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毛高手過招──擁護九國公約 保存力量（八）

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羣島給日本的《馬關條約》。（故宮博物院提供）

據汪精衛是年11月在國民黨中央之外交報告稱：自九一八事變至本年（1933）5月（塘沽協定）前，外交工作，全爲「打鑼求救」。然國際方面已明示吾人：除道義上同情外，即經濟封鎖（對日）亦難辦到。則實力之救助，已成空想。故自5月以來，外交上態度已易爲「固守待援」。蓋就國際形勢觀之，美、俄復交，足以促成日、俄之對峙，不久將來，勢必發生變化；變化之結果，或即爲中國求得一新生之機運。與其打鑼求救而救兵終不到；且因打鑼更足引敵之侵略，孰若固守以待援之爲得計。

中國外交四條路線

其後大灘口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皆是此「計」的後遺症。據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之記述，謂「今後政府之對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徑之趨勢，時局之危，至爲可慮。」王且認爲「近日政府中人頗傾向於『中日共存共榮』之說，汪先生（精衛）亦頗爲所動」。

但據汪以後的追述，他於長城停戰後，與蔣在廬山熟商，發表通電，主張「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從那時起，數年之間，剿共與建設，多少有所成就。同時對於日本表示，不願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決問題。交涉之門，隨時打開。於是醞釀出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就是廣田三原則中「共同防共」問題。

蔣之態度，則較汪爲積極，其自記曰：「當此停戰蒙恥之時，應使高級將領，臥薪嚐膽，而不自餒自逸；尤應確定建設步驟，以前十年之內，湔雪此恥。」

學者胡適頗不以汪之主張爲然，他致函汪氏：「我們的將來，無疑的必須依靠一個可以使丹麥、瑞士和英吉利、法蘭西同時生存的世界組織，我們必須有這種信心，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因此，胡之主張爲：「中國的外交，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和英帝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

蔣中正的主張，並不反對對日妥協，認爲「外交方面，歐美有不能顧及東方之勢，而倭、俄衝突，則終無定時，我國於此，不能不拖延時日，以爲沉機觀變之地。」至於國際路線，且較胡氏更進一步：「吾（蔣）對外交，一爲中、德、意之聯合，一爲中、美、俄之聯合，一爲中、俄、德之聯合。而土耳其（按：爲國聯重要成員之一，次年代表亞洲當選國聯非常任理事）亦宜設法預交。總須努力打破僵局，以喚醒歐美之注意於東方也。」

因此，中國對於國聯，儘管頗多失望，仍然與之儘量合作。凡屬維持和平、主張正義之建議，中國仍予參加。在此國際姑息主義的瀰漫氣氛下，中國唯一能做的，只有在言論上，來督促國聯會員各國，責備他們，應實行應盡之義務；否則，即不能保障國際和平，結果連本身生存與安全，亦不能保。這是利用國聯機構，作爲宣傳工具，喚起世界對中國之同情，暴露日本之罪惡。這種方法，看起來雖很消極，但也有其積極的作用，就是利用外交作爲武器，以孤立敵方。蔣在國民黨中全會曾有詳細之說明，要義爲：

我們的外交方針，是拿什麼東西來做我們的外交武器？第一是九國公約，第二是國聯盟約。有了這兩種武器，我們的抗戰，是光明正大的，更多了一種保障。這種武器的使用，自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外交路線，就在國聯。我們的武器，正是敵人所懼怕的東西。所謂「敵之所害，即是我之所利；敵之所利，即是我之所害。」九國公約、國聯盟約，敵人既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來破壞它，毀滅它。我們如棄之不顧，正是中了敵人之大欲，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們擁護九國公約、國聯盟約，正是保存我們的力量。如何促成兩約之聯合使用？必須持久抗戰。國際形勢一定會依着我們抗戰與否而轉變。促進英、美一致，俄、美一致，是我們外交重要的目標。

蔣氏堅信：侵略國家對面，一定會產生一箇中、英、美、蘇的反侵略聯合陣線出來。如我繼續努力抗戰下去。定可達到各國在遠東敵視日本，包圍日本的目的，使日本陷於絕對的孤立。

到太平洋戰爭發生，中、美、英聯合對日作戰，終於達到這個目標。正是蔣所謂「高明的策略」。即是戰略和政略的戰勝也。

中日關係談而不讓

從瀋陽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是爲國難時期。應變之策，不外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三者有相互爲用之關係。就抵抗與交涉而言，當政府態度趨於強硬時，內部團結精神則現升高；反之則形低落，例如九一八之不抵抗，舉國憤慨，抗議聲勢，社會爲之動盪不安，政府地位爲之動搖。淞滬戰役，國軍英勇奮戰，舉國振奮，政府形象爲之改觀。但自塘沽協定而至何梅協定時期，抵抗與交涉表現軟弱，地方分離聲勢爲之升高。迨國民黨五全大會宣示「最後關頭」禦侮限度後，不惟國民黨四年來之分裂，爲之複合；即十年來國內之糾紛，亦告段落。

團結有成，抵抗與交涉，始有力量。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談而不讓；綏遠戰役，戰而不屈，即是明證。且此戰役，名爲攘外，實爲安內。中共之統戰路線，由於安內攘外之進展，一再改變，由「抗日反蔣」而「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後，再變爲「聯蔣抗日」，結束內戰，一致對日。

國共和解，中國統一，對日不再退讓。盧溝橋事變，蔣氏立即命令「我軍應全部動員，各地皆令戒嚴。」對日不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是持久抵抗，抗戰到底。惟此一到底之「底」，並非戰到一兵一卒而不止，乃是以「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爲底限，仍是不廢交涉也。這是因爲中國孤軍作戰之故。迨珍珠港事變，對日宣戰，廢棄中日所有條約、協定，當然包括甲午戰敗後的《馬關條約》在內，乃是徹底的到「底」。

外交之走國際路線，擁護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雖未達到制裁敵人的目的，然而以之作爲宣傳工具，暴露日本之罪惡，孤立敵人，仍見成效。而其更重要的目標，則爲促成中、美、英、蘇的聯合，來包圍日本，終於達到這個目標。（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