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或失望：香港傘運十年後留下什麼記憶？

「佔中三子」朱耀明（左起）、陳健民、戴耀廷。（取材自香港01）

「那個時候是和平抗爭的最高峰。大家還是相信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與香港政府溝通，講這個『愛與和平』就沒問題，」談及香港「雨傘運動」，目前定居臺灣、從事出版業的香港人Roy（化名）這麼說。

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簡稱「佔中運動」），後因抗爭者以雨傘抵擋政府施放的催淚彈，又被稱作「雨傘運動」。當時的訴求是抗議北京試圖整改香港選舉制度、爭取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

佔中構想的發起人戴耀廷是一位香港法律學者，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違法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當局改變立場。他與共同推動抗爭的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牧師朱耀明3人，一起被稱爲「佔中三子」。

「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HKW）研究員邱美根（Megan Khoo）告訴DW，國際社會自雨傘運動這個「轉折點」起，開始以不同眼光去看待這座以全球金融中心自居的城市。

「因爲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了他們所追求的東西，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習近平（2013年）上臺後的想法，也不是香港當局的願望，而是他們自己想要的。我認爲這是非常有力量的」邱美根說。

作爲香港相對早期的民主抗爭運動之一，雨傘運動也被認爲是替後來的「反送中」運動種下了火苗。

2019年，香港再度爆發大規模的抗爭遊行，起因是北京提出修改《逃犯條例》草案，遭香港民主派人士質疑將作爲移送政治犯至中國大陸的操作工具。數以萬計的市民當時再次佔領香港街頭髮起「反送中」運動，要求政府撤回草案。

Roy告訴DW，「雨傘運動算是（反送中）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前因。」他回憶，十年前香港普遍的抗爭理念都是以「和平溝通」爲宗旨，甚至在當時，有年輕抗爭者要在中國10月1日國慶活動現場示威，都會被其他民運人士建議「不要做得這麼直接」。

然而，整整79天的和平佔領行動最後在北京的強力鎮壓下告終。港警向示威者發射了自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以來第一批催淚彈，引發外界譁然。針對抗議訴求，當局也並未做出任何讓步，儘管據統計，數個月的示威共計有高達120萬名香港人蔘與。

事後「佔中三子」被判「串謀公衆妨擾罪」罪成，戴耀廷、陳健民分別被判入獄16個月，朱耀明等同，但獲緩刑2年。其中戴耀廷在2021年，又因發起民主派初選再度被捕，目前已還押超過三年、正在等候判刑，最重可能遭判處終身監禁。

傘運的結局，對當時許多香港民運人士來說衝擊相當大。

「大家當時候已經是覺得是很極限，因爲對香港來說，之前沒有什麼暴力的抗爭，沒有想過原來有別的方法可以表達更強烈的東西，會覺得怎麼辦，和平的溝通都沒有用」。Roy告訴DW：「所以到了2019年（反送中）的時候，就開始用別的方法了」。

反送中期間，示威者和警方之間的對立不斷加劇，在多個地區皆爆發流血衝突，官方更一度將示威定性爲「暴動」。部分抗議人士在隊伍前線採取「勇武」方法抗爭，利用鐵棍、汽油彈等武器攻擊防暴警員，港警則出動水砲車驅散人羣、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甚至使用實彈射擊示威者。

「一直到現在，比較老一輩的民主派跟所謂年輕的本土派基本上和解了，大家都互相理解，知道各自在用各自方式（抗爭）」Roy說。

反送中運動隔年，北京通過了備受爭議的港版《國安法》、展開一系列政治整肅。許多香港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和民運人士陸續遭到拘捕，其中包括含戴耀廷等47名民主派人士和《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等。

今年3月，香港立法會迅速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該條文被批評定罪範圍模糊、量刑過重，其中叛國、叛亂罪可處終身監禁；勾結境外勢力作出煽動可處10年徒刑。

