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之後,選擇留在農村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題圖 | 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千禧年初,有這樣一檔電視節目。
它的播出時間被放在《大風車》前面,於是許多等待動畫片的小孩,不得不收看幾分鐘這檔“大人節目”。
那個胖胖的,留着1釐米短髮的女主持人,和我們在電視上見到的其他女性太不一樣了。她總是在鏡頭裡嚴肅地說着什麼,但兒時的我一個字也聽不懂。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央視唯一一檔以性別定位的節目,也是國內最早的女性節目《半邊天》,電視裡那個叫做張越的女主持人,說出的是關於“女性主義”的話語。
在那檔《半邊天》裡,人們記住了一個名叫劉小樣的陝西婦女。後來,人物記者安小慶再次找到了她,寫出了那篇著名報道《平原上的娜拉》。
主持人,親歷者,寫作者——這是一部屬於中國女性的《時時刻刻》,而這次,三位女性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阻礙,緊緊相擁在一起。
二十多年後再見到張越,我甚至完全沒有認出她的樣子。
她瘦了很多很多,我先一步辨認出來的,是她熟悉的自信有力的嗓音。
從央視退休之後,張越想要完成她未竟的理想。她想給《半邊天》的觀衆們一個交代,想去探尋那些曾經採訪過的女人們,現在都過得怎麼樣了。
《她的房間》就這麼誕生了。像是千禧年的《張越訪談》,她第一個尋找的人,就是那個轟動了整個互聯網的劉小樣。
22年前,劉小樣穿着紅色的大衣,臉頰紅彤彤的,像是發着高燒。她羞赧地打量着從北京而來的攝製組,坐在家門口的板凳上,她說出那句“我寧願痛苦,不要麻木”。
一疊來自陝西關中平原寄出的書信,促成了《半邊天》最有影響力的一集。
“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閒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無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這些規矩。”
坐在黃土房子前面的劉小樣,臉上的表情平靜且不甘。她雖然羞於表達,但每一句話都振聾發聵。
她清楚地知道,一個農村女人的命運是從父家走向夫家,不配擁有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她想要讀書,想要看電視,想要把精神的窗戶一直打開。她渴望知識,也渴求外面的世界。她把電視當作書來讀,跟着字幕一句句默唸,緊緊抓着“普通話”這條與外界勾連的繩索。
她享受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股怪異的悸動,就像她享受痛苦一樣。就連身上紅色的棉襖,也是她對生活的微小反抗,她不想沉下去,更不想和土地融爲一體。
女兒說她是“做飯的人”,她立刻回絕道:“我最煩別人說我是做飯的”。
就是這一集在央視播出的《半邊天》,改變了大涼山深處的女孩安小慶。
她考出了深山,考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的中文系,成爲一名記者,寫出了那篇《平原上的娜拉》。
張越告訴我們,劉小樣不僅改變了安小慶的人生,她的姐姐也是劉小樣的觀衆之一。長大之後,姐姐成爲大涼山的緝毒女警,在對吸毒人員進行心理治療的時候,總會穿插一些女性主義的內容。
對於兒時的安小慶來說,羣山困住了她的童年。山外面的世界,只能靠出差回家的父親帶來的禮物填補想象。她在日記裡寫道:“這些山怎麼這麼難翻過去啊?”
