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北京底線與紅線 控制風險不恐慌

（圖／中新社）

近年來「底線」、「紅線」二詞頻繁出現在北京領導人的演說中，然而，這二詞的意涵又有何差別呢？從北京對此二詞的設定受衆與相應行動切入，評析北京的用詞意涵，外界可從「對內與對外」、「戰略準備與戰術推進」來理解北京的意圖，並思考相應作爲。

第一，「底線」是指中國國家安全層級最壞的情境想定，主要用於「對內」吹風。不論毛澤東或習近平時期，所謂「底線思維」指的皆是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和足夠的憂患意識，設想最壞局面下的因應對策，並據此要求各級政府及民間社會建立相應的戰略準備與佈局。

光是今年5月底、6月初，習近平總書記於2周內就二度提及「底線」、「極限」用詞，一是5月30日主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表達，「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另一則是6月7日考察呼和浩特市中環產業園後，媒體轉述習的指示：「構建國內大循環是爲了保證極端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正常運行」。

必須要強調的是，「底線思維」非僅因應戰爭準備。新冷戰或更極端的國際供應鏈與市場分流也可能是極端情境；國內經濟發展結構顯著扭轉亦是一種極端情境，如人口紅利不再；更深刻的極端情境是美中戰略競爭格局下，高精尖科技引進受阻，致使「2025中國製造」等產業戰略已然跳票，加之國際經濟衰退的衝擊等，皆是北京向國內傳達大局逆風的「戰略態度」。

第二，「紅線」主要涉及北京對外國行動涉及違背，或觸犯中國國家利益界線的示警與迴應。例如北京領導多次就國際在臺海、南海等西印太區域的行動「畫紅線」示警。「紅線」主要是「對外」表達北京政治立場，並具有務實主義傾向，以相關外交、經貿、軍事行動表達政治訴求的同時，期待取得一定程度的戰術推進效果。

以軍事或非戰爭軍事行動爲例，北京「紅線」相關戰術與階段目標有兩種：

一、將既有例行或非針對性的軍事活動政治化，並透過曖昧的論述對外達到認知戰的效果。例如今年4月初北京宣佈啓動「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由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領銜海事執法船艇編隊。海巡06屬於救助船而非戰鬥艦，聯合巡航範圍着重平潭周邊海域，但社會大衆缺乏相關軍事知識，故而產生戰爭恐懼。

又如山東號航空母艦編隊屢次出現在我國東方海域，及環臺軍演期間出動軍機、軍艦等作爲，主要目標其實是因應美軍航空母艦在臺灣東部或前往南海巡弋的迴應。次要目標纔是對臺施壓。

二、建立新常態。北京藉由美臺政治關係升溫畫設「紅線」，再透過軍事迴應，可使中國軍隊在臺海周邊活動師出有名，進一步擴大軍事活動範圍。最明顯例子就是去年8月的圍臺軍演，自從軍演過後，中國軍機過臺海中線已成常態。當中共海軍警、民兵嘗試在我國海、空域形塑長期存在的新常態時，亦可對國際社會強化臺海爲中國內海的主張。

更清晰地認識北京的「底線」、「紅線」，有助於臺灣社會共同認識風險、控制風險，但不擴大恐慌。面對外部的安全與發展威脅，臺灣本就應有自己的底線與紅線，這不僅是因應戰爭，而是爲了避免戰爭；更深刻的意義是，因應前述非戰爭型態的極限情境，強化國家韌性。任何負責任的政黨及其領袖都應就國家能源安全、資源安全、社會安全、國家安全及下一階段發展，提出強化全方位國家韌性的政策主張。　（作者爲海基會前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