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俄烏戰爭與自由國際秩序（王梓元）

俄羅斯總統普丁。（圖／路透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東亞和歐洲建立的合作秩序被統稱爲「自由國際秩序」。該秩序以民主國家爲核心成員，以自由市場經濟爲發展模式，以多邊主義爲合作機制。冷戰的終結讓該秩序獲得了擴張的動力和機遇。冷戰時期美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逐漸成爲秩序的接納者，冷戰時期與自由資本主義競爭的社會制度成爲了改造的對象，美蘇在冷戰時期競爭的「中間地帶」開始成爲該秩序的試驗場。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讓上述進程戛然而止。克里米亞獨立、烏克蘭東部地區持續的內戰和美國主導的制裁行動讓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內環境不斷惡化，最終促使普丁在今年採取更爲激進的行動來試圖恢復俄羅斯民族歷史想像中的大國榮耀。

俄烏戰爭的結構性因素源於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擴張及其同俄羅斯地緣戰略利益之間的矛盾，其直接因素既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嘗試有關，也是普丁政權內的人事格局變化所致——決策圈的縮小和派系政治導致克里姆林宮失去了以往採取審慎的強制手段的耐心，轉而發動軍事入侵。普丁的心態是這些因素間的鈕釦。在與北約打交道的過程中，普丁的大國榮耀感持續受挫，執政安全受到威脅，並且他對烏克蘭局勢發展也產生了較爲悲觀的判斷，這些心態變化都有可能爲戰爭決策提供動力。在更深層次，他對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心懷不滿和憤恨。普丁本人曾親歷德國統一時的動盪、蘇聯解體後的蕭條、北約東擴下的壓力以及前蘇聯國家「顏色革命」的緊張。這些事件對其本人執政前的人生境遇和執政之後的政治利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自由國際秩序異常強調民主國家間的團結與信任，讓普丁的俄羅斯在身份上格外尷尬。自由國際秩序推動民主制度的擴散，讓普丁的國內執政受到威脅。自由國際秩序的經濟和貿易原則也對俄羅斯經濟構成了不小的競爭壓力。

然而，如果說俄烏戰爭標誌着自由國際秩序與「邊緣」大國的和平相處之道難以維繫，那麼由此引發的大國競爭也會激勵自由國際秩序進行新一輪變革。在冷戰期間，自由國際秩序因服務於美國與蘇聯的地緣政治競爭需要，而獲得了持久革新的動力。在俄烏戰爭之前，拜登政府已然從「低政治」（包括行業技術標準、基礎設施、產業鏈等）領域出發，試圖夯實盟友間的合作基礎。俄烏戰爭會激勵拜登政府在「高政治」領域加強競爭，尤其是在規模和烈度上增加制裁手段和施加軍事壓力。這些措施必然會阻隔民間的跨國交往，讓「秩序內」和「秩序外」國家的界限更加清晰，以及讓「民主」等意識形態標籤更加刺眼。中國身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自由國際秩序本身的變化也息息相關。

（作者爲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講師）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