種子隨機掉落在安小慶的青春期。上中學的時候,還不懂的娜拉與女性主義的她,看到了那一期《我叫劉小樣》,她第一次被女性的力量震動,一個關中平原的女人,說出了她對遠方世界的無限嚮往。她下定決心,以後高考填志願,全部都填省外的。
大學畢業成爲記者後,安小慶總是忍不住搜索“劉小樣現在怎麼樣了”。結果無人知曉。
2020年的春天,安小慶的職業倦怠在大環境的推動下達到了某種悲觀的頂峰。身處抑鬱症中的她,開始思索自己作爲記者“遺願清單”,第一個跳出來的選題,就是“找到劉小樣”。
張越如今回憶起來也常常感慨。那時候她的手機壞了,通訊錄全部丟失,弄丟了劉小樣的聯繫方式,她們之間失聯了十多年。但只有安小慶鍥而不捨地追問她,纏着她,一定要做出這次報道。
張越委託很多同事回憶劉小樣的地址,但結果只能得到一個模糊的縣城名字。就連從前央視的同事也在拍攝素材裡尋找線索,一幀一幀地翻找路牌、商店、化肥口袋、標語,試圖找到劉小樣的村子,但都失敗了。
最後,是死磕到底的安小慶,找到了劉小樣。
她聯繫了婦聯的工作人員,縣婦聯的人通過當地朋友,終於找到了劉小樣夫婦的村莊。20年後,安小慶終於見到了這個她念了無數遍的女人,寫出了那篇轟動整個互聯網的文章《平原上的娜拉》。這個身穿紅棉襖的農村女性,再一次成爲無數人的精神力量。
三個彼此影響、關照、對望的女人,就是中國的“我的天才女友”。
2024年,劉小樣沒有再穿紅色的衣服了。
在同樣的村莊裡,劉小樣的家已經完全變樣。
曾經土黃色的房子,現在已經變成了嶄新干淨的農村自建房。還有一個深深的庭院,裡面被劉小樣放了許多植物花草,茁壯又沉穩地紮在土地裡。
劉小樣喜歡花草,這些花草就變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房前屋後是她栽種的三角梅、山茶花、玫瑰和茉莉,這些花草和她一樣,在這個鄉村裡顯得有些與衆不同,卻也融入得恰到好處。
和22年前一樣,劉小樣在廚房裡給遠道而來的客人做油潑面,但這次的環境變得更好了。廚房貼了嶄新的白色瓷磚,從前的土竈也改成了現代化的燃氣竈。
這其中也有小插曲。張越告訴我們,去陝西咸陽接劉小樣,她只安排了一個工作人員,隨身帶了一部手機進行拍攝。這其實是張越特地安排的,因爲她不想讓村民們看見遠方又來人採訪劉小樣了。“你一來,村裡人認出來了,說這不是電視臺那個人嗎?又要做節目了,這可不行。”
張越懂得劉小樣的性格,她不想讓劉小樣在村裡變成異類。
臨行前,張越特地囑咐同事多拍點鏡頭,拍拍劉小樣做油潑面的場景,讓遠方的她看看劉小樣家裡的變化。結果同事的手機還沒掏出來,劉小樣已經麻利地潑好油了。
工作人員也就沒再補拍了,因爲張越要的就是劉小樣真實的樣子,真實的劉小樣從來都不是一個會演戲的人。
劉小樣到達大理的那個晚上睡得格外的好。
平時六點就醒了的她,這次睡到了八點才醒。
22年前,張越爲了拍攝那期《我叫劉小樣》,和她同吃同住同勞動了整整三天。拍攝結束後,劉小樣找到了張越的賓館,抱着她哭了起來,“你們忽然就來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場夢一樣。你們走了,我就又一個人了。”
張越明白這些眼淚的含義。
在閉塞的環境裡,劉小樣遇到她,像是長時間潛伏在水面下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可以呼吸的蘆葦杆。那次離別,就像老天猛地把這根蘆葦杆抽走,讓她再一次回到了水裡,再次踏上所謂的生活軌道。
這也是爲什麼,2024年的劉小樣睡得很好。
“這20年,我特別的累。到這兒之後,我一下就安穩了。你們當時忽然來了,忽然就走了,也沒辦法,現在你們又回來了,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累了,我什麼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
劉小樣這次來,帶了一疊“作業本”。
那是小學生專門寫語文作業的本子。每當她想引用什麼話的時候,都會虔誠地翻開本子。
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是她這些年來從各種書本上摘抄下來的文字,就像一個認真的學生做語文課後作業一樣,她很有儀式感地用鋼筆謄抄,字跡乾乾淨淨。
20多年來,除了張越和安小慶,劉小樣沒有和任何外界的人接觸過。
她們二人把她保護得非常好,讓外界的關注停留在恰到好處的位置,也讓劉小樣最大幅度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採訪過後,一切如常,只有家裡還留着當年張越送給劉小樣女兒的一個小黃鴨布偶娃娃。
當年,劉小樣是悲觀的。
“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如果我還年輕,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會走出去的,可是我這麼大歲數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經沒能力出去了。你別再讓人來招我了,我現在就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這麼待着。”
如今,劉小樣已經洗掉了這種悲觀,以另一種平和的狀態重生。
“當時做了個節目,好多人都說我挺有思想的,覺得我好像得乾點什麼事業,寫個書啥的。其實我文化低,沒寫出來,好多我想幹的事我都幹不成,我也不會。可是我會種地,我種地種得可好了,村裡人都說我種得好。我現在站在我種的莊稼面前,看着這一大片麥子,我可舒心了。”
