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 新學術的高原》 黨禁與新思潮

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允晨文化）

郝幸仔：我在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歷史印記：很多幾十年前的大陸出版物，扉頁上都蓋有「匪僞圖書，不得外借」的印章。

黃進興：臺灣以前有戒嚴令，自1949年5月19日始，至1987年7月15日止，海峽兩岸禁止來往，大陸學術刊物在臺灣列入禁書、匪書，學者只要是留在你們那邊的，著作就不能出版。

郝幸仔：1950年代在史語所短暫服務、旋即赴美的張春樹教授，回憶他在臺大讀書的四年，最頭疼進圖書館借書。臺大圖書館對借閱書刊嚴加控制，任何留在大陸之學者，其著作全不能看；凡刊載其文之學報或文集，均不易看到；臺大師長之著作，如爲早年發表，或與大陸學者之著作同在一處，也不能看到；即使準看之書，借出手續也很麻煩，碰上管理人員情緒不佳，就得懇求多次，花許多時間才能借到一本書。想要自己進入書庫找書看，豈止不可能，壓根無人能夠想到這個境界。但在史語所，這些問題全不存在，個人可進書庫，各方各派著作全看得到，間或還有1950年代初由大陸出版、經由香港入境之學術性書報。這些便利極大地激勵自己的治學。

黃進興：當年臺灣像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這樣可以看到「匪書」的寶地，的確屈指可數。我們當時就佔了這個便宜。臺灣的其他學術單位都看不到這些書。張春樹說的是1950年代初的情況，即便到了我上臺大的1970年代，也是完全看不到，連最基本的刊物都看不到。大陸一些重要學者的著作在臺灣被盜印和翻譯，但都是被改名換姓；要麼改了題目，要麼被刪塗。你去找一本書，叫《知堂回想錄》，周作人的回憶錄，香港三育1970年代出版，中研院的圖書館裡就有，你去看一看，有的版本印刷粗疏，字裡行間常有坑坑洞洞的空白。這是因爲那時的書多爲臺灣書商盜印自香港，怕惹禍事，先自我審查，塗掉敏感內容，翻印出來的效果就是坑坑洞洞。還有張國燾回憶錄《我的回憶》、李宗仁回憶錄等等，都是走這個途徑。臺大校門前地攤上就有賣盜印書，買這種書就好像買毒品，要偷偷在路邊交易。

黃進興：我們讀書的時候就讀這個樣子的書，這跟大陸某個階段很像。你參觀傅圖，應該見過一個叫做「大陸圖書區」的藏書室，就是當年存放「匪書」之處，當時名叫「特藏室」，裡面的書籍原來都是不開放的，外面的學者不能進來，只有史語所的研究人員纔有准入特權。

郝幸仔：據說管理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形式主義的成分。

黃進興：研究人員拿這些書去複印，要予以登記，之後還要交還影本銷燬。其實就是蓋一個章，也不是真銷燬。這個花樣大家都很清楚：蓋個章等於免責，至於你傳出去，那是你的責任，所裡肯定不願意擔這個風險。蔣經國時代宣佈解除戒嚴之後，學者才重新獲得學術自由，接受任何資訊都沒有限制了。

郝幸仔：我知道您接下去要說什麼了──1960、70年代，是您所代表的臺灣學界精英開啓求學西方浪潮的時代，也是臺灣走向民主化的時代。

黃進興：對於史語所來講，主要是一些留美的學者在這個時間段從國外回來，大力提倡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這在當時是一個突破，給史語所帶來一些改變和影響。代表人物就是許倬雲和陶晉生，都是我們的老師輩。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都做出很好的成績。後來也都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黃進興：我是1969年到75年在臺大讀本科和研究生班。六七十年代的臺大校園裡，各種演講多的很，簡直顧不過來，包括歐美來的大牌教授。大家對此也特別有激情。晚上5點下了課吃個飯，就在學校聽演講了。反而這些年比較少了。

郝幸仔：爲什麼呢？經濟原因？沒錢請人了？

黃進興：這是一個原因，經濟增速放緩，學校經費削減，請的人就少了。但還有一個背景很重要，即當時的臺灣還處於戒嚴狀態。在一個壓抑的環境下，人容易飢渴，特別渴望接收外界的訊息，覺得外來的和尚都會念經。現在自由了，反而愛聽不聽了。這是一種很奇妙很反彈的心理。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理解我們那時的心態。

黃進興：1975年到95年，大概20年上下的時間。我講的是社會的興趣。社會的興趣不會永遠是一個模式，某個時期某一種興趣會很突出。你們現在有讀書雜誌，思想雜誌，賣得很好，報紙雜誌上會刊登大幅學者照片，像明星一樣。這表示社會對於知識是很有興趣的。但是這種興趣不見得會一直持續下去哦。所以興趣還在的話，要好好珍惜。我現在有些爲你們擔心，如果動不動就什麼太敏感，什麼都不能講，這個興趣可能很快就沒有了。（摘自《史語所 新學術的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