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從自身做起
“你對性別的思考是什麼呢？”
“性別的思考，是我到了70多歲，幾乎沒有性別區別的時候，纔去思考的。”
“您畢生都是一個獨立導演，可不可以講講這種堅持和選擇？”
“這不是我的選擇，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來。”
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這幾天有沒有被這些“金句”刷屏。
反正，當我們在現場親耳聽到許鞍華導演講出這些話的時候，還是非常感動的。
那種感覺，就好像是重溫了一遍我們最愛的《一起拍電影》，也親身感受到了許導的旺盛生命力。
雖然從影四十年，但她依然是一個簡單、率真的人。
她不會喊口號，也不會花言巧語。她真實、生動、桀驁。
正如她爲我們帶來的每一部作品。
而這一次，許鞍華在北京，在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
並且，來的不僅是許鞍華，還有她大名鼎鼎的“迷妹”們，文晏和戴錦華。
能擁有這樣一次朝聖的機會，還是要感謝剛剛結束的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
這一次，他們舉辦了以“女性獨立影人的創作長路”爲主題的電影大師班，由中國香港著名導演、監製許鞍華擔任主講嘉賓，與導演文晏展開對談，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擔任特邀嘉賓主持。
談到華語電影的女性獨立電影人，毫無疑問，許鞍華和文晏，都是電影史上跨不過的名字。
許鞍華導演從影四十載，經典代表作無數，以至於，你甚至會覺得，每一部作品裡都有一個許鞍華。她是難以被定義的。
她是大膽、鋒銳的：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她的《瘋劫》《投奔怒海》都讓人看到了創作者的勇氣和理想主義，是在風起雲涌的時代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表達。
她也是溫柔的、細膩的：《女人，四十。》《客途秋恨》《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等作品，將鏡頭對準普通人，在涓涓細流的生活裡，觸碰到悲歡離合、世事無常的人生真諦。
她還是極富文學性的：她曾三度改編張愛玲的小說，是迄今爲止，改編張愛玲最多的一位導演。此外，她也拍攝過蕭紅的傳記片《黃金時代》。
在這次大師班中，許鞍華導演回顧了自己過去幾十年的創作之路。她是如何堅持創作的獨立性，爲華語影片提供了極爲不同的視角和更爲豐富的多類型創作。
她講述了一些創作上的細節，《黃金時代》單是劇本就磨了三年，三百多場戲。而她也認爲，這部電影不單是在講蕭紅的人生，更是在講人生和藝術、人生的迂迴和曲折。
但更多時候，我們感受到的，反而是她的謙遜。
她提到自己對於編劇的依賴，提到自己在電影新浪潮階段，從前輩譚家明、胡金銓身上學到了多少。
而正如戴錦華教授所言，這也正是一個有成就的女性會採取的態度。她們絲毫沒有凸顯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因爲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無論是多麼偉大的天才，都不可能獨自成就一個時代的突破。而女性會回到那個歷史環境當中，去關照、去反思自己與時代的關係。
許導也提到了自己一直在學習、一直在進步，從未停下來。
也正因爲此，在對談的剛開始，她就表達了對於文晏導演的高度肯定。她認爲，現在是“文晏導演的時代了”。她的作品更年輕、更有創作力，她將華語女性創作帶到了威尼斯電影節、帶到了更廣闊的舞臺。
在當時，她非常真誠地說，“我看了《嘉年華》，也不怕大家說，它把我擊敗了，《嘉年華》拿獎了，我們沒有拿獎，可是我心裡蠻高興的。因爲我感覺她的作品真的非常好的作品。”
相信我們所有人都還記得，在2017年，當《嘉年華》橫空出世的時候，這部電影所帶給我們的震撼。
甚至可以這樣說，它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義作品：影片看似講述的是一羣女性的故事，實則是一個女人的故事。處在不同年齡層的女人，像接力棒一樣傳遞着彼此的人生。這絕非是她們的選擇， 但冥冥之中，似乎有無形的手在操縱、要求和約束着她們。
而在鏡頭之外，文晏導演用看似冷酷、實則溫柔的筆觸，描述着這一切。你會覺得，無論在電影內還是在電影之外，都有無數雙眼睛，在觀看着、凝視着這一切。而這就是我們女性所處的現實。
在這次的大師班對談裡，當這兩位女性導演坐在一起，互相表達着對於彼此作品的喜愛與推崇。你會看到，這正是兩代女性創作者的守望相助和交相輝映。
儘管她們來自於不同的生長環境，也書寫着不同時代、不同現實的困境與表達，但在她們的作品譜系和自我關照裡，毫無疑問，最爲共通的一點就在於：女性主義從自身做起。
是的，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我們並不需要對女性主義下一個定義，或者一定要設置如何的規範和條條框框。
當一名女性在拍攝、當一名女性對着鏡頭講出自己的故事、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女性主義。
因此，儘管許鞍華導演說自己一直到七十多歲，才真正地開始思考性別。但在此之前，她已經將自己的鏡頭對準了無數平凡的、邊緣的、處於困局之中的女性。
而文晏導演的作品則是從社會現實出發，立足於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女性。對於時代的觀照、對於女性的思考，都是發自本心。
從自身自發，就是女性主義。
當然，或許我們還是可以思考，女性影人之間，是否還存在着哪些共性呢？
