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黃益平：30年回溯與期許
題記：2024年9月22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三十週年慶祝活動在北大百週年紀念講堂舉行。國發院四位聯合創始教授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同臺進行圓桌對話。對話由國發院院長黃益平主持。
黃益平
歡迎我們國發院四位創始教授，林毅夫老師、易綱老師、海聞老師和張維迎老師。創始六君子中的其他兩位，張帆老師和餘明德老師也來到了會場，熱烈歡迎。2021年，我們國發院承澤園開園儀式當天，也請到各位創始教授一起交流，當時是與院裡的年輕學者一起對話。你們幾位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所以有人建議說今天的會場是不是隻安排一個話筒就可以了。
主要得讓我坐在林毅夫和張維迎中間。
海聞
黃益平
我本人確實非常期待這場交流，我們儘量輕鬆一點。我想把今天有限的時間分成四個部分來交流。我們先聊聊第一部分：各位在創辦CCER之前的生活和工作經歷。
一、創辦CCER之前的人生
黃益平
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具特色的羣體。多數人在讀大學之前，在農村或工廠有過多年生活與工作的磨礪。隨後考入大學深造，並後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先問海聞老師，您當年作爲杭州的知識青年下鄉到黑龍江九年，後來考入北大，再之後赴美深造，創立CCER之後又創立了匯豐商學院，並曾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我想了解，那段在黑龍江的生活經歷對您後來的職業發展有何影響？
對這個問題，有一篇關於我的報道幫助我作了回答。我念一下：“九年的北大荒插隊下鄉，十三載的加州洋墨水的薰染。在海聞的人生天平上，這無疑是兩個最重的砝碼，缺一不可。無前者，海聞不能成其深；無後者，海聞亦難以就其廣。論時空跨度，後者甚於前者，而論刻骨銘心，前者亦甚於後者。畢竟，前者磨礪了精神和意志，鑄就了生命的豁達與堅忍。而這些，恰是海聞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一種得天獨厚的力量。”
我認爲，人一生的成功需要依託於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是智商，它既受遺傳因素的影響，也與後天的學習密切相關。其次是情商，它既源自家庭教育，也源於個人的自我修養。最後是逆商，它與個人經歷和所處環境有關。在面對逆境和不利條件時，如何塑造堅韌不拔的精神，如何堅持不懈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逆商的核心所在。因此，回顧加入CCER之前的經歷，我認爲逆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海聞
黃益平
東北農村九年對培養您堅韌不拔的精神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僅是東北農村的經歷，實際上我在大學時期也遇到了諸多挑戰。我們所經歷的大學生活與現今的大學生活幾乎是截然不同。比如當年易綱屬於比較聰明的學生，數學好、英語好，我是屬於比較笨的，那時候我學英語、學數學都幾乎從零開始。因此，多年後我重返校園時，經濟學院的老師們說，我們是他們教過的最差的一屆學生，但卻是最勤奮的一屆學生。
海聞
黃益平
非常了不起。張維迎老師，您在陝北農村長大，高中畢業以後返回家鄉，好像還曾擔任過村裡的團支部書記。我和很多同事們都拜訪過您的村莊，非常偏遠。您在鄉村的時候對未來生活有何種思考？
我相信人生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構成的。咱們幾個人今天坐在這個臺上，其實就極爲偶然，概率之低，或許可比作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高考的時候，我其實沒有什麼雄心，只要能上一所大學就已經非常好，不敢奢望北大這樣的大學。我的第一志願是西北大學，第二志願報了離老家更近的延安大學。因爲我在農村的時候給縣廣播站寫過一些新聞報道，所以第三志願填了北京廣播學院。第四志願空一格，就隨手填了北京大學。很遺憾，我一開始沒有被錄取。後來因爲種種原因進行擴招，一般是在每個院系補錄幾個名額。西北大學的何煉成老師帶領團隊新設了政治經濟學專業，從其他專業的申請人中挑選學生。我非常幸運被挑中，所以就學習了政治經濟學。感謝何老師，如果沒有那樣的機緣，今天我恐怕沒機會坐在這裡。
張維迎
黃益平
您幾位都是77級，是高考恢復以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77年林老師在臺灣，1979年橫渡臺灣海峽來到了大陸。這無疑是一個充滿勇氣的人生抉擇。您當時年僅27歲，究竟是何種因素促使您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做出如此勇敢的重大人生選擇？
這個答案對我而言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將國家和民族的繁榮昌盛視爲己任。我從小喜歡歷史，深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在於全體民衆的福祉與國家的強盛。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依靠大陸14億人民的共同進步。既然我以此目標爲己任，當然就只能來大陸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常講，大陸發展好，臺灣會更好。因此，我選擇返回大陸，不僅能夠爲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同時也有助於臺灣的進一步發展，可謂一石雙鳥。因此，這個選擇就非常順理成章。
林毅夫
黃益平
聽起來很簡單，但確實非常不容易。我們現在都看到，林老師自從來了大陸以後，一直在堅持爲這個方向努力，在剛剛的演講中還跟大家說，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林老師，您游來大陸的時候，有很多傳言說您是抱着兩個籃球遊的，今天要不要給我們解個密？
其實你已經給了答案，因爲如果是抱着籃球的話，那屬於飄過來的。你剛講是游過來的，抱着籃球怎麼遊呢？而且因爲我要從金門島出發，金門跟大陸中間的一個小島礁，雖然距離不算長，大概只有2公里，但住在海邊的人知道，距離越短，潮流越長越急，如果抱着籃球根本飄不過來，只能游過來。
林毅夫
黃益平
說明林老師的游泳技術很好，現在他也經常游泳。我們當然也都特別期待林老師能早日回故鄉去看一看，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非常感謝，而且我相信這個目標一定能實現。
林毅夫
黃益平
一定能。當時我記得易綱老師也是在北京郊區順義插隊，然後1977級考上北大，但我們知道易老師在幾位當中是最早去美國學習的，好像是北大三位公派學生之一。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爲什麼那麼早您就想到出國學習？您去了美國有什麼感受？
