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藏在弓箭套裡的兵法（古籍今讀）

本文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熊 建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年01月10日

第 11 版）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發動了侵朝戰爭。僅兩個月零兩天，朝鮮“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漢城、開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朝鮮王朝危在旦夕。

這時，儒生全有亨給朝鮮國王上疏，認爲“勝敵之道”之一在於得民心，“失民心，則君有萬里之明，臣有《六韜》之略，不能爲也”。如果國家不能匯聚民心，那麼即使國君賢明，官員擁有《六韜》那樣的軍事謀略，這仗也打不贏。

全有亨以《六韜》舉例來勸誡國王，表明《六韜》這部中國古籍在朝鮮儒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此外，戰爭前期英勇殉國的將領李景毅，“常好太公韜略（指《六韜》）”。有個謀士面對朝鮮的節節敗退，寫詩感嘆道：“不讀龍韜過半生，時危無路展葵誠。”龍韜是《六韜》的一部分。儒士金富倫獻策時提到，嚴冬時節，日軍不耐寒，是“操刀必割”之時，一定不能錯過這種破敵的好時機。這是來自《六韜》中的這句話——“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無獨有偶，日本對《六韜》的學習也十分重視。日本平安時代，學者大江維時被醍醐天皇派往唐朝留學。他斥重金購買了《六韜》《三略》等兵書，帶回日本。自此以後，《六韜》在日本得到傳播，併成爲足利學校的主要教科書。據統計，從1600年到1976年，日本至少出版了40種《六韜》的譯註、評點著作。

這部交戰雙方都看重的《六韜》，是繼《孫子兵法》之後中國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典型代表，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諸子論兵的精華，成爲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獨立體系的重要兵書。

《六韜》的作者，原來說是姜太公，實際不可能。先秦古書，一向不提撰者姓名。姜太公所處的商末周初斷然不可能出現《六韜》這樣的著作。因爲書中不少內容和思想，都是後世才能出現。比如書中提到的“鐵械鎖”“環利鐵索”等鐵製軍備，在戰國末期才能出現。

從宋代的葉適、陳振孫、黃震，到明代的胡應麟、清代的姚際恆，許多辨僞學者都已經看出來後人僞託這一點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說了：“其依託之跡，灼然可驗。”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前期古墓出土漢簡中，有《六韜》相關內容，與傳世本基本相同，說明《六韜》早在西漢初年已經有了定本，那麼戰國末期成書，也就順理成章了。有學者考證認爲是齊國稷下學者的集體創作，可備一說。

有意思的是，宋神宗時刊行《武經七書》，順序是《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到了宋孝宗時，把《六韜》提拔到第四位。宋光宗時期，又把《六韜》移到第一位。到了明代，才又恢復最初的順序。這個位置變化的過程，反映出《六韜》成書時間沒有定論的實際情況，但對其價值沒有什麼影響。

循名責實，韜，原爲“弓箭套”，包含有深藏不露的意思，引申爲有謀略之意。六韜，就是指導戰爭的6種韜略，平時秘不示人，戰時取出克敵。按照唐代學者顏師古的解釋，《六韜》是“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的一部兵書。全書分爲6卷60篇，近2萬字，通過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闡述治國治軍的理論以及指導戰爭的原則。

第一卷《文韜》講論治國圖強之道，說明在作戰之前，如何使國家作好物資準備、精神準備和戰爭動員，同時要了解和掌握敵國的各種情況；第二卷《武韜》闡述伐滅強敵、奪取天下的韜略，指出需要確定戰略目標，採取正確的鬥爭策略，特別要注意掌握和了解敵情。

前兩卷就性質說，是戰略問題，講戰前的各項準備，下面4卷重在闡述戰爭的具體指導原則，偏戰術性質。

第三卷《龍韜》詳陳軍隊治理、軍事行動部署及綜合保障問題；第四卷《虎韜》敘說武器裝備及戰法，是講在開闊地區作戰的戰略戰術及軍器運用的韜略；第五卷《豹韜》歸納各類戰場環境下的戰術實施原則；第六卷《犬韜》言及車、騎、步諸兵種的協同問題。

《後漢書·何進傳》章懷太子注說：“《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扼要點明瞭《六韜》各篇的內容和特點。

有格局的兵書，眼光絕不限於戰場。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的精髓，則是把支持自己的，搞得多多的；把反對自己的，搞得少少的。《六韜》深明此道，以兵家言政治，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思想的提出，尤其在《文韜》中，闡述了收攬人心、匯聚民心的諸多議題，核心就是要求國君施行仁政，師出有名，取得舉國上下的支持，贏得友邦軍隊的支援，最終形成“以有道伐無道”的形勢。這也正是文章開頭全有亨上疏論述“民心”問題的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