首先肯定就是女性創作者的開放心態：拓展表達邊界，向一切的可能性敞開。
許鞍華導演儘管已經在影壇沉浮拼搏了四十年，但仍然秉承着一種非常旺盛的、充滿生命力的、戈達爾式的創作心態——“有電影就去拍，什麼都不要拍，不要怕不完美”。
哪怕今年已經七十多歲，她已經是勇敢的、自由的、不怕犯錯的。在她的表述裡，我們也能一遍遍地讀到這種超越時代、年齡、沒有任何拘束的野性與天性——“你自由的，你要拍什麼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認了，或者再拍別的。拍不好不用跳海。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兒就OK了。”
而文晏導演作爲一個21世紀的創作者，面對的是一個完全數字化的電影時代。甚至於，接下來還會有人工智能、chatgpt、Sora……的衝擊。但她始終堅信，我們應該擁抱便利，應當學會去利用技術、適應技術，把它拍出屬於這個時代的電影。因爲數字確實使得創作的門檻降低了。
同時，她也非常敏銳地看到，儘管現如今的數碼電影已經發展得如此迅猛，但它其實還沒有發展出自己的藝術語言，它還處在一個模仿的階段，想要儘可能地模仿膠片。因此，未來數字電影和膠片電影，或許會是更加不同的形態。但我們會始終擁抱變革、等待新媒體的打開。
女性電影人的創作力是無限的。
無論許鞍華還是文晏，兩位導演都提到，近年來全球獨立的女性電影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成功，她們關注到了女性電影人崛起的現狀、也看到了女性表達的蓬勃生命力。新鮮的視角，新鮮的體驗往往都出現在女導演作品上。她們的創意完全不輸於男性。
而這樣蓬勃的創作力，我們同樣也能夠從兩位導演的身傷，直觀地感受到。
在香港商業武打片盛行的年代，許鞍華導演是一朵自香港新浪潮勢力中涌現的“奇葩”。她想要拍老人、拍倫理、拍時代與個體的成長。她關注的是別人不感興趣的話題，她想要將那些平日裡不被看到的人搬上大銀幕。可想而知，這背後會有多少非議、拒絕的聲音，她也一定是吃了許多的閉門羹，才終於敲開了一扇門。這需要逆行和獨行的勇氣，但她堅持了下來。
而在文晏導演身上，我們則看到了當代女性的創作與表達，《嘉年華》所探索的，同樣是一個非常辛辣的、甚至於常人不願意去觸碰的話題。拍攝這樣的電影同樣需要勇氣，因爲她用力地撕開了一道無法癒合的痂，而袒露出了鮮血淋漓的傷口。
不是所有人都敢於去直面這樣的沉痛。但她的作品所描繪的是我們所生存的時代，站在當代生活的十字路口，她試圖用一種更爲現代性的方式，去探討當代女性的生存與空間。
冥冥之中，創作也決定了她們的人生軌跡。電影成爲了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如這次大師班所提到的，每一位女性導演，在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其實都有着不同的創作困境。
許鞍華導演的作品並非部部都成功，有票房失利的、也有口碑慘敗的。甚至於，她還曾有長達十年的創作空滯期。
在大師班的對話裡，她非常坦然地面對了自己人生之中這長達十年的空白。她當然也是痛的、是不快樂的額，“四十幾歲還跑到日本跟二十幾歲的人一塊生活”。但最終她還是可以接受，“這也是人生經驗的重要部分，你必須經過一些失意。”
人生半場，還要重新來過。我相信並非所有人都能以這樣的心態去面對自己的痛苦，還有將她轉化爲積極一面的能力，但許鞍華可以。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文晏導演同樣是數年磨一劍。在《嘉年華》之後，許多人都和我們一樣，翹首等待她的新作。當然，我們也可以想象，當過多的期待、關注都壓在一個人身上時，這會意味着多麼大的壓力。
相信文晏導演，同樣用很長的時間來摸索、準備和思考。而在今年，或許我們終於將要等來她的新作品。
不久以前纔剛剛刷到新聞，她的新電影《想飛的女孩》已經殺青，並預計於年內上映。這部作品由劉浩存、文淇主演，講述了一對錶姐妹從陌生到熟悉，從牴觸到相助的人生歷程，或許也會是又一次關於年輕女性、關於自身和時代的探索。
無論如何，對於電影創作來說，沒有更好的時代，也沒有更壞的時代。越是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的表達，創作也會更自由。在這些女性影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
迴歸到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還是非常感謝能夠藉此機會，策劃了這一次珍貴的大師班、和這一場彌足珍貴的女性對談。
近年來，女性創作者的聲音在時代中涌現，而我們在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中，同樣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品，包括在本次“天壇獎”的入圍影片中，也看到了很多新鮮的、多元的女性視角。
《乳汁》從“母乳”這樣一個極小的切口出發，探討了女性與自我身體的連結，與“孩子/母親”身份的連結；《沉默》則關照了職業女性的和解與對抗。同樣，在本次“天壇獎”的獲獎影片中，《失落的嬰兒》將鏡頭對準印度的底層女性，《走走停停》中嶽紅所飾的母親一角，也成爲了全片最大的淚點。在犯罪產業中被剝削的女性、在家庭結構中逐漸隱形的女性，都在逐漸走向前臺、走向焦點。
女性，正在被看見，被聽見。被重新定義，或者打破定義。或許很多作品都並不完美、尚顯青澀，但無論如何，每一位女性影人的表達都很彌足珍貴。正如在大師班的最後，戴錦華老師所說的那樣，“爲了對電影的愛，爲了電影在21世紀活下去，爲了電影讓我們生命變得更美麗”。讓我們共同延續電影這個偉大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