如今的香港自由度已無法與十年前同日而語，言論、集會結社等公民權遭到大幅限縮，立法會已沒有民主派的身影。在政治打壓的情況下，許多香港民運人士也選擇出走、移民海外。

「這在當前大大加深了（港人的）恐懼。」邱美根告訴DW，由於23條立法比國安法更爲廣泛，「關於紅線在哪裡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也出現了很多自我審查，這與中國大陸非常相似。我認爲中國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強，而香港也越來越像中國大陸。」

本月稍早，有2名香港男子分別因穿着印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標語的T恤，及在巴士座位上寫下類似訊息，遭判10到14個月有期徒刑，是23條立法上路後香港首起煽動罪案件。

「人權觀察」週二（24日）也發佈一份研究報告指，自2020年《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學術自由已「嚴重倒退」，不僅大學學生會面臨來自校方的多種打壓，導致被迫解散，參與和平抗議與集會的學生也往往會受到懲罰。

海外人權團體針對香港人權的研究，也正面臨資訊取得不易的挑戰。邱美根向DW表示，「與香港當地人交流變得越來越危險，因此從香港直接獲取資訊變得愈加困難，這也讓研究變得更爲艱難。」

她補充，即使香港監察目前仍能透過外交管道取得消息，譬如英國或歐盟駐港辦事處，但以研究爲目的所蒐集到的內容相對受限。「（我們）幾乎只能與流亡者交談，他們有在香港的經歷，但這顯然無法完全反映當前的最新情況」。

同時，北京對異議人士的跨境鎮壓也在持續升溫。在英國與多位流亡港人共事的邱美根告訴DＷ，海外社羣和像她一樣的研究人員對北京跨國壓迫帶來的威脅日益擔憂，尤其是那些還有家人身在香港的海外港人，若過於高調行事，家人可能遭港警登門盤查並警告不要與香港監察合作。

「在我們的團隊中，甚至有一些非香港成員也遇到過一些可疑的情況，例如接到疑似來自香港、無法信任的陌生電話」邱美根說。

香港監察在2022年遭北京要求關閉網站，目前在香港境內並無法瀏覽其網頁。該組織負責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則自2017年以來一直被禁止入境香港。

回顧十年來香港的經歷，今年30出頭的Roy坦言，「在我這個年紀的理解來說，香港的民主運動就是不斷的失敗。」但即便如此，他強調現在的香港「還是有一羣人很努力」。

今年初，當Roy再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時，他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離散與留下的港人對這座城市的印象存在着「時差」。「離開的人可能有很多對香港的印象就是停留在爭取民主、還是會講那個時代革命，但是對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來說，時間是不會停止的，在他們生活中香港是繼續的」他說。

對於政府的不滿，如今的香港人想批評卻無法大聲批評，「因爲這樣就會變成『槍打出頭鳥』的情況」，於是公衆的重心開始改變。Roy告訴DW：「大家開始接受現實，當然部分的人可以說完全放棄（抗爭）、只賺錢，當然也有一羣人可能是用別的方法，在一個不犯法、不一定會被抓的範圍中去做一些事」。

作爲出版業編輯的Roy說，就他的觀察，這一兩年香港「多了很多獨立書店」，他們試圖用比較隱晦的方式，帶給市民不同於香港或北京政府的思想論述。「沒有聽到他們（異議人士）的聲音，不代表他們沒有在做事」。

至於香港會不會再有下一個傘運或反送中？Roy無法給出肯定的答案，但他在採訪當下伸手拍了拍放在眼前桌上、新出版的傘運十週年紀念書籍說道：「爲什麼要出這本書？因爲很多人在2014年、反送中爆發之前，也不覺得香港會有下一個（民主）運動，所以我只可以這樣講，如果我們從香港的歷史來看，我們現在覺得反送中之後就沒有別的抗爭方法了，傘運完結時大家也這麼想⋯⋯但是我覺得真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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