果和果鏈基於的市場，是包括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需求；再往上推導，富士康的製造業管理能力，同樣也是全球頂尖的水平。

這種替代看起來簡單，但一系列數據已經可以說明一切。

例如，鄭州近年大力引進比亞迪超級工廠，但從鄭州的進出口數據就會發現，作爲電子產品代工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富士康，在全球消費電子供應鏈中的地位穩固，主要聚焦於新能源汽車行業製造的比亞迪或許能夠解決就業替代，但遠遠無法解決貿易替代。

這一刻，我們應當慶幸中國人骨子裡的勤勞以及“中國製造”的強大韌性，爲我們留住了富士康遷移的步伐。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在此基礎上，消除蘋果和富士康們在中國生產、經營、投資的後顧之憂？

“讓人不想走”的內在吸引力，總比“別讓人跑了”的威脅，看起來要體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