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大規模逃港潮 促興辦經濟特區（四）

不剿滅麻雀不甘休

周鯨文這本書所記錄的情況和林語堂在《匿名》中所記錄的情況一模一樣，也就是說，現在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和蘇聯陣營其他國家人們的生活狀況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林語堂特別關注周鯨文一書有關描述知識分子的章節：中共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批了胡適又批胡風。林語堂要問讀者一個關鍵問題：在中共治下，人還是人嗎？人的尊嚴遭到極大的挑戰，共產主義對人類的真正挑戰在於人的概念和人生價值。

周鯨文此書有許多價值，但林語堂強調：「它最主要的價值在於爲我們揭示了在共產黨統治下，人的生命毫無價值可言。」

林語堂再次抨擊道，美國對中共的政策真是大錯特錯。當年在《枕戈待旦》中，他把共產黨統治稱作「恐怖統治」，在美國沒一個人相信他。那些輿論專家，包括「所有教授，起碼從理論上講他們是能夠讀中文書的」，沒一個給美國公衆講真話。相反地，他遭到「好心的、自由派美國記者」的各種謾罵，說「我的靈魂需要拯救」、「可以給我寫訃告了」。林語堂現在有機會反駁了：「我們現在終於有一本書，是一個瞭解中共政權真面目的中國人寫的。我希望有人能相信他，即使他是一位中國人講中國的事情。」

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而且越搞越邪乎。比如在反右運動的同時，一九五八年在全國掀起「除四害」運動。爲了提高社會主義生產，必須清除老鼠、麻雀、蒼蠅、蚊子，以「科學」的名義征服自然。

魯迅的三弟周建人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他以生物學家的身分在《北京日報》（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撰文指出，麻雀有百害而無一益，必須澈底消滅才能提高農業生產。毛澤東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麻雀展開「人民戰爭」，國家輿論機器開足馬力，不剿滅麻雀決不甘休。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林語堂到拉丁美洲巡迴演講，演講稿收入《不羈》一書。該書還收入好幾篇林語堂三○年代的舊文，但有一篇是新作，題爲〈麻雀有話要說〉，對「剿滅麻雀運動」做出辛辣諷刺。

林語堂寫道，《費加羅》報的一名法國記者到北京參加一場國際會議，凌晨一點突然被一陣高音喇叭聲吵醒：大家起牀去抓麻雀！「他媽的！（原文用法語：Merde！）誰聽說過這種事？整個北京市都被叫醒了。」其實不只是北京，全國都被動員起來，打一場剿滅麻雀的人民戰爭，人們敲鑼打鼓，用精神折磨法剿滅麻雀。「『把麻雀都給殺了，』毛澤東下令道，『媽的逼！統統給我殺了！』就這麼簡單。」當然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毛澤東用「人民戰爭」對抗自然，必定遭到自然的反撲。林語堂在文中讓麻雀說話：「讓你遭蟲害！」麻雀王說道，「蟲害！蟲害！蟲害！你這個小嘰嘰─小腦袋─小腦袋─小腦袋。嘰嘰，嘰嘰，你這個沒心沒肺的傢伙，沒心沒肺─沒心沒肺─沒心沒肺。逼逼，逼逼，你敲鑼打鼓不讓我睡覺，我就把你的心肝都挖出來，挖你的心肝─挖你的心肝─挖你的心肝。我把害蟲都招來─都招來─都招來，你這個小腦袋大傻瓜。害蟲吃你的糧食，我吃害蟲。我不吃害蟲，害蟲就要吃你的糧食─吃你的糧食，你這個大傻瓜！啾啾，啾啾，你等着瞧，你等着瞧，你這個可憐的膿包。我們會回來的，我們會回來的，你這個可憐的膿包。逼逼，逼逼，我們會回來的，你這隻可惡的瘋狗─可惡的、可惡的、可憎的、可憐的小腦袋膿包！啾啾，啾啾，我們會回來的！」

到了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惡果已經顯現，部分的原因正是出於麻雀的詛咒。中國大陸遭遇三年「大饑荒」，按楊繼繩統計，「大饑荒」造成三六○○萬人死亡，比整個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死亡人數還要多。

「大躍進」後「大饑荒」

大範圍饑荒引發大逃亡，一九六二年發生的「五月大逃亡」，突然有十萬多人聚集粵港邊境，分水路和陸路冒着極大風險潛逃香港。在二十世紀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的對峙中，「柏林圍牆」通常被看作見證共產鐵幕的唯一象徵，至今每年都有人緬懷那些爲了越過這堵牆而付出生命的遇難者。假如我們跨越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我們便會看到，在中國也有一道「柏林圍牆」，即港深邊境的鐵絲網及其海域。這道見證共產鐵幕的邊境圍牆至今卻少有人提及。在八○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共統治的三十年間，逃港難民可謂前仆後繼，從未間斷，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險逃到香港，又有多少人葬身於逃港途中，至今沒有準確統計數字，更沒有任何紀念碑文追悼爲了逃脫共產鐵幕、追尋自由而逝去的亡靈。

大規模的逃港潮主要有兩次，其一是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導致的「五月大逃亡」，其二是文革後七○年代末的三、四年，經過文革十年浩劫，老百姓生靈塗炭，紛紛逃離大陸，這期間有三、四十萬人偷渡香港。而這正是大陸共產政權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興辦經濟特區的直接原因。

林語堂的《逃向自由城》正是以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爲歷史背景，以小說形式揭示共產黨獨裁政權不得人心的本質。林語堂在本書前言中表明：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雖屬虛構，但背景資料是真實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