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那個叔叔」到底是誰？──林宅滅門血案之3（謝鬆善）

林宅血案重要關係人「大鬍子」家博到臺北地檢處報到接受庭訊。（中時檔案照）

而以林宅血案來說，非常遺憾的，先天和後天條件都不足。例如，當初曾有一通電話在犯案時間從現場打出去，到一家餐廳找人，那究竟是誰？始終查不到。林宅血案發生時，監視器的裝設不若現在普及，無法推論受害者返家，以及兇手闖入的時間。

雖然唯一生還的大女兒事後口述，當時是她開的門，還見到兇手的臉，但是因爲年紀太小，受傷後因爲驚嚇過度，記憶模糊，導致指認困難。也曾有目擊者說，看到當時附近有個蓄着大鬍子的男子。但是，每個留了落腮鬍的外國人長得都很像，而且大女兒說兇手是曾到過家裡的「那個叔叔」，並沒有提到大鬍子這個特徵，因此也無法證實。

這些都是當時時空背景下的限制，與今昔科技的落差。

在鑑識科技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進步的年代，辦案的方式也跟現今有很大的不同。以前，警方會先將嫌疑人找來，不管有無證據，先問供再說。問的方法有很多種，你若不講，自有很多辦法逼你講，甚至會涉及刑求逼供的情形。

現在，警方找嫌犯問話，嫌犯有權利不說話，甚至不承認。警方累積種種證據慢慢推論，當最後的指標指向嫌犯時，就算不承認也不行，本書後面我們會探討一起「無屍命案」，屍體下落不明，嫌犯也不承認罪行，但是證據會說話，當證據足以證明就是他，在沒有屍體的情況下，他還是被判有罪。

這就是物證的推理。

林宅血案就是缺乏物證可推之理。

血案發生後，無論由誰執政，每個人都很想破這個案子。它還有個名稱叫「撥雲專案」，當政者一天到晚想撥雲，但這個案子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證據，即便懷疑誰，也無力可使。

我甚至想像過，兇手是誰，林義雄與他的家人也許心裡有數。這種不共戴天之仇，無論個性多寬容，都不可能不想破案。但即便我的想像屬實，林家也只能懷疑，無法大張旗鼓的說兇手就是誰，因爲並沒有足以將歹徒入罪的證據，最後，林家也只能萬般無奈的選擇放下。

我曾跟林家老友田媽媽一起上電視節目，聽她說案發後的經過。林義雄當時在軍事監獄，政府當天讓他保釋出獄，她不敢對他提起，是直接帶到醫院的停屍間，由康寧祥（按：臺灣黨外運動要角）開口，而且還不敢一次說太多。林義雄先是聽到媽媽慘死，整個人像瘋了似的狂叫，之後，再聽到雙胞胎女兒也遇害，便完全崩潰了，醫生只好使用鎮靜劑讓他沉睡。

我從未碰過林義雄本人，但是聽完田媽媽這段陳述，我可以想像，家人被殺的那種痛切感受。我想，這一切對他日後的政治風格，多少有所影響，也讓他跟民進黨其他人都不太一樣。

後來，林義雄帶着女兒到美國去了，過了一段時間纔回臺灣。林奐均如今也已長大成人，結婚了。

林義雄滅門血案中被兇手剌殺重傷的長女林奐均，時就讀幸安國小二年級。（中時檔案照）

經過了40年，這個案子早已超過追訴時效。當時曾有人預言，追訴期過後那幾天，可能會有人出來自白，但事實上並沒有等到這個人。當然，也有另一種推測，說兇手可能被滅口了，若是這樣，自然不會有任何人出來講話。

所以我的看法是，林宅血案終將是個懸案，永遠也破不了了。

經過這麼多年，我從一個頭發濃密、黑實精瘦的年輕人，變成一個頂上逐漸稀疏的中年人，也從一個默默學習的菜鳥，成了警界及媒體口中相稱的「阿善師」。

走入鑑識這一行，再回首，我越來越覺得冥冥之中，命運自有安排。

從警官學校畢業，其實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偵查，一條是做鑑識；偵查是抓活的壞人，鑑識要碰觸受害的死人，兩者差別很大。當初鑑識很冷門，大家根本不清楚這一行是要做什麼，學校教的也不多。當時，鑑識組有個位階名稱叫「技佐」，我還猜是修電器，還是修車子的？可見得我那時完全不懂。

因家族信仰民間傳統宗教，老人家說的都是輪迴，要我們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我從小對黑暗、靈異、死亡這類事情都十分迴避，剛分發到鑑識組時，還傻傻搞不清楚，直到第一次接觸命案，才知道原來做鑑識要直接面對這些事。

所以在林宅血案之前的3年間，我調適得非常痛苦。尤其是睡在屍體照片底下這件事，每次輪到我值夜班都忍不住嘀咕，今晚關燈之後怎麼過。深夜的辦公室，朦朦朧朧的更恐怖，有時分不清是夢境還是鬼壓牀，也不敢跟同事講，怕被大家笑，這對男人來說很沒面子。

但有一天我就想，這樣每天害怕也不是辦法，往後日子還很長。我告訴自己，不要害怕，若有鬼來找我，或發生什麼靈異現象，就當作他們是來申冤的好了，我試着用邏輯自我說服，殺人的才應該要害怕，我是來幫忙他們的，怕什麼？同時我也相信他們不會害我。

而且，我的恩師李昌鈺博士曾說過：「屍體會說話。」這句話當然不是說屍體會開口驚嚇你，而是老師教我們要面對，要有能耐跟經驗去判讀屍體的姿態，我們稱爲「型態語言」；若因恐懼而不看，就接收不到屍體要透露給你的訊息。

轉個念，我用這樣的理念去調適，慢慢的，就能敞開心胸直接面對了。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自《臺灣大案鑑識現場》，作者： 謝鬆善，出版社：任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