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荷蘭參與紅燈區都更案

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阿姆斯特丹以人爲本的10年街區再生筆記（時報出版）

我認識威廉．範．盧分（William van Leuven）的時候，他在阿姆斯特丹市的都市發展局擔任資深規劃師。當時我在執行紅燈區的研究案，他則在都發局裡面的住宅部門工作，負責規劃如何在紅燈區內增加住宅的數量。當時我的研究中發現：紅燈區內，櫥窗地產因爲地主希望將一樓櫥窗數量極致化的關係，而將通往樓上的樓梯拆除或是挪位，造成很多樓上的住戶單元閒置的情況。他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透過規劃圈的朋友跟我聯絡，於是我就開始到阿姆斯特丹都發局跟他開會。

由於當時的阿姆斯特丹政府對外宣示希望能夠整頓紅燈區，並把櫥窗數量減少；我跟身高近兩百公分、背挺得筆直、戴黑色粗框眼鏡的威廉說明了這件事的困難度：因爲櫥窗是一個很賺錢的空間，大量收購會讓政府付出很高代價。這樣的空間收益其實並沒有計算樓上空屋的價值，因爲櫥窗之上的樓層常常因爲樓下原本銜接街道的樓梯間被犧牲掉了，導致很少有人上樓，使用率自然不高。阿姆斯特丹政府也曾經在二○○九年估算過紅燈區大致範圍的城市區域中（郵遞區號一○一二的範圍內），大約有六百戶左右的二樓以上空間被閒置，這還不包括拿來當作儲藏室的部分。我也指出，樓上的空屋反而是政府可以介入的地方，甚至將一些空屋改建成社會住宅。我當時的提議，和當時政府內的主流論調顯然並不相符。不過威廉一直表示他也不太看好「聯合專案一○一二」這個計劃會成功，並且對我的研究有興趣多瞭解。威廉說：過去他在都發局的主要工作是在規劃住宅的分配方式，希望能透過我的研究多瞭解地方性產業的實際運作狀況。

事實上，除了阿姆斯特丹有過對性空間的合法化爭議外，其實荷蘭的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也有過一段實驗性的歷史。同爲港口城市，早在性工作合法化前的七○年代，鹿特丹市就有卡天瑞特（Katendrecht）海濱區的居民抗議過存在街區內的娼館。當時鹿特丹市政府採用了嚴厲的手法來管制當地的娼館，譬如禁止它們在白天營業、縮減娼館數量等等。後來，市政府採用進一步的強制手段，將街區內的娼館移至非住宅區，然後着手進行一項名爲「愛神中心」（Eros Centre）的計劃，也就是設計建造一艘能夠容納四百個牀位的大船（因爲當時性工作在荷蘭尚未被合法化，在船上進行性交易可以解套），讓性工作者進駐，並計劃將船停泊在鹿特丹南邊的舊港務大樓（Oud Poortgebouw）旁的港邊。當時的娼館小姐們和市民因爲這樣產生了奇異的結盟關係，並且阻止了這個計劃的實現。因爲小姐們認爲將性產業搬到衆目睽睽的地點，會招不到客人；而反對的市民們則認爲政府這項計劃-要在這個當時全世界最忙碌的港口設立一艘「紅燈船」，簡直是丟盡鹿特丹市的臉。因爲反對者的聲音，這個計劃遭到擱置，到了八○年代最終遭到取消。

威廉說，以前在阿姆斯特丹也曾試圖將紅燈區引導至市郊、人煙較稀少的地方，像是沿着西邊貨櫃區的泰晤士路（Theemsweg）一帶。在全荷蘭從事性工作的人之中，大約有百分之五至十是在街上做生意，她們之中很多是從東歐來的、有毒癮的或是年紀較大的。那時的合法化執行脈絡起源於七○、八○年代，當時有很多吸食海洛因的性工作者會在街上接客，造成市區內居民的困擾，於是當時的政府決定在較偏僻的地方開闢合法的「站街區」（Tippelzone）。在二○○○年荷蘭將性交易的空間合法化後，櫥窗業者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去檢核在其空間內工作的小姐的身分跟健康狀態，這讓沒有身分或是已經有毒癮的人，被迫到街上工作，因爲這樣就不需要被檢查身分。合法化的「站街區」，會提供防範性病傳染的醫療措施跟宣導的專區概念，約於八○年代末九○年代初開始在荷蘭各大城市測試。站街區通常會提供一個一個車子可以載走小姐的街道配置，有點像是一個停車場的概念，也會有一個叫做「客廳」的空間，供小姐們休息，或是當有健康檢查人員到場時可以進行檢查。在二○○○年初，根據市政府的調查，這些合法的站街區並沒有讓在市中心區非法站街的小姐減少，原因是在市中心有毒癮的小姐還是比較容易取得毒品，所以她們不一定會去偏遠的泰晤士路站街區。另外，因爲站街區的小姐聚集的越來越多，市政府也必須派出越來越多的警力，這造成政府的維持成本大幅度提高；尤其小姐的營業時間很晚，往往會到凌晨，而夜班的警力也比較貴。到了二○○三年左右，越來越多的社會輿論對此專區反感，也懷疑這樣的合法區會不會吸引更多落後國家的性工作者來到荷蘭工作（即使她們本來沒有這樣的意願），於是政府在種種考量的評估下，決定終結站街區的政策。在接下來的幾年內，鹿特丹、海牙與阿姆斯特丹，都陸續關閉了站街區，目前安特衛芬市也在考慮要關閉站街區，當地政府估計每年需要花費兩百萬歐元來維持，這讓他們不太願意再負擔這樣的開銷。

但當紅燈區必須被重新規劃，部分或是全盤的重整，又有什麼空間企劃可以取代性產業？這是一個有點困難的題目。因爲在荷蘭將娼館合法化後，櫥窗可以自由買賣，逐漸變成昂貴的地產。如果部分櫥窗必須淨空改建，政府通常想到的是餐飲類的空間企劃，因爲餐飲類可以創造較高的租金收益，去平衡之前因爲高價收購櫥窗而造成的財務虧損。然而餐飲業卻會讓紅燈區的遊客更多，並不能改善紅燈區街道上游客過多的問題。又事實上，餐廳時常將戶外座椅擺出來，讓客人坐在街邊曬太陽、喝啤酒，但是坐在街邊的客人反而會讓買春的客人不敢靠近櫥窗，因爲他們會被大家盯着看而感到不好意思。另一個改建的可能性，是將櫥窗地產還原成住宅，就像這些空間以前的樣子一樣。但就算是改成高級住宅，每一棟房子的價值都還是遠比櫥窗地產的房地產價值低，且如果同一個街廓仍有數戶的紅燈戶存在，附近的地產商也很難將這些改建的房地產商品順利售出。

試着想想：紅燈區變成一個高級住宅區，這樣好嗎？一個從十三世紀以來就散落着櫥窗的城市小區，轉變成跟一個平凡的歐洲城市的市中心一樣單調乏味，每天等着鐘樓敲出聲響。但是如果櫥窗數目不減少，以櫥窗地主的財力，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去收購更多的老城區地產。如果無法向市府申請到櫥窗的營業執照，他們也可以將這些地產改成酒吧或是速食餐飲店，這樣會讓市中心的街道環境更差。這樣的城市更新過程是很敏感而且難以管控的，將遠遠超過阿姆斯特丹政府可以多元管控的能力，也不是一般社區組織可以統合的，因爲這樣的都市重建過程意見非常多元，甚至是互相沖突。（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