親愛的同學校友們，非常高興來參加咱們這場紀念活動。說到毅夫游過來，我到廈門時還曾經仔細考察過所有可能的地段，我就想看距離有多遠。有些比較近的地方，對面的大標語都可以看到。我察看以後就想判斷是哪個島。如剛纔毅夫所說，最近的地方，中間還有一個小島，距離越近，潮水越猛。我一直心心念念想着毅夫這個事兒。
說到去美國學習，我是77級考到北京大學，和海聞是同班同宿舍。1980年夏天，學校選拔三名同學去美國插班留學，一名是化學系的丁克儉，他是北京非英語專業的英語競賽冠軍，一名是心理系的顧援朝，第三名就是我——經濟系的易綱。今天董文俊老師也在場，當時董老師負責經濟系的學生管理工作，我能夠被選上出國，和我們77級班級黨支部，董老師的指導以及系裡的支持分不開。
我到美國留學以後，到明尼蘇達和聖保羅雙城的一所私立學校，各方面要求都非常嚴格。在那裡我接受了美國的通識教育，雖然專業是經濟學，但同時也學了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學和音樂等等。
我最深的體會就是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友誼。我們到明尼蘇達一下飛機，機場有很多電視臺、電臺、報紙的記者來採訪。報紙的標題是“共產黨中國的學生到了雙城”，可見那個時候這件事還是個新聞。我感受最深的是美國普通老百姓對中國留學生的友善。當時雙城一個汽車技師家庭從報紙看到我們的消息後，主動聯繫，之後他們家成爲我們在雙城的家。這家男主人叫大衛·希倫（David Thelen），女主人叫格羅麗婭（Gloria），有三個孩子。每當感恩節、聖誕節時，他們都來接我們到他們家裡過節。女主人還把他們和我們幾位留學生的合影照片做成相冊，並在每張照片下面用打字機標出時間、背景和感受，我至今仍保留這本珍貴的相冊。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兩國人民應該友好、合作、互信、互助。
易綱
黃益平
謝謝易老師，這個提醒在今天尤其重要，中美要長期友好。
接下來再問維迎老師。1984年，維迎老師當時還是西北大學的研究生，你們可能聽說過，他寫過一篇關於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文章，就在1984年。但你們可能不知道，我這裡透露一個小秘密，他當時是在北大附近蘇州街的一個民宅裡寫的這個文章。這篇文章很有影響，後來他還用這個文章參加了著名的莫干山會議。我一直有點好奇，您是相對比較徹底的市場派，但爲什麼在1984年會提出雙軌制改革的想法呢？
這個非常簡單，如果你奇怪的話說明你還沒有理解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價格時，首先得出結論，價格是不能靠計劃來決定的，而只能由市場來決定。中國要改革，關鍵之一就是價格改革，而價格改革的關鍵是放開價格，即由政府定價走向市場定價。但當時的體制是計劃價格，怎麼從計劃價格走向市場價格？雙軌制就是一個過渡方式。
這個過渡方式也很簡單，因爲事實上當時已經存在着雙軌制，因爲有黑市（非法）交易，市場事實上已經存在。所謂“非法交易”已經是在按市場的規則交易，只不過國家不承認它，所以不論政府價格檢查機關如何幹預，一直無法完全取締，只要讓黑市合法化，就有了市場。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第一步，把非法交易合法化，即計劃外放開，形成市場一軌。爲了財政、經濟的穩定，以及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響，原來的計劃指標先繼續維持，按照計劃價格交易。這就形成合法的雙軌價格。第二步，在這個機制上把計劃一步一步放開，可以一次放開，也可以分成幾次，或者把計劃縮減20%，再縮減20%，再縮減20%，四五次以後就完全變成市場了。
因此，雙軌制是由計劃走向市場的一個過渡方式，我在1984年4月21日的文章裡有清晰的論述。
張維迎
黃益平
謝謝，現在我更理解了。林老師在芝加哥大學讀了博士，回國後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當時是我的領導。您回來以後在國際頂刊發了很多學術文章，其中您和蔡昉、李周老師一起寫的《中國的奇蹟》至今還是暢銷書。這本書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一些獨特的解讀，當時您是如何形成那樣的思路的？
《中國的奇蹟》出版於1994年，今年正好三十年。一本書經過三十年還有人在讀、在研究，我個人感到非常高興。
當時爲什麼寫這本書？1991年秋天，我參加時任總書記召開的座談會。座談會討論了三個題目：第一，按照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資本主義國家是沒落的、腐朽的，但爲什麼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迅速發展？第二，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制度是先進的，但爲什麼會出現蘇聯東歐的變局？第三，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應該如何改革開放？
《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就是想回答這三個問題。在回答這三個問題時，建立了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並且在今天看來仍然相當有生命力。
我是1987年從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又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後，是第一個從國外學成歸國的經濟學海歸博士。1988年，我國出現了建國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18.5%的通脹率。我在國外讀到的任何教科書理論都認爲，解決通貨膨脹就要提高利率。因爲提高利率以後，投資成本增加，投資需求減少；同時，提高利率以後，儲蓄意願提高，當前消費減少。如此，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減少，通貨膨脹就下來。然而，中國政府當時並非如此操作，而是採用行政手段治理整頓，砍投資、砍項目。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政府不可能理性地知道哪個項目好，哪個項目不好，一刀切容易導致很多好項目被砍。當時我也確實看到我自己認爲的好項目被砍掉，變成爛尾樓，確實很浪費。
我當時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很想給政府寫建議，說明治理通貨膨脹更好的辦法是提高利率。而且，提高利率以後，只有好項目才付得起高利率，會被保留下來，壞的項目付不起高利率，就會自己退出，這樣也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
按照經濟學理論來看，當時中國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一定是下策。可是事實上，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增長率是9.9%，而且波動不大。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也足以說明中國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明智，否則難有如此之成績。