張越告訴她,這些年,她已經變成了互聯網上的“女性主義icon”,是一個大IP,只要她肯,她可以通過自己的名聲賺到錢。她聽完之後,只是搖頭擺手,這些東西似乎和她隔着兩個世界。
她甚至提起那句著名的“我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也會羞怯地笑。這句被整個互聯網銘記的話,是她當時隨口說出來的,她覺得自己說得不夠好。
現在的她讀了更多的書,她發現加繆的話能表達她想說的,只是自己“沒有文化”,所以說不出來。
“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從痛苦荒蕪裡生出來的喜悅。”(《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
張越和安小慶後來聊起來,這是劉小樣在當今時代環境下最特殊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的天賦是什麼,更不知道自己的天賦能換來什麼。她只是本能地表達着,本能地爲自己感到驕傲。
她聊起加繆、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沒有賣弄文采的嫌疑,只有眼睛裡閃着光。
這更像是一個樸實的人發現了一個了不起的好東西,雀躍地和知己分享。在她身上,沒有被社會規訓後的狡黠和圓滑,只有直愣愣的、不會拐彎的坦然和誠實。
後來,我們在安小慶的那篇報道里讀到,劉小樣也出走過。
她去縣城最好的商場櫃檯當櫃員,只因爲那個商場要求櫃員必須說普通話。普通話就像她與外界連接的一根繩索,那是來自電視裡的,來自遠方的聲音,她要牢牢抓着不放。那段工作經歷,她現在提起來也格外開心自豪:當時爲了得到這份工作,她甚至謊報了年齡。
她也去了南方的工廠,去過江蘇和貴州,但那些闖蕩的故事很快就畫上了句號。
因爲她發現,遠方不一定有詩。
就在她打工的工廠門口,開着許多漂亮的花,人們行色匆匆經過,沒有人在乎這些花草。只有劉小樣在乎。
她愣是隨機逮住幾個路人,問對方“這是什麼花”,結果顯而易見,城市裡沒人關心這些。劉小樣很困惑:“你咋不知道這花的名字呢,我覺得這好像不對勁呀,這不是詩和遠方呀。”
於是她回家了,也不再糾結地理位置的變化。
所謂的出走,不一定是去南方打工,也不一定是在大城市有工作。精神的出走,比物理的出走來得更寶貴,更困難。
現在,她告訴張越,自己已經想通了。
詩不一定在遠方,也可能在眼前,在家裡,在農村的麥地,或是在手中的那碗油潑面裡。“詩在我心裡就行了,我不用在遠方去追尋它”。
城市裡的人認不出山茶花,更沒見過秋天的麥田。金黃色的麥穗連成一片,“快收割的時候的那種黃,比花還好看。”
劉小樣和張越走進田地,告訴她自己種的玉米型號是秦956,她特別自然地掰了一根玉米,還指導張越怎麼正確地掰玉米。提起莊稼和農活,她總是很驕傲,頭也揚得高高的:“村裡人都說我種得好,我肯下苦。”
她熱愛生活,所以不能理解那些“爲了所謂的理想放棄生活本身”的人。
說起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她連連搖頭。她不理解男主人公拋妻棄子地追求理想,因爲“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她說到做到了。
她愛孩子,愛丈夫,愛着自己的家庭;但與此同時,她也愛文學,愛哲學,愛花草,愛土地,愛思考整個世界的一切規律。
她在大理的客棧院子裡,對着一叢鼠尾草雀躍蹦跳。她捧在手裡聞了又聞,生怕這股味道逃走似的。
這是她在關中平原從未嗅過的味道,她立刻說起那首老歌《斯卡波羅集市》,裡面的芫荽、歐芹、鼠尾草,是她一直好奇的事物。
當她終於見到了歌裡纔有的植物時,開心地幾乎要飛起來。
劉小樣變了,她少了詰問與不滿,多了從容不迫的平靜。
22年前,劉小樣的宣言是“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爲我不能出去。”
22年後,笑容終於爬上了劉小樣高高的顴骨。她胖了一些,也自信了更多,現在她的自白是:“我的詩,就是我院子裡的花,我的莊稼地,我的孩子,我家裡的一切。我覺得你只要有自主的精神,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你的。”
但她沒有丟掉自己痛苦的權利,她仍然保護着寶貴的痛苦。曾經的她對着鏡頭說,“我雖然痛苦,但我不悲傷,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種蛻變”。
現在她對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
痛苦不代表苦大仇深地與生活爲敵,痛苦更像是保持精神上的思辨與活力。
張越驚訝地聽着劉小樣說,這個世界無非就是西西弗斯推石頭,“結果只是一個僞命題,就西西弗的那個石頭。”
她的從容和笑容,並不是因爲她選擇向現實世界繳械投降,相反,是她與自己從前的痛苦與憤懣相談甚歡。
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同樣,也不是一件容易被人理解的事。
在《她的房間》播出之後,潮水般的關注涌向了這個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女人。
這檔節目之所以取名《她的房間》,當然是因爲伍爾夫。
伍爾夫在《一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裡提到,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名叫朱迪斯的天賦異稟的妹妹,她會面臨怎樣的結局?
