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兒童的背後 是一場經濟與犯罪的博弈
當下，兒童拐賣犯罪依舊呈現高發態勢，背後有着較爲複雜的成因。
譬如收養制度的欠完善與高門檻，拐賣兒童的“暴利”，都在無形中壯大了兒童拐賣的市場。
真正斬斷這背後所隱藏的利益鏈條，纔是降低兒童拐賣犯罪的根本之道。
一個人、一輛摩托、一面尋子旗幟，這是電影《失孤》的原型——郭剛堂尋子的故事。
爲了這次久別重逢，郭剛堂已經苦苦尋找了24年，他曾找遍大陸除新疆、西藏外的幾乎所有省市，一路風餐露宿，不辭辛苦地跨越50萬公里，跑壞了10輛摩托車。
電影《失孤》主角雷澤寬的遺憾，在現實世界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但一個家庭團圓的背後，還有無數個被拐賣的孩子跟父母失散。
國內最大的尋子公益網站“寶貝回家”，到今天已經成立了14年。目前，上面有33000多個失蹤孩子的詳細資料。
而公益網站上失蹤的30000多個孩子，在這14年裡，成功找回來的只有3778人，十分之一。
多數孩子在被拐賣時不足十歲，而重新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已經是幾十年後了。
對每個丟失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不見了，僅僅是他們厄運的開始。
走向離婚，或者弄丟孩子的一方陷入深深的自責，搭上自己的剩餘青春去拼命尋找，往往是這類事件的結局。
爲什麼有這麼多拐賣事件頻頻發生，其實是背後的灰色產業鏈在驅動。
誰參與了拐賣這門“生意”？
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看待拐賣事件，就會發現這門“生意”呈現以下幾個特徵：
目前市場需求大致有兩種：
第一種是不孕不育者，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數據，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約有5000萬人，這是一個潛在市場。
而第二種是受制於傳統觀念導致，“養兒防老”、“香火傳承”這些封建思想使部分夫妻成爲拐賣兒童的“買方”，他們也往往缺乏法律意識。
這些“買方”，往往不具備收養兒童的資格。根據我國《收養法》規定，辦理收養登記的人應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無子女；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未患有在醫學上認爲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年滿30週歲；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收養人和被收養人年齡應該相差40週歲以上；收養人只能收養1名子女。
所以，在收養制度的高門檻下，總有夫妻無法通過收養來滿足想要孩子的“需求”。於是一部分人“鋌而走險”，選擇“購買”的同時，也喪失了自己道德的底線。
2.大量的兒童，警惕性低，很容易拐賣。
《失孤》原型郭振堂的兒子郭新振，就是被兩名人販子在旅遊期間，順手把在家門口獨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隨後販賣。
國內也有過街頭實驗，實驗人員隨機選取了幼兒園、小學、超市、火車站、公園五個地點，通過問路、謊稱是家長朋友、以玩具或零食吸引等方式進行模擬測試。測試了50名3~10歲的兒童，結果有42名孩子被“拐走”！
3. 成本遠低於售價，暴利驅動。
賣掉一個孩子的收益，大概從幾萬到十幾萬不等。
後面還有一條黑色產業鏈，包括僞造出生證明、上戶口等等，都要再花好幾萬。
而據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4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17131元。
相比平均收入水平，一次拐賣兒童所獲得的數萬元，可謂“暴利”！
打擊要從源頭入手
在龐大的市場需求面前，極其容易到手的“商品”，以及關鍵的高額回報，驅動着拐賣兒童的這門“生意”存在。
而一個孩子的丟失，對一個家庭來講卻是毀滅性的打擊。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不應該只是宣傳的口號。
拐賣犯罪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嚴厲的刑罰並不能剷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治理拐賣兒童犯罪，除了對拐賣者重拳出擊外，還應對孩子加強社會常識的教育，建立兒童失蹤反應機制，對收買者也給予嚴厲打擊。
真正斬斷這背後所隱藏的利益鏈條，纔是降低兒童拐賣犯罪的根本之道。
當利潤達到10%，便有人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有人敢於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時，他們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而當利潤達到300%時，甚至連上絞刑架都毫不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