因此我發現，雖然從經濟學理論看，中國政府很不理性，但事實並非如此。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經過仔細思考，我發現是條件不一樣。中國當時有大量國有企業，資本很密集，投資回報率低，又違反比較優勢。如果政府不用低息來補貼，國企難以生存。若提高利率，這些國企又必然虧損累累，但虧損以後又不能一關了之，只能靠政府財政給大量補貼，進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巨大。易綱行長一定知道，1993年之前政府財政赤字是自動貨幣化的，央行尚未真正獨立，貨幣增發以後，又會導致通貨膨脹。所以，當時我們和國外的情況完全不同，不能簡單按照國外的理論來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之問題。
《中國的奇蹟》一書就是沿此思路，分析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是什麼，每個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然後根據問題的原因來看中國可動用的資源是什麼，解決的辦法是什麼。這是整本書的討論模式。很高興那本書所做的預測基本都被後來的發展證實。同樣重要的是，這本書描繪了中國改革每一步應該怎麼走，後來的實際幾乎步步應驗。
林毅夫
黃益平
非常感謝林老師的分享，現在時間有點緊張，我們進入第二個環節。另外，我也擔心張老師要搶話筒，得多留一點時間。
二、創始工作中的亮點與難題
黃益平
這個環節想請您幾位分享一些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的事情。1990年代初，您幾位基本上都已經在海外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經濟改革形勢明顯加速。我後來看了一些材料，再結合跟您幾位的交流，感覺當時你們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想法似乎是一拍即合。我想再問林老師，您從海外回來寫了《中國的奇蹟》，也在政府任職，既有很好的職務，也有很高的國際聲譽，您爲什麼要到北大辦一個研究中心呢？
其實到北大辦研究中心是我1987年回國以後一直有的想法。當時我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發展研究所工作，同時也在北大當兼職副教授，姚洋就是我帶的第一位學生。回國以後我總在想，自己怎樣能最好地做貢獻。中國當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需要有懂得市場經濟理論的一批人，所以1987年我回國以後一直在北大教書，董老師也幫了很多忙。1988年，我們曾經寫了一個建議，希望在北大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所，吸引一羣年輕人來學習研究現代經濟學理論。這個研究所當時獲批，隔年卻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而擱置。但我一直沒放棄，我認定的事情一般不會改變。所以1992年夏天海聞回來教書，我就和他討論如何成立這個新機構。1993年易綱和張維迎回來，我們又一起討論。所以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1994年這個想法終於實現。
林毅夫
黃益平
當時易老師、海老師在美國高校工作，您二位回來之前已經拿到了美國的長聘教職。回國是個大決定，學術環境、生活條件的變化應該非常大。易老師能否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下的決心？
我是1986年在伊利諾大學拿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然後在印地安納大學開始教書，1992年拿到長聘合同。當時確實收入比較高，研究領域和生活也比較安定。回國這個決定對個人和家庭都是非常大的事。
其實回國是我一直的想法，因爲在我快畢業時，當時的北大校長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拿到博士學位並不夠，建議我再到美國的大學裡去教幾年書，才能真正懂得美國的大學是怎麼回事。我就按照這個建議去印第安納大學教書。我本想更早幾年回來，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纔回到國內。回國完全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是我個人的決定。
易綱
黃益平
易老師，我再追問一個問題。1994年中心正式成立，一開始是您主持工作。雖然很多人說中心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但我感覺創辦的過程應該是相當不容易。您當時主持中心工作，也創辦了經濟學雙學位和研究生項目，有很多工作。在您看來，當時做得最成功的工作是什麼？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這是非常深刻的問題。我們這幾位，包括張帆、餘明德，剛開始確實非常不容易。在咱們這個活動前半場致辭的部分，錢穎一教授總結過三個條件，第一是有教育改革，我們才能考上大學；第二是經濟改革，我們才能夠回來參與經濟改革；第三是開放，實際上我們都是開放的一個橋樑。
這裡我多講幾句開放，因爲我覺得開放極其重要。開放的本質就是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重塑，這就涉及到中國如何學習世界的先進文化。我們遇到的不少困難背後的思想和情緒實際上都與此有關。
回國之初，我們既懷着將西方先進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教材引入國內的願景，也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教育。因此，在初創階段，我們幾位創辦人便攜手構建了國學國粹講座體系，特邀劉炳森先生親自講授中國書法、張岱年和季羨林先生講授中國哲學、侯潤之先生解析中國的歷史地理。
我們深知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文化融合時面臨的挑戰。雙學位、MBA項目、碩士與博士項目，以及培養的優秀畢業生們，無疑都是我們的成績。然而，在這些成就背後，最爲核心的仍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難題。
