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收緊之下，中國音樂節將何去何從？

作者| 李沁予 編輯 | 範志輝

在去年演出市場所謂“報復性”復甦下，音樂節成爲資本、品牌紛紛入局的“香餑餑”。

這波熱度延續到了今年。根據相關數據統計，2024年1月至5月，已經官宣的音樂節數量超過95場，其中有27場集中在五一黃金週檔期。此外，三線及以下城市的音樂節官宣數量最多，顯示出地方文旅部門通過引入音樂節IP或投資主辦音樂節，以音樂爲媒推動文旅經濟發展的趨勢。

只不過，一方面消費者從過去的狂熱逐漸迴歸理性，促使主辦方在內容、體驗和宣傳方面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隨着監管政策的收緊，中國音樂節迎來新的外部變量，帶動市場迴歸內容和專業邏輯。

近期，多個音樂節卻相繼因不可抗力，宣告延期。

廣州文化音樂節、艾瑪追星·海潮音樂節、台州飛龍湖迷笛音樂節等多場音樂節相繼宣告因不可抗力延期或取消。

衆所周知，音樂節因“不可抗力”而取消，對於樂迷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演出市場全面復甦以來，“不可抗力”早已成爲了音樂節陣容同質化、票房不佳的荒誕託詞。

不過，正當網友們還在調侃主辦方之時，4月8日，貴州雙龍貴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發佈的《關於取消貴陽空港瑪卡龍&半糖音樂節活動的告知函》中所提到的政策指導文件，似乎揭開了這一波音樂節批量取消的真正原因。

這份指導文件爲中央紀委國家監委3月中旬下發的《關於堅決糾治部分地方基層搞“新形象工程”問題的工作指示》，督促各監督單位落實黨中央過緊日子要求，堅決防範和糾治8類“新形象工程”問題。

據澎湃新聞報道，全國多地正陸續傳達學習這一文件。而所謂“新形象工程”，根據部分地區的統一表述，“新形象工程”是指指在一些地方財政吃緊的情況下，仍然在搞非必要、非急需的項目，且形式隱蔽、名目巧利。

其中，第五類“新形象工程”就是豪華“辦節”，片面追求“人氣”，不計成本跟風大辦音樂節、以城市命名的論壇、旅發大會等，爲場地建設、樂隊出場支付高額費用。

從新規的點名批評到現實中的批量延期，從原來的一擁而上到遭遇“真·不可抗力”，可以預見，國內音樂節將迎來又一輪大洗牌。

除了這份針對豪華“辦節”的新規定，另一份針對演唱會和音樂節等大型演出活動（5000人以上）現場管理的“四個禁止”也下發到了地方，要求禁止賣酒、禁止露營過夜、禁止未經審覈的旗子、標語入場等。

而五一期間舉辦的2024大武夷迷笛音樂節，也成爲了首個按此要求整改的大型音樂節。

圖片來自微博：我愛南京現場樂

不論是工作指示還是針對音樂節的具體意見，觀其細則，此次整改要求可謂細緻入微，但環環相扣，無非是圍繞帶動實質經濟效益與保障治安安全而來。

其一，這或許是與此前爲補貼而生的拼盤音樂節存在的運營隱患與暴雷事件有關。

無須多言，正如現如今一出現“因不可抗力而取消”的通知，樂迷及消費者會呈現“無非是賣不出票的藉口”的統一認知口徑。同時，地方政府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後，卻沒有獲得文旅拉動層面的真正價值，很明顯是屬於被薅羊毛了，去年被這麼坑的應該不少。

其二，去年音樂節中出現的輿論危機，也給音樂節的後續落地帶來陰影。

比如去年國慶期間在河南南陽舉辦的中原迷笛音樂節，先因被高高舉起的輪椅少年成爲口碑出圈，不料結束後，反被“盜竊事件”的持續發酵口碑逆轉，當地政府也由此陷入兩難之境，影響了雙方的後續合作。

不過，換過視角，在新的政策監管之下，對於中國音樂節的發展並非全然是壞事。

首先，爲政府補貼而來的音樂節將會越來越少，市場競爭將會更充分。這些“半路出家”的主辦本身在專業度上有所欠缺，演出陣容拉垮、運營能力有限，不僅沒爲文旅城市帶來人氣，還讓樂迷憋一肚子氣。

當然，這也不是說一棒子全打死。正如某業內人士所說，這份政策指導文件只是針對搞面子工程的城市以及爲補貼投機而來的音樂節運營者的警示，一些經濟效應較好的城市政府依然歡迎能夠拉動經濟消費、提高城市聲望的大型演出活動落地發展。

對於市場化的成熟音樂節主辦來說，只要能以好內容、專業服務爲當地文旅做出貢獻，還是會得到支持，甚至成爲各地政府爭搶的座上賓。

其次，對於參差不齊的音樂節市場來說，更是倒逼國內音樂節加速走向精品化、品牌化的催化劑。

再想靠一套“流量組合拳”、複製粘貼的方式去運營音樂節，勢必將無法通過市場的考驗，也無法獲得政策的支持。而那些靠流量藝人或樂隊組成的一次性拼盤音樂節，也必然會在消費市場逐漸冷靜的當下被一一淘汰。與此同時，未來部分演出報價與票房號召力不匹配的部分藝人，其報價將進一步迴歸理性。

大浪淘盡，唯有珍惜羽毛的精品音樂節，方能走得長遠。

總而言之，看似收緊的監管政策，既是對劣幣和投機者的一次洗牌，也是對音樂理想、野蠻生長的肅清，還市場一份淨土，業內同仁任重而道遠。

接下來，辦音樂節就要拼硬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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