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ID：一票玩到底的「個資悠遊卡」？
當代各國政府均致力於數位化政府的建置，像是新加坡、澳洲、歐盟、德國均曾端出與數位政府相關的各式政策，臺灣也不自外於這股浪潮，先是行政院於2017年啓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方案」，國發會也以此陸續推動「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劃1.0」、「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劃2.0」等政策，走上以「資料」連結政府與民衆的治理模式，其中電子身分證（New eID）的落實，更被視爲臺灣「智慧政府行動方案」的基礎架構。
但這項政策顯然命運多舛，除了「晶片化」的相關配套廣受資安界及公法學界質疑外，連同爲執政黨的民進黨立委也多不買帳，繼第九屆民進黨團立委凍結New eID的部分換髮計劃的預算之後，多位綠委公開表明對New eID的質疑與不安，甚至直指在臺灣法治、資安監管、個資隱私、專責保護機關等方面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New eID恐將成爲「中國滲透破口」。
「進步性」象徵 正持續流失
部分綠委對New eID的批判好似不留情面，卻也藉着New eID點出當前政府在推動數位化政策的不足與弊病。民進黨立委洪申翰便認爲，New eID不是不能做，但此議題牽扯到當前政府「資料治理」與「風險管理」的體質，而臺灣社會對於科技倫理的討論並不充足，民衆不清楚個人數據將被如何使用，對於哪些個資應該被保護也沒有概念，政府在數位發展的同時，對於技術保護、監管分責及相關法令更未與時俱進。在體質欠佳的情況下，若只追求科技進步的方便性，在資安和人權保障方面當然有重重疑慮。
此外，在「數位化」便形同「方便」、「進步」的觀念下，對於「數位政策」究竟要達成何種目的，政府似乎也有欠考量。以目前備受爭議的New eID的換髮爲例，民進黨立委鍾佳濱認爲，身分證最主要的功能應是「確認本人」，而政府爲了要給予人民福利、懲罰或義務，如：人民領福利金、領選票或是遭到政府處刑，就必須正確識別人民的身分。要驗證個人身分，一來是依靠國家對個人的「社會關係」，再者則是配合個人的「容貌」、「指紋」、「DNA」、「虹膜」等生物特徵進行對比。
過去政府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來確保身分證上生物特徵「容貌」的真僞，新式身分證也藉此一同換髮，而此次New eID數位身分證並非透過法律授權換髮，而是政府認爲既然要換髮新身分證，那不如從「紙本」變成「晶片」，但除此之外，似乎並未發揮「確認本人」的功能。
「身分證要做的重點不是晶片，而是要藉由生物特徵的蒐集來確認你的身分是否爲本人，那纔是根本，不做生物特徵蒐集，做其他的幹嘛？國家跟人民的關係，就是確定本人而已。」
鍾佳濱強調，臺灣的身分識別做得不好，已無法滿足現在國家對人識別的需求，新版的eID雖然在晶片中放了許多資料，讓身分證變成一把個人的專屬鑰匙，將所有個人帳號和資訊進行整合，但在方便之餘，也使風險倍增。而關鍵在於，這對促進國家確認民衆的身分識別上，其實毫無幫助。
「除非你告訴我，這次換髮的照片有特別規格，要現場拍攝，然後能取走我的虹膜進行辨別，否則就識別功能而言，New eID與先前的紙本有什麼差別？」
鍾佳濱指出，採集生物特徵並非不能觸碰的禁地，而是政府進行身分識別時的必要措施，但前提是要符合比例原則、依法而行，且對民衆的個人資訊、足跡做到最小侵害。但New eID在籌劃時似乎沒有想清楚身分證數位化的根本目的，只是如同慣性般，認爲新技術必然比紙本更加「先進」。
然而，若臺灣早幾年施行該政策，或許還能稱之爲進步，但現在呢？撇除新穎性外，New eID顯然已不具備原有的優勢與必要性，要帶動數位智慧發展，是否必然要捆綁身分證？不無疑義。
eID的換髮只是數位政策的其中一塊，但其所引發的爭議，也反映出隨着科技的日新月異，政府雖然在數位發展上極力跟上腳步，在方向與目的上卻未臻明確，反而略顯盲目地追求「先進」，在資安技術、相關法規、監管分責及使用倫理上，仍未與時俱進。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曾於11月發表了《數位時代下的國民身分證與身分識別政策建議書》，認爲內政部目前規劃的New eID欠缺憲法的法治基礎，與New eID一同推出的「跨機關業務資料共享與整體智慧政府計劃」也尚缺可課責性的設計。其意見似乎也說明了，爲何政府的數位政策總會被外界質疑，不受社會大衆信賴。
官民資訊素養 猶然不足
內政部長徐國勇先前曾表示，這次New eID是由向有「護國神山」美譽的臺積電所生產，故民衆無須就資安疑慮過度擔心，但在科技業者出身的民衆黨立委高虹安看來，晶片只是資安環節的一部分，重點應在於晶片設計、晶片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開發、寫入設備與資訊應用軟體，並非只聚焦於晶片由誰生產；在業者聽來，徐國勇的說法只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高虹安認爲，以資安角度來看，現行已有很多方法能進行強化，像是安全認證、架構、機構等，但重點仍在於政府的外包管理能力，並不是任何一間廠商外包，政府都可以輕易信任，例如專門研發國防武器裝備，而握有許多軍事機密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便遭媒體揭露在網路儲存伺服器採購招標時，將中國大陸的百度雲（Baidu Cloud）作爲備份端的選項，而沒有明確排除這項雲端服務，而還驗收通過。原因在於，採購人員不懂如何寫標案的規格，廠商寫什麼，政府就照單全收，這都顯示政府人員在資訊科技認知的不足。
此外，臺灣人權促進會、開放文化基金會等民團的反對聲浪，大多強調應先就New eID設置專法與個資獨立機關，再行推動New eID政策，也就是強調該政策的「配套措施」；高虹安也認爲，當前臺灣將資安規定散落在《資通安全法》、《電子簽章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不同法律規章，確是於分散；再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訂定與罰則輕微，實對於泄漏資料者無嚇阻作用，而以New eID這案例來說，一旦政府蒐集了人民的使用數據直接進行相關應用，其間卻無專責機關對此進行把關，民衆對於政府的資料使用自然有所憂慮。
設置獨立個資機關，旨在提供民衆一個資料服務回溯機制，或用於審議民間、政府對於各項民衆個資數據使用的「公益性」，但目前既有的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主責資訊政策與制度面的設置，而國發會則僅有個資保護專案辦公室專研個資法，都不足以因應當前數位政策對個資保護或應用的需求，例如醫療AI等業者很難拿到客戶資料，亦沒有明確遊戲規則可供遵守，相較之下，電商平臺、人力銀行等掌握大量使用者數據，目前個資法規的鬆散，也不見得能督促平臺盡到妥善管理個資的義務。
不論是大方向上的「數位化國家」、「智慧政府」，或是較爲個別政策面New eID的執行，法規的健全度均影響民衆對該類政策的看法，就如鍾佳濱所言，每個人都有維護安全的方法，但當人民將資料交給國家，究竟人民要如何知道國家是否爲人民值得信任的「枕邊人」？其中促進信任的關鍵爲有健全的法規與相應制度，畢竟，「國家不可能是枕邊人，不能因爲感情而信任」。
《多維TW》月刊0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