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豐：諾貝爾獎需要“適配”科學發展

來源：環球時報

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被授予兩位人工智能（AI）科學家，其中一位獲獎者傑弗裡·辛頓還有“AI教父”之稱；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三位得主中，也有兩位是AI領域科學家/企業家，這在科學界和社會上都引發巨大爭議。雖然類似美國著名音樂人兼作家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樣的案例也曾引發關注，但把物理和化學兩個獎項均授予不是傳統對應學科的專家，在諾貝爾獎歷史上確實少見。這樣的情況對諾貝爾獎自身發展以及科學研究帶來什麼啓示呢？

事實上，諾貝爾獎越來越多地被授予從事交叉學科工作的科學家已經是一個大趨勢，因爲當代科學的不少問題都具有學科交叉屬性，需要通過不同學科的知識融合加以解決，相關科研成果也越來越多出自學科交叉之處。統計表明，1901至1920年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成果中，具有學科交叉特徵的佔比約爲19%；進入21世紀，這一比例增至40%以上。

但將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傑弗裡·辛頓這樣的人工智能或計算機科學家，與一般意義上的學科交叉還是不同。畢竟，在主流認知裡，計算機學科與物理學科距離太遠。這樣的“反差”和爭議也恰恰揭示出一個問題：旨在“獎勵那些在過去一年中爲人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的諾貝爾獎，還能覆蓋或“適配”新出現的學科領域和科學成果嗎？

諾貝爾獎於120多年前的1901年首次頒發，當時的學科分類與現在有着巨大差異。比如，計算機學科是在1946年以後隨着計算機的誕生和廣泛應用才產生的，而當下炙手可熱的人工智能是直到1956年才被正式提出的概念，發展到現在還不到70年，一些科研機構或高等院校設立AI專業或相關學院，也只是近幾年纔開始的事。科學發展使人類的認知在規模上越來越龐大、範圍上越來越寬廣，但傳統的學科劃分卻越來越難以覆蓋新出現的學科領域。這個趨勢反映在諾貝爾獎上，就是按照傳統模式設立的獎項越來越難以反映當今人類科學的重大進展。

爲此，近些年來有不少人建議諾貝爾獎設立新的學科獎項，更加與時俱進地反映當代科學最新進展。1968年，瑞典國家銀行爲了慶祝其成立300週年，決定以紀念諾貝爾的名義，從1969年開始推出“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並向諾貝爾基金會捐獻這個獎項所需的獎金。諾貝爾基金會當時認爲，以後不會再有這樣增加獎項的例外了。現在，隨着傳統學科越來越難以覆蓋當代最新科學進展，尤其是像人工智能這樣對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領域，諾貝爾獎爲了維持代表性和影響力而不得不作出將物理和化學獎項頒給AI領域專家的決定。應該說，這樣的做法是值得鼓勵的，但要想真正跟上時代，諾貝爾獎顯然還需做出更多改變。

怎樣與人類新的重大科學研究成果“適配”，將是諾貝爾獎在接下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需面對的問題。諾貝爾獎兩個重要獎項今年被授予了人工智能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但未來對人類有重大影響的不僅僅是人工智能。比如，應對氣候變化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相關領域的研究也不斷出現具有重大貢獻的成果。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以表彰他們在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領域的貢獻；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三位獲獎者中的兩位，美籍日裔學者真鍋淑郎和德國學者哈塞爾曼，通常都被稱爲氣象學家。即便諾爾貝獎已經如此“努力”地把氣候變化領域成果納入既有的幾個獎項之中，但這個領域還有着更加複雜的關聯和發散學科，比如能源、環境、生態等。照此情況發展下去，諾貝爾獎傳統的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獎項，還能繼續覆蓋學科領域不斷交叉融合的重大科學貢獻嗎？

怎樣跟上時代變化，怎麼更好地關注時代主要問題並反映科學界爲解決這些問題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是諾貝爾獎需要思考和麪對的問題。耽溺於過去的模式、框架甚至時常被詬病的價值觀偏差，無法與時俱進地新設獎項或採取其他改變，舊瓶裝新酒，其影響力只會被不斷削弱。（作者是新質生產力50人論壇秘書長、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