談到中西方文化融合，一個典型的且極爲成功的案例便是漢語拼音。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准頒佈並正式實施，包括聲母與韻母，且採用了拉丁文的26個字母，即英文的26個字母。這一融合舉措，不僅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匯，也展現了漢字在適應現代化進程中的靈活性與創新性。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關於漢字的存廢問題，曾引發過諸多激烈的討論。魯迅先生曾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論斷，錢玄同先生也對漢字很悲觀，傅斯年與瞿秋白甚至將漢字比作“茅坑”。然而這些論斷並未能阻擋漢字及其文化生命力的延續。二十年前我曾寫過文章，指出在計算機技術解決了漢字的輸入問題後，漢字的優勢將得以充分展現。我堅信，中國的漢字將在未來繼續發揮其獨特的優勢，並長期得到廣泛的使用。
先賢們所闡述的廢除漢字之觀點，並非全無道理。漢字確實存在侷限性，至今仍不容忽視。而漢語拼音的推行，則是非常恰當的融合嘗試。漢語拼音的奠基人周有光教授，通過長期不懈地研究與推廣，爲漢語拼音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主席也曾就漢語拼音的發展作出過重要指示，具有深遠的戰略考量。事實上，已有國家在這一方向上取得了成就。土耳其通過實施拼音化改革，成功實現了語言的現代化；越南選擇了拉丁拼音體系，同樣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這些成功的先例，也證明了走拼音化方向是可行的。
在拼音體系的選擇上，當時我們面臨兩個主要方向：斯拉夫字母體系或拉丁字母體系。斯拉夫字母體系在實踐中已有成功案例，如蒙古、一些斯坦國家，均取得成功。然而，周有光先生主張我們應向拉丁字母體系發展。他指出，儘管標準的26個拉丁字母在表示漢語發音時可能不夠用，但可以藉助兩個或更多字母組合的方式，如“zhi”“chi”“shi”等發音音節，或一些長韻母。我們成功利用這26個字母奠定了漢語拼音的基礎。我們沒有走斯拉夫字母體系，也並未像越南文或土耳其文那樣全面拉丁化。
現在，隨着漢語優勢的凸顯，尤其是在AI等新技術的推動下，未來漢字的優勢將會更加顯著和清晰地展現出來。
我這裡有一本《新華字典》，其編纂方式體現了現代漢語拼音系統的應用。回顧歷史，明成祖的《永樂大典》採用了按韻編排的方式，即依據當時的音韻體系進行組織，這反映了自漢代、唐代以來古代中國對發音研究的重視。而《康熙辭典》則採用了按部首編排的方法。相比之下，《新華字典》在漢語拼音的基礎上，實現了更爲科學的漢字編排，打開《新華字典》，會發現其編排方式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西方語言字典相似，將26個英文字母作爲參照，根據發音將漢字系統地編入字典之中。我們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沉澱下來的漢字，居然可以按照26個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順序有序排列，這是多麼神奇的事情，也充分證明了拼音系統是非常了不起的設計。
全世界超過半數的人口熟悉拉丁文的26個字母，所以《新華字典》的編排無疑爲漢語的傳播與學習帶來極大的便利，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夠更容易地學習漢語，喜歡漢語。這一舉措巧妙地將我們的文化與全球人口最多的文化體系接軌。
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學習全世界的先進文化。漢語拼音方案是一個極其成功的案例。進而，在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要解決如何學習人類先進文化的問題，我認爲我們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思維，這能夠使我們的內心更加平和，也能使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更加自信而堅定。
易綱
黃益平
謝謝易老師。我過去一直覺得我對幾位創始教授的專業領域和知識是比較瞭解的，聽完您這些研究分享，以後就不能那麼隨便下結論了。但易老師後面講的和他前面講的是一脈相承的，就是中外的結合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中心的創辦和發展，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想問海聞老師。因爲海聞老師擔任中心常務副主任十年，期間創辦了很多新項目，包括BiMBA、經濟學教育科研網和經濟學年會等。您能否分享一下您當時做得比較好和比較困難的事情？
你題目中的“最”字讓我很傷腦筋，因爲很多事都讓我很有成就感，很多事情過程都很困難，但哪個是“最”呢？我想最值得驕傲的，大概是帶出了一支非常高效的行政隊伍。因爲當時北大流行的評價是：“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教師、三流的行政”。的確，當時的行政管理並不以服務爲宗旨，而是有些官僚化作風，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師生對學校的感覺。我自己在學生時期也深有感觸，去行政部門辦事常遭到訓斥。
作爲行政工作負責人，我深感榮幸能領導一支卓越的行政團隊，包括張佳利、邢惠清、陳曦、馬曉萍、趙普生、行桂英等。他們不僅提供優質的服務，還展現了高效的管理能力。我們團隊從一開始就明確了核心理念，即行政人員爲教學科研服務、爲老師和學生服務。這一理念在當時頗具挑戰性和創新性。例如，接聽電話這項日常工作，早期一般都比較沒有禮貌，接起電話就不太客氣，“喂？找誰？不在”，隨後便掛斷電話。爲了提升我們的專業形象和服務質量，我們規定了接聽電話標準，即“您好，北大經濟研究中心，請問找誰？”這一小小的方面就展示了我們行政團隊的不同。據盧鋒老師講，他當時回國找工作，當他撥打至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感受到了我們團隊的禮貌與專業，立刻就決定申請加入本單位。所以，領導出一支卓越的行政團隊是衆多工作當中我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我既是團隊的領導者，本身也是行政隊伍的一員，有時也聽從他們的安排，協助他們工作。
困難的事也有很多。我覺得最困難的是與校內其他經管院系的合作。北大內部的各院系間相對獨立運作，合作不易。我曾努力推動的兩項合作最終未能成功實現。一個是關於課程互認。例如，當時我開設了一門國際經濟學課程，作爲專業選修課，選課學生人數有限。同時，經濟學院也開設了相同的課程並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我提出將兩門課程合併，共同開設，以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然而，這一提議並未得到實現。第二件事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我曾向另外兩個學院的院長提出，在校慶期間由三個院系聯合舉辦經濟學的學術交流會。遺憾的是這一計劃最終也未能實施。
海聞
黃益平
謝謝海老師，我們都在努力。我也經常聽到校內外很多反映，我們的行政團隊確實非常了不起。海老師本人做事非常細緻。我曾經聽說，在修建萬衆樓的過程中，您親自參與了每一個細節的制定。還有傳聞稱，萬衆樓的窗簾是您親自前往市場與商販談價格，請問這是否屬實？
確實有很多的故事。例如，最初學校有關部門方面並未批准爲萬衆樓的窗框增添金色邊框，然而我堅持認爲，這對萬衆樓的整體觀感非常重要，有無金色邊框時的面貌截然不同。最終，我們決定堅持加了邊框。如今，萬衆樓門窗邊上的金框已經成爲其顯著特徵之一。