伍爾夫並不樂觀,她爲我們設想,朱迪斯一定會在家務的空隙間閱讀寫作,隨後被父親嫁給自己不認識的人,她哭鬧,一定會挨一頓打。
於是她在一個夏夜出逃,來到劇院門口,可惜女人當時不能演戲,於是她成爲了經理的情婦,懷上了孩子。“當一顆詩人的心鎖進一個女人的身體裡,糾纏不清,誰能想到它那麼焦灼和激烈?一個冬夜,她自殺了,葬在某個十字路口,就是現在大象城堡旅館外面公交車停靠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這就是娜拉出走的結局,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但時間來到2024年,這位“平原上的娜拉”,創造了第三種結局——她出走過,彷徨過,痛苦過,但最後她認清了生活的本質,選擇面帶笑容地成爲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她握緊六便士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月亮。
她在讀書寫字的同時,仍然是一個接地氣的勞動人民。
在大理的集市上,菌子味美但價貴,張越和安小慶沒說什麼便要付錢,只有劉小樣堅持和攤販討價還價,臨走前還堅持要店家贈送個小菌子,和每個媽媽上街買菜的樣子沒有任何區別。
但同時,她也有天真爛漫的瞬間。在張越買蔥油餅的間隙,劉小樣滿眼欣喜地看着剛剛買到的蓮花和蓮蓬,那是一種未經污染雕琢的眼光,對大自然充滿莊重的敬意與愛意。
在當下的社會,這樣的眼神越來越稀有罕見。
人本身就是複雜的動物。
她有極其深刻的洞察。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保持自由的精神意志,她批判“孝順”二字把太多人帶進了死衚衕。
但同時,張越問她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兒女不婚不育,1968年生人的她也無法接受。安小慶從《人物》辭職,拋下家庭一個人躲進大理深處寫書,劉小樣同樣也無法理解。
這纔是一個真實的人會有的狀態。她既有她先鋒的地方,也有她不那麼進步的地方,更有她脆弱不堪的秘密。
劉小樣說起《半邊天》裡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一個舞蹈家。當她說起對方能用身體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時候,忍不住捂着臉哭泣起來。在她做學校生活老師的時候,大家一起排練甩蔥舞,別人都能跳好,只有她的動作是錯的。旁邊的人調侃她:你天生就沒有藝術細胞。
單單這一句話,就輕而易舉地擊潰了她。後來張越向我們解釋:“其實不是跳舞的事,是一個人終其一生,努力一生,也不能成爲自己喜歡的那個樣子。”
她從來都不是一個女性主義icon,也從未接納過自己的女性主義靈魂人物的身份,她只是一個愛讀書的普通人。一切討論都是外界循着她而來的。
張越後來告訴我們,劉小樣身上最珍貴的智慧,其實是平等地關照整個世界。
如果你看過顧長衛拍的《立春》,就會明白一個文藝青年在鄉村縣城的處境。他們的與衆不同,會導致他們陷入被孤立被敵視的困境。
但幸運的是,劉小樣從來都不是王彩玲。
一直以來,張越都擔心劉小樣在村裡的人緣不好,她問過劉小樣“大家理你嗎”,沒想到結果恰恰相反,每次劉小樣家裡有什麼事,全村的人都來幫忙,大家相處得特別好。
張越也有點困惑,一個如此特立獨行的人,爲什麼能和村裡人處得這麼融洽?
