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我們辦的事兒我們辦了，靠你們了！”

60年後，83歲的劉書鶴仍記得當年在青海金銀灘草原上種樹的艱難。那裡地處高原，年均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種樹是“年年種，年年死”。

“一年青，二年黃，三年就當劈柴棒”，劉書鶴記得，後來大家發現在暖氣管道附近挖溝，填上半米厚的牛糞羊糞，才能種活幾棵楊樹。

就是在這樹木難以存活的地方，他這一代人像野草一樣紮下根來，建起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221基地，製造出讓中國“挺起腰桿兒”的原子彈和氫彈。

當時，中國集結了精銳的青年技術人員來“草原大會戰”，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無線電工程系的年輕人劉書鶴是其中一個。

將軍住帳篷，學生住樓房

今年8月底，受邀赴青海蔘加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週年紀念活動時，劉書鶴坐着輪椅回到當年的廠區，這位老人想起，58年前鄧小平視察基地那天，他就在夾道歡迎的人羣裡。

他在221基地擔任過技術部的環境實驗室主任。“從我們221基地出來的裝備，所碰到的氣候環境和各種運輸、飛行動態環境等，都要做試驗，完成後才能交付給部隊使用。”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

劉書鶴工作的設計部，在221基地標誌性的105大樓。20世紀60年代，這裡有“西北第一高樓”之稱，當時就有了一部電梯。劉書鶴記得，那些頂級科學家的辦公室在頂樓，因此大樓裡羣星閃耀。多年後，好幾位科學家的名字都刻在“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上：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鄧稼先、朱光亞……

不過，劉書鶴沒去過頂樓的辦公室。因爲保密制度，在這裡，不同辦公室的人互不串門。

60年前的很多物事已不復存在，可有些東西又永遠地留在了那裡。近幾年，當地努力根據劉書鶴這代人的回憶，試圖復原過去的廠區。

當年，劉書鶴和3名大學同班同學的“報到證”上寫着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報到地點在青海省西寧市。去“國家保密單位”工作，他們覺得自豪，決心去大西北“大幹一場”。

惡劣的條件已經等在他們前面——報到後，每人領到了221基地標配“四大件”：一頂皮帽子、一雙翻毛棉皮鞋、一牀毛氈和一件藍色棉大衣。

到西寧一個月後，一天晚上，廣播裡傳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當時舉國歡騰，有人走上街頭慶祝，而駐紮在西寧楊家莊的這些大學生接到通知，不許出門、沒有聚會，只在駐地出了一期有關原子彈的黑板報。

誰也不問、誰也不說，這源於他們的入職第一課——保密教育。保密課上，800多名新人同時舉起右手對着《保密守則》宣了誓。

那天晚上，劉書鶴心中已有些明白——這就是我要奉獻終生的事業，這裡，就是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高寒缺氧的金銀灘很快就給了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個下馬威。他們坐上鐵皮悶罐車，被送往高原上的生產部進行勞動鍛鍊。

剛拉開鐵皮車門，飛沙走石，吹得大家直不起腰、睜不開眼。好不容易來到宿舍樓，搬行李時又發現由於高原反應，呼吸困難，沒了力氣。

這些大學生已經享受了221基地最高級別的待遇。爲了讓技術人員能有較好的條件，第九研究設計院的領導李覺、吳際霖等人主動遷到帳篷里居住。很多工人師傅常年住在“乾打壘”，一種半地下窩棚。

將軍住帳篷，學生住樓房，劉書鶴回憶，那情景讓年輕人受到很大鼓舞。

“剛進廣寒宮，又來追太陽”

來到基地，劉書鶴最先學會的就是，這裡的人和事，建築和工號，都用代號和暗語。

一本簽發於1965年11月的工作證上，不同數字標記着劉書鶴當時的身份：“105”表示他工作的105大樓；“402”是四廠區402試驗室的代號，他在那裡做環境試驗。證件上沒有印代碼的地方，不允許進入。

221基地有幾十種工作證，只有帶“全”字的，才能夠“全部通行”。

劉書鶴記得，原子彈和氫彈都是基地裡最忌諱的名詞，大家不會主動提起“彈”這個字。它們被稱爲“產品”，每個產品有不同的代號。

第一顆原子彈送去試驗時，前後方通信聯絡還用了密語。那顆球形原子彈叫“老邱”，也被稱爲“邱小姐”，因爲原子彈裝配叫“穿衣”，插接雷管稱爲“梳辮子”。人們對它寄予美好想象：一位美麗的邱小姐，坐到梳妝檯前，正在梳辮子，很快要出嫁了。

僅讓“邱小姐”出嫁還不夠。第一顆原子彈是在高塔上靜態引爆的，不能算真正的武器。當時有外國媒體稱，中國是“有彈無槍”。

劉書鶴說，要使原子彈真正成爲進攻型核武器，必須要用運載工具比如飛機、導彈、潛艇等，把它投到預定目標，纔是真正的戰鬥力。

“邱小姐”出嫁一個月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提出了中國核武器研製“三級跳”的設想，劉書鶴一來就趕上“二級跳”攻堅時期，要實現1966年原子彈和導彈“兩彈”結合試驗。