後來的裝修過程我也投入其中。萬衆樓二樓的內部裝修一開始有點像卡拉OK的大廳，我看到後就立刻叫停，並更換了裝修公司。我告訴他們必須符合皇家宮廷的裝修風格，我建議他們參觀頤和園，因爲既然外部設計已偏向皇家園林風格，內部裝修亦需保持一致。椅子、窗簾、吊燈等細節都需要精心搭配。我跟小邢（邢惠清）一家一家去尋找合適的傢俱，也不斷討價還價，不合適就換一家，小邢比我砍得更厲害，我稍微還心軟一點，終於把一把椅子的價格從一百元談到三四十元，最終用很少的錢買齊了傢俱。
海聞
黃益平
非常了不起，我順便透露一下，據說海老師您是處女座AB血型，所以處理每一件事情時都展現出極高的細緻性。一個機構或一項事業的成功，正需要這樣的人才，他們能夠精準把握每一個細節。我認爲，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到國發院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的成就，正是得益於創始團隊及管理團隊的卓越貢獻。他們不僅完成了許多我們難以想象的任務，還勇於承擔那些可能令人望而卻步的工作，這種精神與努力是難能可貴的。
這部分最後一個問題給林老師。林老師，您剛剛講了創辦中心的初衷，以及1994年所取得的成功。隨後，在2008年，您又積極推動中心升級爲國家發展研究院。值此三十週年慶典，您在致辭中提及，國發院的發展已遠超預期。我想了解，您認爲國發院在哪些具體方面做得較爲出色？同時，與您的初衷相比，又有哪些領域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我們哪方面做得比較好，自有公論，我們自己評定未必最科學。但重要的是，我們始終敢爲天下先，能夠根據中國改革發展的需要去引領時代的發展。
你剛纔提到，CCER當時在國內已經公認非常有成就，爲什麼又升格爲國家發展研究院呢？主要原因在於，CCER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想法之一是引進西方經濟學教育，引進受過完整西方經濟學教育的人才回國工作。但到2006年左右，光華管理學院和經濟學院都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吸引的歸國人才並不比CCER少。清華經管也是如此。在前面的致辭中，錢穎一教授給了我們相當大的肯定，其實他們清華經管也做得非常好。所以當時我們問自己，CCER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北大需要兩個經濟學院嗎？需要兩個管理學院嗎？在那種狀況下，我們認爲應該與時俱進，看國家需要什麼，我們這一羣人如何繼續爲引領這個時代做貢獻。
2006年，我們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說隨着加入WTO，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度更高，並且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那麼，中國前進的道路上要實現民族的復興，就不只是經濟的發展，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必須發展，因此，需要一個機構來前瞻性且系統性地綜合研究這些發展的需要，提出理論和政策建議。
很高興的是，我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國家有關領導的支持，所以我們能夠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格爲國家發展研究院。
同時，也正是因爲成立了國家發展研究院，我們的教師隊伍纔有辦法從當時的十幾個人發展到現在五十多個人的規模，也纔有可能從當時朗潤園只有2000平方米的辦公室，到今天在承澤園有三萬平方米的辦公條件。
因此我認爲，CCER和國家發展研究院賦予了我們這一代人一個使命，就是必須緊密圍繞國家發展的需求，走在國家社會發展的前沿，引領時代的進步。這是我們秉持的核心理念。
林毅夫
三、學術與政策思想的邏輯
黃益平
非常感謝。接下來是第三個部分。您幾位除了創辦了CCER，還做了很多事情。林老師去世界銀行做了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回國後又創辦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易老師去了央行，後來還成爲行長；海老師後來做了北大副校長，又創辦了匯豐商學院；張維迎老師也曾經掌管光華管理學院。與此同時，大家公認您幾位都是國內國際頂級的經濟學家，在學術思想、政策理念上有很多有影響力的想法和貢獻。
首先想問海聞老師，您是國際貿易方面的專家。中國從1994年開始一系列的改革提速，到2001年加入WTO，您當時應該已經在國內，您對加入WTO的意義有什麼樣的判斷？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1980年代主要是體制內的改革，在缺乏明確基本框架的情況下，我們恢復了很多被破壞的機制，如手工業輕工業中的民營經濟，在國企中初步嘗試構建了一些激勵機制。進入1990年代，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明確提出，我們開始了更爲深入地對體制的改革。而2001年加入WTO，標誌着中國改革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即以國際規則爲基礎，全面融入全球經濟的改革。
加入WTO這一舉措具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加入WTO以後，進一步促進了國內資源和國際資源的整合，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高潮，增速非常快。第二，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加入WTO進一步加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爲此我們當年承諾在15年之內完成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
我當時確實參與了一些工作並扮演了中間協調的角色。例如，當時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來中國跟石廣生部長談完以後，她會找我們談。我們一方面向美國人傳達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的立場，並強調中國加入WTO對世界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積極在國內強調進一步開放和加入WTO的重要性。我積極參與了衆多電視媒體活動和各種類型的講座，努力排除當時一些錯誤理念的干擾和對加入WTO的擔憂。起初，中美兩國的學者在認知上存在顯著差異，難以達成共識。例如，關於中國是否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WTO的問題，雙方爭論激烈。在一次研討會上，一開始，一些中國學者紛紛強調中國的貧困狀況，以此證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美國學者認爲，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定義更偏向於尼泊爾、不丹等小型的不發達國家，而中國的體量過於龐大，進出口都會對全球貿易帶來很大影響，作爲一個貿易大國，不能以目前給予小型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加入WTO。此外，1999年11月，在中國加入WTO的中美議定書籤署前，我還在北大發起組織了有關“中國互聯網是否應該開放”的國際研討會。這樣的討論有效促進了中美雙方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認知，爲雙方的合作與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爲中國成功地在2001年加入WTO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海聞
