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解放時留下來，是因爲：共產黨怎麼也不會比國民黨更壞

榮毅仁

1959年國慶節，一對父子被邀請到了天安門城樓上看煙火，當時毛主席還讓這父子倆坐在了自己身邊。多年之後，這一對父子中的孩子、後回憶起這一幕時情景時，是這麼說的：

這一對父子，就是被稱爲“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和他的兒子榮智健。榮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著名工商業家族；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值其忌日，如去選編其在主席百歲生日前夕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毛主席指引社會主義道路》，以志紀念。

榮毅仁

榮毅仁、楊鑑清夫妻和家人

榮毅仁、楊鑑清夫妻和家人

介紹見下行文字

1958年9月13日，榮毅仁、盛丕華、胡厥文等參加上海反侵略示威遊行，反對美國干涉我國內政

介紹見下行文字

1953年，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左起）榮毅仁、胡厥文、盛丕華等帶着《申請書》步入申請公私合營大會會場

今年，是他老人家百歲週年。跟全國億萬人民一樣，我懷着崇敬的心情，緬懷毛主席，回顧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進步的歷程。

我出身民族資產階級家庭，青年時期開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業，成了民族資本家中的“少壯派”。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實業救國”理想的破滅，從反面教育了我。出於愛國之心，懷着反正共產黨政府怎麼也不會比國民黨政府更壞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時留了下來。

解放上海的炮聲初停，是無數解放軍戰士日日夜夜風餐露宿在馬路上，堅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的心。由此，我對新生的政權有了好感。又通過與黨政領導人的接觸，覺得他們有朝氣、守信譽、尚實幹，特別是黨和政府的政策保護工商業，在抗美援朝中敢於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這個政府靠得住。

五十年代中期，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和“三反”“五反”運動之後，全國各地興起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高潮。處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的我國廣大工商業者，既有願意接受改造的積極性，又有自覺不自覺的抵制傾向和悲觀落漠的消極情緒。

在這歷史性關頭，毛主席相繼於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與全國工商聯領導成員和代表的座談會上，作兩次重要講話。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在我們國家裡，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爲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

毛主席要工商業者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他的講話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我的心，消除了存在的思想顧慮，鼓舞着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改造，不斷前進。

榮毅仁（右）和毛主席

1951年11月，榮毅仁（左）和毛主席（中間的爲名醫黃家駟）

1956年1月，榮毅仁陪同毛主席視察上海申新九廠

1956年1月，榮毅仁陪同毛主席視察上海申新九廠

我常常回想起，解放後短短几年中，我曾幾次有幸見到毛主席，同他一起吃過飯，聽到他的教導，得到他的親切關懷。我首次見到毛主席，是1950年6月。當時，我作爲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並榮幸地參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爲首次列席的代表舉行的宴會。

在我走上頤年堂時，毛主席已站在門前熱情迎候。當潘漢年同志把我介紹給毛主席時，毛主席握住了我的手，說：“榮先生來了，歡迎你！”

毛主席的手，又柔軟，又有力。他還向我：“老先生(指我父親榮德生)好嗎？”（聽主席這麼說後）我初進中南海的拘束感頓然消釋，彷彿站在我面前跟我說話的不是一位大國大黨的領袖，而是一位相識已久的師長。

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當我見到毛主席時，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時間到上海去。他說，去倒是去過，只是沒有公佈。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裡上班，突然接到陳丕顯同志的電話，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趕回，丕顯同志已在那裡等我。他說，毛主席來上海了，要去視察申新九廠，我們馬上去廠裡。

我們到申九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車來了。他一下車就對我說：“我來了！”當時我真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想不到在北京對他講的那句話，他竟記在心上了。

撫今追昔，重溫毛主席的講話，深感他關於“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教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