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陷阱與真實的多元性：孟若之女控訴後，我們該如何討論家內性侵？
作家孟若在女兒吐露遭繼父性侵時指出，如果女兒要求她把母親身分置於身爲女性的情感之前，是在強化父權社會裡對女性角色的邏輯，以此辯護她拒絕離開丈夫的選擇。 圖／美聯社
▌接續上篇：〈孟若之女控訴的啓示：承認訴說與傾聽之難，是改善性侵文化的關鍵一步〉
▌接續上篇：〈孟若之女控訴的啓示：承認訴說與傾聽之難，是改善性侵文化的關鍵一步〉
▌厭女情結作祟？
根據史金納陳述，史金納告知孟若自己童年遭到性侵的事情後，孟若曾一度離開弗雷林，但最後選擇回到他身邊，並且指出，如果史金納要求她「否認自己的需求、爲了孩子犧牲，並要她彌補男人的過錯，那就是我們文化中的厭女情結在作祟。」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這說法簡直匪夷所思，要求一個母親對其女兒的受害表示同理，怎麼會是厭女呢？然而，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檢視厭女情結內涵，或許可以稍稍理解（但不代表同意），孟若的說法從何而來。
根據凱特．曼恩的說法，厭女情結是一套社會屬性與工具，用來執行父權社會內帶有性別歧視意識形態的性別規範，確保女性安於本分地擔任父權社會裡的付出者，爲父權社會裡有資格的男性（以及他們的子女）付出身體、情感、性與生殖勞動。從這個說法出發，孟若似乎是認爲，如果史金納要求她把自己的母親（或說照護者）身分放置於自己的女性（或說情慾）身分之前，那便是在強化父權社會裡對女性角色的邏輯。
然而，孟若在此的盲點或許是，在她面前的史金納並不是以一種「執行女性角色」的心態在對她提出期待與要求，而是以一個家庭成員的身分，對於另一個（聲稱）彼此關愛與照護、長期陪伴，並且有着感情依附的人，要求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同理與支持。史金納的出發點，並不是孟若「因爲身爲女人」而必須如何，而是孟若作爲她所信任與愛的對象，她期待孟若可以有怎樣的作爲。作爲具有主體性的（女）人，孟若當然可以做出其他選擇——她也的確選擇——儘管孟若可能確實感受到了來自母親身分的壓力（這也確實可能存在），但去指出史金納對她的期待來自於厭女情結下的母職想像，卻很有可能是讓史金納和厭女情結當了代罪羔羊。
諷刺的是，如今在事件揭露後，許多人的反應卻可能證明了孟若的論點，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前段提問中明確的性別角色指涉。許多評論者對孟若的作爲表示震驚，但這個震驚往往不是「一個人爲什麼會這麼做」，而是就母親的角色進行質問，伴隨着某種想像，彷彿女人一旦成爲母親之後，所有情感都只能以子女爲依歸，不然便是失職的母親。
然而，母職從來也不能也不應該取消女性其她的身分、依附與慾望，不應該成爲女性唯一的定義；成爲母親的人，也還是會有着自己的考量、慾望、情感與情緒，會尋求自身的利益，也會辜負他人。另一方面，如前所說，人的抉擇本來就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家內性暴力這樣複雜的情境中。
在家內性侵案當中，就算兒童能夠說出受暴情形，家長也可能出於自身的情感或經濟等複雜因素，而難以及時給予適當援助。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美聯社
再一次，這並不會改變孟若行爲的不道德，也不是在否認史納金對作爲母親、家人的孟若尋求同理和支持的權力。而是想要指出，人們如今的震驚與受傷，連帶着抨擊孟若的力道，一部分確實是建立在一種無私的、全然爲子女付出的特定母職想像上，以及孟若身爲一個衆人讚許的女性，竟然打破了這樣的想像。事實是，我們經常幻想着完美的母親，並且在女性無法滿足這些想像時，加倍懲罰她們。但這些幻想往往建立在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之上，抑或以更嚴苛的道德標準要求女性，抑或在男女犯下同樣的道德錯誤時，對女性更加失望。
在一個真心重視家內性暴力且不受厭女文化影響的社會裡，人們或許應該要能夠想像，如何不單純藉由強調母親的職責而批評孟若、不單純是因爲孟若成爲不理想的母親而憤怒失望，而是因爲孟若未能承認一個明顯弱勢的受害者，如何在她的看護下受到傷害且無從訴說，更在尋求支持時遭遇拒絕；也是因爲在我們的社會裡，性暴力、對兒少的剝削理當是不被容忍與放縱的事情，所以孟若的沉默和選擇值得、也必須被檢討。
但另一方面，在拒絕以厭女文化執行母職想像的同時，孟若是否也不小心落入厭女情結的另一個陷阱，亦即偏向採納男性的視角、同理男性的需求、赦免男性的錯誤、打造一個讓男性相對舒適的環境？孟若對弗雷林的原諒、接納與包容，自然可能出自於愛，但也有可能是因爲，在父權體制裡，女性被再三訓誡的行爲守則之一，便是去理解、接受男性、讓男性「做自己」，並在必要時爲自己打造一套敘事讓男性得以從所有罪名中開脫。