黃益平
非常感謝。CCER的學者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當中確實一直沒有缺席。
我和易綱還參加過1998年春吳儀副總理主持的關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高層內部討論會。
海聞
黃益平
下一個問題想問張維迎老師。您從1980年代就開始倡導研究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剛纔海老師說中國加入WTO相當於開放市場，事實上爲企業家創造了更加廣闊的天地。但是，現在有觀點認爲全球化在逆轉，甚至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擡頭，美國實施了“小院高牆”等政策。您認爲企業家精神在這種大環境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如何更有效地發揮其作用？
首先補充一點，WTO如海聞剛纔所講，的確非常重要。在我看來，中國的財富積累主要在加入WTO之後的十年。對此我不用贅述。
關於企業家，企業家本身是人類和平與交往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一觀點在近代如亞當·斯密等經濟學家的諸多論述中均有所體現，他們強調商業活動本身即是一種促進和平的力量。原因在於，企業家始終遵循着爲消費者創造價值的核心理念。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企業家們跨越國界、地域的界限，將世界各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時，爲確保其商業活動的成功與持續，企業家們深知和平環境的重要性。19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巴斯夏曾說過，當商品不能越過國界時，軍隊就會越過國界；當商品越過國界之後，軍隊就不會越過國界。我們要承認這一事實，國家之間商品交易越多，軍事衝突、政治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小。1925年的五卅運動期間，不少國民抵制外國銀行和企業，那時候中國的一些民族企業家積極幫助外國銀行緩解了擠兌風險。20世紀90年代，中國加入WOT之前，美國國會每年都要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進行“年檢”，許多美國企業家在華盛頓爲中國遊說。所以企業家是一種和平的力量。回顧歷史，人類的衝突主要與政治家相關，而非企業家。企業家發揮的作用是積極且正面的。
另一方面，企業家作爲個體又非常弱小，在面臨國際價值衝突與意識衝突時，其商業活動會遭遇重重困難。所以我的那本書《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最後一章，就探討了國家之間價值觀衝突對企業家的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希望有更多明智、理性的政治家來緩解這些衝突，再加上企業家的努力，共同使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糕。
張維迎
黃益平
謝謝張老師。易綱老師在1990年代末期離開中心加入了中國的央行，一開始在貨幣政策委員會，後來做過多個崗位，一直是與貨幣政策高度相關，後來還擔任過專門分管貨幣政策的副行長，最後掌管整個央行。您怎麼看待我們這幾十年來貨幣政策的演變？您覺得將來我們的貨幣政策還會有大的變化嗎？
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有幾個重要的時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於1995年頒佈，爲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依據，這一舉措具有重要意義。回顧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貨幣政策演變歷程可以看出，在1995年之前，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側重於通過數量指標進行調控。這些數量指標具體包括M0現金、M1、M2以及銀行的信貸規模，它們均有明確的調控指標。
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間，匯率是貨幣政策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即在此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穩定維持在8.28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水平。這可被視爲一種以匯率爲錨的政策框架。這十年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實現了顯著增長，中央銀行通過購買美元外匯儲備並相應投放人民幣，成爲增加市場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
然而，若在此階段過度注入人民幣，則需採取對衝措施。主要形式爲逐步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此方式將過多的人民幣流動性暫時封存於人民銀行。在那段時期，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從6%、8%逐步提升至10%，並最終達到20%多。此舉旨在有效封存市場上過剩的流動性。
