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東極島弔唁的英國人 | 新華走筆

新華社北京11月1日電 11月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爲《來東極島弔唁的英國人| 新華走筆》的報道。

今年6月，在浙江舟山東極島附近海域的一艘船上，英國人肯尼思·安德魯·薩蒙把一個紅色罌粟花環拋入大海，花環中間裱着他父親的照片。

肯尼思的父親安德魯·薩蒙是一位英國皇家炮兵中士。這個花環，曾被放在肯尼思父親葬禮的棺槨上，此後又被肯尼思悉心保存了24年。而今，花環乘着東極島海面上的波濤，越漂越遠。

在這片海域下，沉睡着二戰時期日軍的戰俘船“里斯本丸”號。

1942年10月，滿載1800多名英軍戰俘的“里斯本丸”號行駛至這片海域時，由於日本不按國際公約在運俘船上懸掛紅十字等標誌，被美軍潛艇擊沉。沉船過程中，日軍撤離，英軍戰俘卻被留在艙底等死。在漫長而痛苦的等待中，他們開始破艙逃跑，卻被日軍開槍射擊。

這時，舟山當地漁民划着漁船和舢舨前來營救，最終救起了384人，肯尼思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事故中，有843條生命永遠沉睡在了這片海底。

這次，肯尼思和10餘位“里斯本丸”號戰俘的後代一起來到舟山東極。他們的先輩有的遇難，有的倖存。

在前往舟山的大巴上，肯尼思對我說：“這裡發生了我父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我想來看看這裡。”他告訴我，他帶來了父親葬禮上的花環，想把它“留在這裡。”

在船上，肯尼思一直捂着一個英國塞恩斯伯裡連鎖超市的塑料袋。等船快駛到“里斯本丸”號沉船點時，他找到我，打開塑料袋，專門給我看了他父親的罌粟花環。

隨後，他和其他戰俘後代一起走上甲板。在風浪顛簸中，他們扶住欄杆，一邊搖搖晃晃地努力保持身體平衡，一邊吟誦悼詞。在風浪稍平息時，肯尼思將花環永遠留在了東極。

英雄，謝謝

75歲的丹妮絲·維尼也來到了東極，她的父親丹尼斯·莫利是“里斯本丸”號的最後一名倖存者。

維尼對隨行記者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我父親總是說，漁民們是英雄。他說，如果沒有中國漁民，他就活不下來，也就不會有我了。”

在維尼口中，父親是一個堅強隱忍的人。直到父親晚年，維尼才從他口中得知在“里斯本丸”號上的經歷。

“我想這是因爲這段回憶太可怕了——他不想告訴我他經歷了什麼。”她說，“他只想把這件事從記憶裡抹去。”

“幻想一下，如果能和當初參與救援的漁民本人對話，你想對他們說什麼？”我問。

維尼突然變得異常激動，她的聲音嘶啞，淚水在眼眶中打轉：“我想對他們說聲‘謝謝’……我只想說‘謝謝‘，也代表我父親說聲‘謝謝’。”

在“里斯本丸”號沉船的海域，維尼和其他幾位英國戰俘後代一起，向海面撒下白色的菊花瓣，她的眼眶又一次溼潤了。

在海邊，偶遇大型認親現場

在一行人到達東極的當晚，維尼和其餘幾個英國人來到海邊散步，遇上了同樣在海邊散步的我，我們結伴而行。

維尼第一次來中國，對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我慢悠悠地給她講着，此地因一部電影而被人認爲是“大陸最東的島嶼”，成爲旅遊勝地。遠處的歌聲不是酒吧歌手，而是中國特有的“露天卡拉OK”，唱的是地方戲曲。

這時，一位頭髮燙得高高的中年女士走來，用中文對維尼說：“我認識你，我在上海見過你。”隨行的還有兩位中年男士。

簡短交流後，我才知道，這三位就是當年參與救援“里斯本丸”號的漁民的後代。前些天，這幾位都在上海，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的首映會。

作爲在場唯一一個會講中英雙語的人，我充當起了臨時翻譯。兩批人明白了對方的身份，立刻熱淚盈眶，激動地抱在一起——他們被安排在次日正式會面，卻提前一天碰巧遇見。

意外相逢，千言萬語，我作爲翻譯，手忙腳亂。

在我的幫助下，其中一位漁民後代吳布偉詢問了一位英軍戰俘後代的年齡，然後激動地拉住我說：“你告訴她，我應該叫她大姐啊！”

那位主動打招呼的女士名叫陳雪蓮。如今，她在當年她父親救人上岸的地方經營一家海濱民宿。

“先輩都已經故去哩，就剩我們後輩。”她感嘆道，“兩國很遠的！你看幾千公里外的，能認識我們，我們也認識他們，那很不容易啊！”

和七旬英國老太抽盲盒

在維尼離開舟山前，我買了兩個《白蛇傳》系列盲盒，一個送給她，一個送給自己。然後，我給她講了《白蛇傳》的故事。

我買的盲盒可能隨機開出白素貞、小青、許仙、書僮、法海這五個角色——老太太“一發入魂”，開出的是白素貞，我開出的是許仙。這實在是一個巧合。

作爲一個二流政治漫畫作者，我還給她畫了一幅漫畫肖像，感謝她對我採訪工作的支持。

對於我作的漫畫肖像，維尼露出了不置可否的微妙神情，但對於我送給她的盲盒，她開心地說：“我會確保我的素貞一直掛念着你的許仙！你也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