這不僅僅是人們口中所謂的「戀愛腦」而已，而是一套更根深蒂固並行之有年的世界觀。我們如今無從得知孟若的心理動機，此處討論重點也不是給予我們更多指責孟若「怎麼這麼不爭氣」的理由，而是爲了提醒彼此，父權社會的性別角色規範與厭女機制，如何可能先讓性暴力變得理所當然，再讓女性找尋理由赦免犯罪的男性，甚至爲此彼此鬥爭。
加拿大作家艾莉絲．孟若與瑪格利特．愛特伍，兩者皆因擅長書寫女性故事而聞名，孟若尤其善於描述女性深層而複雜的情感。 圖／美聯社
▌接受更多樣的真實
自事件爆發起，許多讀者紛紛思考作品和作家、文學與真實性之間的關係。但除此以外，或許這起事件也從另一個角度提示了我們，敘事的重要性；也許，文學的意義並不在於反映（或甚至證明）某種真實，而是在於呈現這個世界上在同一時刻有多種真實，可能在同一起事件上，有諸多層次的真實。過往不見得每一種真實都有同等的機會被訴說，而也許我們書寫與閱讀的目的之一就在於，讓許多曾經可能被壓迫的真實有被聽見的機會。
史金納在投書裡提到，她當年之所以決定向孟若坦白，是因爲孟若和她分享了一名女性遭到繼父性侵後自殺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沒有被記錄下來，或許史金納就不會有這個契機，向親愛的人說出自己的遭遇（儘管後果不甚理想）。事實上，性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被賦予訴說的機會，或她們的故事可能遭到質疑、消音、拒絕，當人們大多數時候聽不到受害者的故事，並且被規訓要採納加害者的事件版本，我們就會愈發習慣加害者的世界觀，並消抹受害者。
2015年史丹佛大學性侵案發生時，衆人的關注焦點都在領獎學金的「黃金男孩」加害者布洛克．透納（Brock Turner）身上，受害當事人張曉夏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在辯方的言詞中被妖魔化，在其他人的眼裡則徹底不存在。直到她終於不再忍受這種消抹，出版了名爲《這是我的名字》（Know My Name: A Memoir）一書，大聲地告訴世界她是誰，讓自己這版的敘事，成爲真實的一部分。
同樣地，史金納決定投書將此事公諸於世，是因爲她希望在人們流傳孟若的故事時，也能夠包含她那部分的真實，而史金納今天的敘事，也就有可能讓下一個女性在受到傷害、在傷害被掩蓋吞沒的時候，獲得勇氣說出自己的故事。
史丹佛大學性侵案的倖存者張曉夏，原先媒體報導皆以匿名稱之，她後來出版《這是我的名字》（Know My Name: A Memoir），向世界揭露自己的身分。 圖／美聯社
我們並不清楚孟若創作的心路歷程，以及她如何連結她的故事和真實（是挪用或是懺悔？），但不可否認的是，她的小說確實寫出了許多女性生命中的一份真實——一份經常被忽略與無視的真實——這是孟若的創作之所以珍貴與美好的原因，而這份珍貴與美好不會也不應該就此被否認或消失。但與此同時，史金納的訴說則讓人看見這些創作內外另一部分的真實，我們眼前的真實變得複雜之餘，卻也變得更立體飽滿。孟若對弗雷林的愛、弗雷林在孟若眼中的美好，也是真實，但同樣是部分的真實，而史金納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面的真實，一個儘管可能讓我們痛苦卻能拓寬我們的視角、讓我們變得更加同理敏銳的真實。
作爲讀者，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從今以後要怎麼看待孟若的作品——也許覺得它們更富有生命力，也許從此否定它們的正當性——但或許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打造一個環境，讓呈現出更多元的真實的敘事，也得以被書寫、被傳誦、被閱讀、被聽見？我們如何不讓有權力者掌握並決定唯一的真實，又如何爲歷史上缺少話語權的人提供更多訴說的資源、空間、機會，並且在他們開口講述時，做一個合格的聆聽者？我們如何不讓弱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並挑戰有權力者的敘事不被掩蓋與消音？我們如何承接這些真實，並根據這些真實，做出更好的道德與價值判斷？
以家內性暴力來說，我們應該如何與兒童談論性，並且教導、鼓勵兒童開口與我們討論各種與性相關的困惑與痛苦？我們如何在當代以個別小家庭爲主、相對封閉的養育空間之外，打造出一個更大的村莊，讓兒少在家中遭遇不當對待時，還有其他管道可以尋求資源與支持？我們如何修復性暴力受害者的傷痛？我們如何打破對家庭和諧的迷戀，擺脫「家醜不可外揚」的迷思，更挑戰父權社會下的性別角色定位、規範和性暴力迷思，讓揭露與阻止家內的性暴力變得不那麼困難？
在譴責孟若的過失之際，不論你我是不是孟若的讀者與粉絲，這些也許都是我們應該留給自己與彼此的道德提問。
孟若之女的控訴在全球掀起熱烈討論，但在譴責孟若的過失之際，我們更需要繼續討論的是，如何能創造訴說與傾聽家內性暴力都更容易的環境、進而防治更多性暴力發生。 圖／美聯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