1995-2005十年間，我們採取了以匯率爲錨的策略，將購買外匯作爲釋放流動性的主要途徑，並輔以相應的對衝措施，以確保貨幣價值的穩定。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們實施了匯率改革，與美元脫鉤，採用浮動匯率制。自此，我們的匯率開始浮動，貨幣政策框架也逐步向價格型調控轉變，即以利率爲核心的貨幣政策框架逐漸確立並得以實施，同時輔之以數量指標的參照。若以利率作爲核心，利率的設定需遵循嚴謹的經濟邏輯。具體而言，短期利率的確定應主要聚焦於自然利率、通貨膨脹預期，以及通貨膨脹缺口與產出缺口。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短期利率決策的關鍵框架。長期利率主要考慮潛在增長率是否大致與自然利率相持平，以及從長期視角審視，經濟是否處於穩健發展的軌道之上。2005年以來，我們採用了以價格型調控爲主導的貨幣政策框架。在此框架下，拆借、國債以及存貸款等各類金融產品的利率水平，均主要由市場機制決定。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收益率曲線展現出日益成熟的態勢。這意味着，市場能夠基於收益率曲線，爲債券及固定收益產品的合理價值提供基準參考，同時考慮風險溢價、期限溢價等因素，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收益率曲線的成熟與完善。
以利率爲核心的貨幣政策的框架對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及維持物價穩定具有積極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人民銀行的核心職責是穩定幣值，並以此爲基礎推動經濟增長。穩定幣值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有效控制國內通貨膨脹，確保物價穩定；二是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自2005年以來，我們採用的以價格型調控爲主導、以利率爲核心的政策框架，爲完成人民銀行穩定幣值、促進經濟增長的使命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過去的25年間，即自2000年至今，中國通過CPI衡量的通貨膨脹率平均維持在2.1%的水平。衆所周知，全球主要中央銀行普遍將2%視爲理想的通貨膨脹目標。我國這25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恰好接近這一理想水平，即2.1%。進一步看，過去5年的通貨膨脹率略低於2%，過去10年則基本等於2%，而過去15年也基本等於2%。在過去這二十多年裡，我國經濟實現了顯著增長，財富不斷積累，人民福祉與收入水平不斷提升，並且這一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始終穩定在2%左右，成功實現了中央銀行家們的理想目標。
在當前的貨幣政策框架下，利率和匯率並不是同等重要，利率佔據核心地位，匯率則是在利率確定後由市場決定。這一原則構成了我們貨幣框架的最重要基點。
易綱
黃益平
謝謝，太精彩了，很短的時間就給我們做了非常系統的闡述。這部分最後一個問題想問林老師，您從世界銀行回來後一直在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創新和研究。我瞭解到現在有一些國家，例如波蘭和一些非洲國家，正是在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指導政策實踐。您怎麼看這些國家現在的做法和效果？
新結構經濟學是來自於我們國家的自主理論創新，主要是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因爲中國的轉型道路漸進的、雙軌的，從當時的理論來看是會讓中國的經濟比計劃經濟更糟糕的一種制度安排。在轉型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可是總體成績卻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二戰以後那麼多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工業化、現代化。但是，遵循當時主流理論來做政策的國家，經濟基本都出現了危機，長期陷於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少數幾個東亞經濟體推行的政策，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也是錯誤的。當時主流理論倡導進口替代，但是“亞洲四小龍”追求出口導向，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並且是在市場與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發展起來的。
我到世界銀行後，觀察到我的同事，以及我領導下的經濟學家們都接受了卓越的高等教育，而且大多畢業於知名學府。在爲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建議時，他們主要依據的是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儘管這些政策在理論層面分析得十分清晰，並預期能帶來顯著成效，實際執行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在此背景下，我深刻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成敗背後必然蘊含着深刻的邏輯與原因。爲明晰這些原因，我提出，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各國應當依據自身的稟賦條件來制定策略，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具體而言，各國應充分利用其稟賦條件所賦予的比較優勢，在有效市場的運行下，依託企業家精神，並藉助有爲政府的因勢利導，共同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這一理念最終演化爲我所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
任何新理論的誕生都不可避免地會引發爭議。重要的是，不應僅僅利用這一新理論的邏輯去批判其他理論的邏輯，或者由他人以他們的理論邏輯來評判新的理論邏輯。最重要的依據應該是，這一理論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是否具備改造世界的能力。
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非洲國家遵循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即構建有效市場與有爲政府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並依據各自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效。讓我驚喜的是，波蘭作爲人均GDP已達兩萬多美元的高收入國家，依據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即有效市場與有爲政府的結合，其比較優勢產業在企業家與政府的協同努力下，實現了迅速且顯著的發展，成效斐然。因此，波蘭在東歐國家中被譽爲一個類似於中國的奇蹟之國。