第一次見到導彈核彈頭時他驚呆了。他以前只見過手榴彈和炮彈，當這個大傢伙從圖紙裡“站”到眼前時，他感到震撼。他記得，彈頭的殼體玻璃鋼表面不太光滑，但在光照下依舊閃着寶石綠的光芒。

核彈頭的戰力，會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溫度和氣壓，日曬和雨淋，震動和靜電，甚至動物和黴菌……大大小小的因素會對它的性能產生多大的影響，這是劉書鶴他們需要弄清的問題。

冬天，他們到東北大興安嶺、海拉爾等地做低溫試驗，在零下45攝氏度的環境裡跟着導彈一起挨凍；夏天他們拉着彈頭跑去武漢、去雲南追高溫，熱得工作服擰出汗水。有人形容，他們是“剛進廣寒宮，又來追太陽”。

後來，“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帶領他們設計建設了國內第一個、性能也最好的大型氣候模擬實驗室。劉書鶴才結束了東奔西跑做試驗的日子。

“郭永懷最關心環境試驗。”劉書鶴記得，郭永懷對這些年輕人說，自己也不是學這個專業的，都要從頭學。

“環境試驗要求一專多能，大學畢業後，我又自學了40多門學科（知識）。”劉書鶴說，他至今保存着跨專業苦學的舊書本。

性命攸關的考驗

與不同型號的武器裝備打交道，做環境試驗往往面臨着雙重危險：炸藥和核輻射。

劉書鶴做試驗的221基地四廠區，每個工號都有厚厚的土圍子，這樣一旦發生爆炸，可以保護建築和人員。

劉書鶴親歷過“氫彈三次投不下來”的歷史性時刻。

那是一次新的氫彈小型化的核試驗，一種國產新型飛機執行投彈，這是該機型第一次執行核試驗任務。

劉書鶴和同事負責核武器的恆溫系統，就是“保證它在響之前的溫度”。他早早等在馬蘭機場，在機場的保溫廠房分解好保溫彈衣，把核彈交給空軍地勤人員。

周恩來等在北京中南海辦公室電話旁。在現場領導這次試驗的是日後的“兩彈一星”元勳朱光亞。

這是第一次嘗試採用“甩投”方式投彈，爲此，飛行員楊國祥做過上百次試飛。每一次，劉書鶴等人都要在場，“目送飛機起飛，一直到視線盡頭，這是規矩”。

據他回憶，爲了實現武器小型化，飛機進行了改裝，掛在飛機上的這顆氫彈並沒有被完全包住，“還露了肚皮”，需要做臨時的保溫措施，這就要對飛機的保溫系統進行測試。其他測試還包括振動、衝擊、離心等，全部過關才行。

他記得，那年12月“老下雪”。真彈試驗那天，楊國祥嘗試了3次甩投，竟然都沒成功。千鈞一髮之際，周總理直接從北京跟他通了話，批准他帶彈着陸。

“那要掉下來摔響了，我們不都‘光榮’了嗎？”劉書鶴至今心有餘悸。

可當時，他並不知情，看到飛機返回，還以爲試驗結束。按照慣例，他和同事們準備好了大紅紙寫的感謝信，等在停機坪。飛機停在塔臺旁邊，楊國祥跳下飛機警告他們：“別靠近，彈還在機上。”

朱光亞一直等在那裡，堅持要看到飛機帶彈着陸。按照要求，他本應跟別人一起，撤到地下去指揮。機場的其他飛機都已轉場。“我很敬佩他。”劉書鶴說。

跟着大專家 成了“小專家”

“辛苦也辛苦，有意思也有意思。”劉書鶴多年後感慨。正如“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所說，曾經以爲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來到金銀灘那年，劉書鶴23歲，和很多年輕人一起，跟着那些大專家“學了很多本事”。

“老專家讓我受益匪淺。”他說，“老專家親自指導你看哪本書，你做完試驗後你就有經驗了，你就說了算了”，慢慢地，“就成了‘小專家’了”。

郭永懷給這些年輕人上過課；被他們喊做“王老頭”的王淦昌會提醒他們注意安全防護；他們跟鄧稼先和陳能寬一起討論過核彈頭的存儲試驗。工作之餘，鄧稼先的房間是年輕人常去的地方，因爲他有一臺錄放機，他們總能在那裡看到精彩的電影。

那些年，劉書鶴做了很多以前沒人做過的事：他做了中國第一個核彈頭的儲存試驗，也曾“帶着一發核彈頭全國跑”……他獲得過國家科技獎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但他說，那是千萬人的事業，每個人最多是青海湖裡的一滴水、金銀灘上的一棵草。

晚年，劉書鶴把過去的一些經歷記下來，寫成一本書，爲書名費了不少腦筋。他的妻子馬秀芳也是221人，她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書名就叫——《兩彈中的年輕人》。他們想讓今天的年輕人知道當年那一代年輕人的狀態。

“我想跟年輕人說點兒話。”受訪時，劉書鶴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挺起腰說：“我們這代人，該我們辦的事兒我們辦了……我們終身無悔。如果還有這樣的選擇，我們還像60年前那樣，聽到召喚，還去！”

他沒做一點停頓，一口氣對記者說：“我這個接力棒要交了！我希望當代的年輕人要學習、弘揚和傳承‘兩彈一星’精神，把這個接力棒接過去……我相信你們這代年輕人，在新時代也會像我們一樣，爲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你們的才智。靠你們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春豔 張國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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