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的國運之戰……

文/楊國英

元首會晤近一個月了，兩國關係有沒有回暖？

沒有惡化，就是回暖。

在全球超級動盪之下，東方，不僅東方，也包括西方，均應該事實降低之於友誼的定性標準。

當然，這一定性標準，可以反射到我們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的預判，中長期的爲期8-10年的預判，必須內心篤定一個大趨勢——中美終極博弈的不可逆，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存量打壓和高科技打壓不可逆。高科技打壓，這個大家都清楚，以半導體、人工智能、以及一切可以卡中國脖子的高科技，這些中長期內都是美國打壓中國經濟的核心武器。存量打壓，這個我解釋一下。出口經濟這是我們過去若干年的優勢，既包括蘋果、耐克等無數美國品牌在中國的代工，也包括中國本土企業對美國的出口，這些美國通過關稅等手段倒逼對外遷移的腳步，未來也絕不可能停止。在美國對中國經濟存量打壓和高科技打壓的中長期不可逆中，存在不存在偶發性呢？這當然是存在的。比如，對相關卡脖子高科技我們突破了，美國就會選擇緩解打壓力度。再比如，突發外圍重大事件了，如俄烏戰爭爆發美國亟需開發頁岩油和頁岩氣了，原本美國對中國生產的相關開發機械和配件打壓的，這時候也會階段性選擇放鬆。所以，在釐清中美終極博弈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後，事實我們也就釐清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這又間接釐清了未來投資和創業方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邏輯建構。事關突破卡脖子的高科技，未來還將持續存在政策紅利，但是，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一旦突破了卡脖子，政策紅利將大幅急速降低，二是在突破卡脖子的千軍萬馬中，真正能夠做大的名至實歸的，大概率也不會超過10%。事關存量與對美以及對美髮達國家盟友出口的，未來持續遭受美及其盟友打壓，這整體也是不可逆的，這對於做投資或實業而言，要麼適合捕捉短期機會點的玩家，要麼適合將產業儘快出海遷移的。講到這裡，事實就涉及到中國經濟的槓桿支撐點。中國出口產業的向外遷移，適合去哪裡，又應該去哪裡？除了出口產業的向外遷移，還有最近五年中國高速夯實全球競爭優勢的，比如新能源車、光伏等等，其潛在的市場，在美及其發達國家盟友中長期必然打壓之下，又應該去向何方？還有，在中低製程半導體及其設備已然規模化之後、以及未來向中高製程升級突破之後，包括一切卡脖子高科技不同階段突破之後，我們潛在的可能性市場，又應該去向何方？

毫無疑問，肯定是全球新興經濟體，肯定是過去10年中國已經夯實的一帶一路深度粘合的國家和區域。一帶一路深耕10年，截止2022年底，我們與共建國家的雙向投資累計超過3800億美元，這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接近3000億美元超過——由此可見，中國資本的對外輸出，以及與之相涉的中國產能和中國技術的對外輸出，這是一帶一路的核心的標誌。而在中美終極博弈不可逆的時代背景之下，未來，我們對外的資本輸出，針對一帶一路深度粘合的國家和區域，肯定將加速再加速，過去10年我們對一帶一路國家資本輸出近3000美元，這在未來5年，超大概率就能達到甚至超過這一數值。基於中美傳統盟友以及對外部區域和國家擴散的互補性，現在和未來，中國資本、中國產能和技術對一帶一路的輸出，未來超大概率絕大多數還將鎖定爲新興經濟體。

•這其中，包括東南亞（這其中的發達國家新加坡、事實站位美國的菲律賓、持續動盪的緬甸等除外），這樣一算，差不多有6-7億人口的市場潛力，這其中進一步的優選項，前幾天我剛剛討論過，不再細說。

•南亞，除印度之外的南亞，巴基斯坦、孟加拉等，有接近5億人口的市場潛力。

•原獨聯體國家所在的東歐和中亞，這其中除了烏克蘭等極個別國家，以俄羅斯爲龍頭，這其中有約2.5億人口的市場潛力，重要的是，這裡所涉的資源類別多，與我們的製造業存在原料供給的互補性。

•南美洲，以巴西和阿根廷爲首的南美洲，基於與北美的歷史宿怨，最近10年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這裡也與中國製造業存在一定的資源互補性，同時，更有約4.5億人口的市場潛力。

•廣闊的非洲，總人口超過12億，儘管這其中存在較多的戰亂國家、以及部分親美或親美盟友的國家，但是，這其中再怎麼打折，對中國而言，也至少有接近6億的市場潛力。

•還有，中東，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事實是最近兩三突然升溫的，尤其是今年我們成功斡旋沙伊歷史宿怨之後，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事實已經達到了歷史性的新階段，這裡既有與中國製造業超強的資源互補性，同時，這裡更存在接近5億人口且其中約一半具備較高消費能力的廣闊市場。上述經濟水平參差不齊的新興經濟體區域，總人口接近30億的新興經濟經濟體區域，事實就是中國經濟一個又一個的槓桿支撐點。上述一個又一個的槓桿支撐點，之於不同的區域和國家，中國幾乎都有不同梯度的產業與之匹配。之於南亞和非洲等特別落後的國家，我們可以持續輸出基建及相關中低端製造業。之於東南亞、南美洲等國家（這裡既有相對欠發達國家，也有新興經濟體）相對欠發達國家，我們可以輸出基建，也可以輸出中端和中低製造業，同時，未來也是我們傳統對美歐貿易轉移生產再出口的優先區域。