在2015年，波蘭新任總理在讀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相關論述後，非常認同。隨後，我們進行了多次會面。他基於這些理念在波蘭積極推行了相應的政策與措施。波蘭是歐盟國家，人口3800萬，在歐盟國家當中所佔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在2017年、2018年，根據這個政策，他們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佔整個歐盟國家的70%。因此，該政黨在波蘭得以長期執政，而推行此政策的總理也成爲波蘭自改革開放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
我深感欣慰的是，過去我們都是“西天取經”，引進西方理論，而今，源自中國的理論在國際上同樣能夠產生深遠影響。
林毅夫
四、對國發院未來發展的期許
黃益平
謝謝林老師，也祝賀林老師。最後一個問題，想請幾位創始教授談談對我們國發院的期許。今天是三十週年慶祝會，慶祝我們過去取得了一些成績，同時我們也要展望未來，幾位教授希望我們三十年以後的國發院成爲一個什麼樣的機構？此外，您幾位創業三十年，使國發院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您個人在未來30年有什麼樣的學術研究計劃？
三十年以後國發院會是什麼樣子，我沒有仔細想過這個問題。但是我最近自己總講一句話，“這個世界並非註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有些人做了一些選擇。”歷史沒有必然性！國發院三十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就看我們每個人在想什麼、做什麼。尤其今天的環境與三十年前有所不同，中國與國際的關係三十年前是越走越近，現在不好說。這對黃老師本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希望每一代國發院院長都能夠迎接好這個挑戰，三十年之後比現在更輝煌。
張維迎
黃益平
非常感謝。將來不管誰做院長，“家國情懷，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這四句話都應該成爲我們長期堅持的國發院文化。
我們最早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在叫“國家發展研究院”，目標更大了，不僅僅侷限於經濟了。至於三十年以後會成爲什麼樣，我覺得還是讓新一輩人，甚至不包括黃老師，去考慮這個問題，因爲三十年變化很大。另外你剛纔問未來三十年有什麼樣的研究任務。我想，我首先要研究我能不能活到後面三十年。
海聞
黃益平
海老師很長時間都是在做院長、校長，犧牲了學術研究。他早年曾經親口跟我說，行政工作忙得實在沒有工夫做研究，但等70歲以後，他要重新開始做學術研究。
現在我已經過70歲了，所以改成80歲以後做研究吧。研究肯定要做，有兩個領域我現在比較感興趣。第一個是民營經濟，因爲我現在兼任泉州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第二個是城鎮化和鄉村發展，我現在也兼任延安大學鄉村發展研究院院長。當然研究不一定是我一個人做，我會跟大家一起做。
海聞
我說說自己將來的研究計劃。我正在研究貨幣史，特別是紙幣的歷史。從北宋的交子、南宋的會子，到蒙元的中統鈔，明朝的大明寶鈔，從公元1024年最早的紙幣交子轉爲政府管理，一直到大約公元1580年明朝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改革，確立了事實上的銀本位制度。中國擁有長達近600年的紙幣發行及其規則探索的寶貴歷史經驗。這段歷程中，中國不僅實踐了紙幣的發行，還深入研究瞭如何維持紙幣的價值穩定。這一歷史實踐，爲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借鑑和深刻的啓示。這是我研究的一個方面。
我的第二項研究也與此相關，就是銀本位和金本位。衆所周知，從歷史上看，國際上通常是金本位，而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間內，白銀是重要的貨幣，同時民間小額和日常交易以銅錢爲主。張居正在萬曆年間實行的一條鞭法，把中國的貨幣和稅收歸到了白銀，實行了事實上的銀本位。雖然有很多人說到了民國時期中國才真正實行銀本位，但實際從更早開始，白銀都是中國的重要貨幣。西方人的金本位做得非常精確，英國在公元1700年左右牛頓擔任英國造幣廠總經理的時候就奠定了金本位的基礎，從公元1830年正式確立金本位到公元1930年左右，金本位正式實施的時長有一百餘年。
第三，我還在研究過去500年中國的國際收支。明朝，全世界有大量白銀流入到中國，晚清，尤其是公元1840年以後，白銀大量流出。鴉片支出、戰爭賠款，都是壓在中國人心上的一塊大石頭。我們的研究從明朝白銀怎麼流入開始，一直到我們過去45年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實際上相當於硬通貨又重新流向中國。如果把這段歷史研究清楚，也能夠使我們對自己的發展道路更有信心。
我研究這些以後，也使得我在今後，不管是國發院40週年慶祝，50週年慶祝，還是60週年慶祝，我仍然坐在這兒有的說。
易綱
黃益平
非常期待。林老師，您要做什麼學術研究我們大概知道，請您給我們講講對國發院的期許吧。
展望未來三十年，我們還是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因爲我相信三十年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已經實現，屆時中國會是世界的經濟中心。從歷史上來看，世界經濟中心就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就是引領世界理論新思潮的大師輩出的中心。我希望三十年以後，國發院會成爲中國乃至世界上的一個學術高地。我希望三十年後，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在國發院輩出。
林毅夫
黃益平
謝謝林老師。您幾位每一次給我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國家發展研究院所定的位、所指的方向，事後看確實都是具有很強的戰略性，而且非常關鍵。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國發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始的核心團隊，他們能走到一起有歷史的原因，有時代的原因。客觀來說，他們的個性其實不太一樣，甚至在學術觀點上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說很不一致，但是他們走到一起共同做了一件事情，這件事剛纔有很多嘉賓已經闡述了它的國家意義、歷史意義、學科意義。但是，對我們而言，正是因爲有這幾位創始人，以及我們其他很多資深教授，包括周其仁老師、宋國青老師、胡大源老師、盧鋒老師等很多位老師，有他們過去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今天才有這樣的國家發展研究院，也纔有我們今天聚在一起慶祝成立三十週年。最後，我建議用熱烈的掌聲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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