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臺-正視高齡化、少子化下的財政隱憂
高齡化也助長醫療照顧需求與支出的成長,若無法在開源、節流上妥謀對策,當會造成財政赤字、債留子孫。圖/本報資料照片
人口數量與結構自古至今都是許多問題的核心。1798年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強調人口按幾何級數成長,高過糧食按算術級數成長,導致貧困、饑荒、犯罪與戰爭,引起社會恐慌與悲觀情緒。但隨着人類科技的進步,生育率得以控制,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等,早已矯正此種憂慮。如今令人擔憂者,則是二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者邁入老年,人口紅利不再;而高齡化、少子化現象,則在快速發展遽變中。
■「生不如死」,臺灣人口自2020年起出現負成長
臺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1993年開始超過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2018年老年人口超過14%,進一步邁入「高齡」社會;預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20%,更升級爲「超高齡」社會。至於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以前,有多次超過40萬人;1990年代還有30萬人,但往後則快速下降,2023年只有13.5萬。故自2020年開始,臺灣人口呈現減少的現象。
老年人口增加、平均壽命延長、長照與健保需求提高等,形成臺灣高齡化社會場景。普遍晚婚、生育率降低、受教育人口萎縮、學校被迫關閉,婦產科醫生減少等,造就少子化時代特有現象。這種人口結構及社會情勢發展,自然產生諸多隱憂,包括工作人口比重降低、勞動力供不應求、整體生產與所得相對萎縮、消費能力與有效需求不足、社會福利與保險要求提高、家庭角色式微、醫療育兒與養老支出成長,加上高房價與低薪等,對整體社會造成極大衝擊。
■社福支出比重持續提高 健全財務結構迫在眉睫
高齡化、少子化下的人口變遷,也造成相關政府支出的膨脹與結構調整。由《財政統計年報》可知,在2011年以前,各級政府合計之社會福利支出(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醫療保險等),其佔政府總支出的比率,大約在16%上下;2012年以後,則突破20%;這幾年已達24%。若包括退休撫卹支出約佔6%~8%及教育支出約佔16%~18%在內,三者合計約高達政府總支出的50%。由於社福支出比重持續提高,自然會排擠到經建、國防支出等項目,影響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安排。
高齡化、少子化現象所致,人口結構改變,工作人口減少,必然影響包括年金(退休金)制度、健康保險制度等基金的提撥。爲維護老年基本生活的保障,傳統上採取的「隨收隨付」年金制度,面臨極大挑戰,各國紛紛改弦易轍。
縱使年金保險在財務上改採個人專戶制,若是財務面的提撥比率偏低,或是遇上通貨膨脹,依然會影響養老生活。該類制度運作產生入不敷出的財務壓力,亟需政府補助,也對政府造成潛藏性債務。
高齡化也助長醫療照顧需求與支出的成長,除了來自投保者保費、使用者自付額外,政府基於職責上的負擔,也會對支出帶來膨脹壓力。如何強化醫療保健及長期照顧等制度的淨效益,健全財務結構,實在不容迴避。
生育率低,少子女現象的存在,當然會衝擊到各級教育的受教人數與規模,影響未來人才供給,對產業發展與生產活動造成長遠影響。而參與生產的工作人口減少、勞動力不足、消費力降低、有效需求低落、經濟成長遲緩或衰退等,造成政府各項稅收(包括所得、稅消費稅及財產稅)之稅基縮小,極可能會降低政府稅收。政府若無法在開源、節流上妥謀對策,當會造成財政赤字、債留子孫,打擊財政永續與世代正義。
■臺灣稅收佔GDP比率僅13% 須擴大稅基與調整稅率
臺灣稅收佔GDP比率所呈現的租稅負擔率,近20年來只有13%左右;與國際相比,可算是非常低。若考慮各項社會保險負擔,即包括相當於OECD國家的社會安全捐在內,也只約佔GDP的19%。政府在此種財政能力下,是否能夠長期支應高齡化下醫療、長照、養老等支出需求;以及在少子化下,爲鼓勵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提供相關津貼補助、減免稅及扣除額,就不得不令人擔憂。何況,這樣的財政負擔壓力,尤其會落在勞動者身上,並不公平合理。
處此情況與發展趨勢,重振家庭角色與價值,的確令人期待;但在家庭結構小型化下,極可能回不去了!政府應該面對現實,全面展開財稅改革,擴大稅基、調整稅率、改善稅收結構、取消不合時宜租稅減免;同時控制社福支出膨脹、強化各項支出效率、提高人力素質與經濟活力、整頓公有財產與公營事業、加強公私協同合作、強化社區功能等,對症下藥提出具體改革方案。若是囿於政治人物短視及選票壓力,無法有效推動財稅創新與改革,高齡化、少子化與財政收支、債留子孫間的糾葛,將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漩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