之於原聯體國家和中東，這裡不僅有資源互補性，其中的至少一半人口，是存在一定消費潛力的市場，在這些區域，我們的中端和中高端製造業，以及突破美國卡脖子不同階段的高科技，均可以優先在這些區域進行市場拓展。未來十年，在中美終極博弈不可逆之下，我們只要夯實上述一個又一個的槓桿支撐點，事實我們才能最終實現中美之間的勢能轉化，才能在中美終極博弈的大週期中化被動爲主動。對於我們個體而言，之於投資，則需要研究到底哪些行業和哪些企業對上述槓桿支撐點區域，真正具備拓展和持續拓展的能力。之於創業或產業轉移，則需要研究上述槓桿點區域，到底哪一個區域與自己或自己的企業真正具備吻合度。走出去，不僅大企業，包括無數的中小企業和無數的個體，必將成爲未來10年的高頻詞彙和家國選擇。

再說說今天的市場。

1，多模態晉升爲AI熱點。

近期，谷歌推出了全新的Gemini語言大模型，再次將大家的目光聚焦在了多模態大模型上。

Gemini1.0號稱具有原生多模態能力，能夠處理視頻、音頻、圖像、文本和代碼等多種形式的內容，性能優於現有的“拼接型”多模態大模型，根據谷歌公佈的技術文檔，Gemini不僅能夠進行雙模態之間的轉換（文生圖或文生視頻），也能處理需要進行多模態轉換的複雜任務。

因此，多模態的意義在於爲AI應用帶來更多可能性，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發展的關鍵，從這一點來看，Gemini上線是AI產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事件，預示着原生態大模型將進一步拓展大模型的應用場景和邊界。

最近已有多個多模態AI應用亮相，包括爆火出圈的Pika以及三大圖片轉視頻應用——阿里的Animate Anyone、字節跳動的Magic Animate和微軟的GAIA，此外，多家科技巨頭也在文生視頻領域取得了新的進展，比如Meta發佈的工具Emu Video以及Runway在Gen2上線的Motion Brush等。

而多模態大模型對算力的要求遠高於純文本模態，以Gemini爲例，其強大的的多模態能力背後是龐大的算力需求，傳聞Gemini有萬億參數，訓練所用的算力達到GPT-4的五倍，不過，有別於傳統大模型對英偉達硬件及生態的依賴，Gemini訓練所需算力基於自研的硬件。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多模態大模型的興起將對算力產生更高需求，而谷歌作爲自研算力新勢力，有望激發算力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態勢，從而降低算力使用成本。

2，首款CRISPR基因編輯療法獲FDA批准。

上週五，美國FDA宣佈批准了兩款治療鐮狀細胞病（SCD）基因編輯療法，其中包括首款應用“基因剪刀”——CRISPR/Cas技術的療法Casgevy。

據悉，Casgevy由美國福泰製藥與CRISPR醫藥共同研發，是一款自體細胞療法，它利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在體外對來自患者的造血幹細胞進行改造，使血紅細胞生產高水平的胎兒血紅蛋白。

在國內，基因編輯領域近期同樣取得重大進展，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上週二宣佈，堯唐生物的YOLT-201注射液的臨牀申請已獲受理。

YOLT-201是一款體內基因編輯療法，採用mRNA-LNP遞送系統，瞬時表達基因編輯工具，從而減少脫靶風險。

據報道，基因編輯有望爲目前無法根治的遺傳疾病帶來永久治癒的可能性，其具有獨特的創造性優勢，有望實現“一次給藥、終身起效”的持久效果。

然而，儘管基因編輯療法是潛在“一勞永逸”的最先進治療手段，但它存在一個顯著的問題——價格昂貴，專門評估合理藥價的NGO臨牀和經濟審查研究所此前曾估計，Casgevy的價格可能接近200萬美元。

除了藥物價格昂貴之外，基因編輯還存在另外一種風險——脫靶，基因編輯工具除了會切除預期的靶標之外還可能切除其他DNA片段。

3，歐盟就全球首部AI監管法案達成臨時協議。

近日，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達成共識，就人工智能協調規則提案，即《人工智能法案》達成了臨時協議，這一重要進展意味着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成爲全球首部涉及人工智能監管的法案。

此次臨時協議的主要新內容包括，針對未來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的高影響力通用大模型及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的治理體系；一個修訂過的管理體系，該體系在歐盟層面具有一定執行權；一份擴大了的禁止清單；以及在人工智能系統投入使用前，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的部署者有義務接受基本權利影響評估。

據歐洲理事會解釋，此次法案的中心方法論是根據人工智能對社會造成危害的能力，遵循“基於風險”的方法來監管人工智能，即風險越高，規則越嚴，這意味着對於高風險的人工智能系統將採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

根據目前臨時協議中披露的內容，未來違反《人工智能法案》的公司可能面臨高達其全球收入7%的罰款。

我們認爲，歐洲此次制定的《人工智能法案》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科技監管方面的地位，一直以來，歐盟的各項法案矛頭都直接對準美國科技巨頭，這對美國硅谷公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一定程度來說，新立法可能會阻礙歐洲技術創新，從而爲人工智能和開發已經更加先進的美國和英國帶來進一步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