原因很簡單:劉小樣從來沒有看不起過任何人。
村民們日常的娛樂活動是打麻將、打牌,或者聚在一起說點家長裡短,劉小樣從來不參與這些。她永遠都在看書,摘抄,寫東西,維持着和大部分中國鄉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她從來都不會高高在上地評判別人的生活。
“她從來沒有因爲自己所謂的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而看不起過任何人,她從來不認爲她這麼活着就比人家那麼活着高級,讀書的人就比打麻將的人高級,她沒那麼想過。只不過是別人打麻將,我讀書,僅此而已。”
“她對別人是沒有排斥的,所以別人對她也沒有排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鬆弛的。”
張越總結過,一是她從來沒有逃避過最普通的日常的現實生活,二是她從來沒有放棄過心靈的自由、思考和精神的成長,她非常成功地把這兩件事情兼顧在了一起。
“她想明白了好多我們都沒想明白的事,我們都在喊現實不好,令人窒息,我們要追求詩和遠方,但是我們家門口的花叫什麼,我們誰都不知道,你到哪去找詩?你自己身邊的詩你都不看。所以我覺得,她非常誠實地替我們解決了很多我們的困惑。”
節目播出後,一篇小紅書帖子的標題是“文學救不了中國女人”,字裡行間是藏不住的失望。
他們遺憾劉小樣選擇了“留下”,選擇成爲“好媽媽好婆婆”。似乎是她放棄了自己寶貴的靈氣,選擇了一份泯然衆人的生活。
劉小樣“滯留的決心”,被他們稱作“突圍失敗”了。
如果以去留、婚育、家庭選擇去定義“女性主義”,那我們的視角未免也太狹隘了。
本來就沒有任何具體的東西,能“救”中國女人。只有主動去思考去勞動才能拯救自己,等待任何崇高宏大的主義打撈自己,都是另一種懶惰。
劉小樣不需要文學來拯救,是她自己拯救了自己。她自己在出走和滯留之間,找到了一個高難度的答案:讓肉體踩在土地上,靈魂飄在高空中。
當你對生活不滿,一走了之其實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而你選擇留下來面對,消化,適應它,並且還要保持高度的精神自由,保全了豐滿的自我,並且用精神的充盈去滋養現實,反而是一件更難的事。
張越告訴我們,劉小樣的兒女雖然都在大城市當了白領,但只要一有假期就要回到農村老家,陪伴父母。張越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愛回家的年輕人,這樣的年輕人,也一定是在一個充滿愛和尊重的家庭里長大的。
劉小樣的女性主義,就是愛家人,愛土地,愛莊稼,愛花草。如果我們無法理解這樣的女性主義,那纔是女性主義的悲哀。
有一天,張越給劉小樣打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劉小樣說她正在地裡,天上下着大雪。腳踩在雪地裡咯吱咯吱地響,劉小樣一邊打電話,一邊高興地跳舞。
她說:“我腳下是我種的十畝麥子,雪特別大,把麥子都蓋住了,地裡現在沒有人。我知道大雪下面是我種的麥子,全村人都知道我種地種得好。我人生有好多夢想都實現不了,我也不會寫書,但是我會種地,我種得這麼好。”
掛了這通電話後,張越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她一直揪着的心終於放下了。她知道,遠方的劉小樣過好了自己的人生,她用雙手擁抱了自己的命運。
“我可能一生內心都不得安寧,我的生活可能就是普通的生活,但是我會在生活裡一直用石頭磨石頭,所有的這些她是接納的,所以我覺得她就是安頓了。我不能說她是不是活得特別快樂什麼的,我替她回答不了,她也沒回答過。”
出走是勇敢的,但並不代表留下就是懦弱的。直面生活的本質,雙手插進泥土之中,在麥子地裡撫摸每一株麥穗,纔是真正的波瀾壯闊的人生。
直麪人生,瞭解它的真諦,愛它的本質,再決定你要不要過這樣的人生。
《明朝那些事兒》最後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我之所以寫徐霞客,是想告訴你,所謂百年功名、千秋霸業、萬古流芳,與一件事情相比,其實算不了什麼——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歡的方式度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