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強化思辨力，是全民運動

▲勞保費率高一點，能讓僱主負起更多照顧員工的責任。（圖／達志影像）

文／楊志良

臺灣是個高度民粹社會，影響國家發展甚鉅，而之所以如此的癥結，就在於多數人缺乏思辨的能力，所以易被政客所操弄。就舉兩個和一般人最切身相關的議題爲例，如果對這兩個問題都想不清楚，就不用奢求能對其他公共政策做出正確判斷了。

第一個問題是：對勞工朋友來說，勞保費率高一點好或低一點好？

大部分勞工只想到，費率低，自己可以少交一點錢，卻忽略整體的保費負擔分配─勞工負擔30%、僱主負擔60%、政府貼補10%，在這種分配之下，其實費率高一點對勞工比較好。

因爲費率高，財團僱主相對要提撥的金額也會隨着增加，而使勞工獲得的保障大幅提高。好比勞工交三塊錢，可以得到十塊錢的保障，其中六塊錢由僱主負擔；如果整體費率調高，勞工交三十元能得到一百元保障，僱主就得支付六十元；如果勞工願意出三百元，得到一千元保障，其中有六百元是僱主負擔的。勞工多繳297元保費，可多獲得990元保障，你說，勞保費率是低一點好，還是高一點好？

所以很多的僱主，特別是財團，用盡各種方法影響立委，將費率壓到低於平衡費率，就是爲了把錢都留在口袋，規避自己應該負擔的社會責任。結果自己的財富累積了，卻造成勞保巨大潛在債務，不出十年，勞保基金就要破產。所以，勞保費率當然愈高愈好，才能讓僱主負起更多照顧員工的責任。

▲中正大學勞工系學生走入村落，利用所學造福村民。（圖／中正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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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對大學生來說，學費應該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

大部分學生都是反射性地反對高學費，可是要在什麼前提下反對，纔是對？現在臺灣不論教育、財富都已階級化，造成世代不公。低學費似乎可以縮小社會階級，但是，副作用卻是造成教學品質低落。臺灣不論公、私立大學，每個學生分到的教育資源比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都少。貴的品質不一定好，但是便宜一定沒好貨，會讓學生失去競爭力，對不對？如果又要便宜又要好，只能由政府補助，但是政府的錢來自人民納的稅，政府補貼等於全民補貼。

按照臺灣的稅制，理論上我們只能贊成高學費。因爲臺灣的稅收只佔GDP的12%（韓國則是24%），政府又小又窮，沒有餘力補貼教育經費。況且，臺灣的教育已經高度階級化了，臺大的學生有六成來自大安區、信義區、中正區等，大部分人的家境都不錯；而私立學校學生的家境多半比較困苦，這些窮爸爸已經負擔貴一倍的學費了，還要繳稅貼補公立學校的富爸爸，這樣合理嗎？

所以，如果臺灣稅收佔GDP的比例提高，念大學就能低學費，甚至免學費，如同北歐等福利國家；如今稅很低，那麼學費就應該調高。那些去教育部門口抗議高學費的學生，應該統統轉去財政部，要求公平合理地提高稅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擁有一個理性思辨的社會，政策制訂者也要擔起溝通的責任，提供充份的資訊，讓民衆據以思考判斷。

我上任衛生署長的時候，健保虧損六百億元。我倡議調漲健保費，告訴大家只要每個月多出一個便當錢，就能挽救健保。健保不倒，受到最大幫助的是一般基層大衆，而富人根本不在乎有無健保。

消息一出，媒體、民衆罵了我一個星期，但我仍然不斷報告、解釋，在每家醫院貼三張海報比較各國健保，做成CD在醫院播放，甚至有些名人站出來免費拍廣告，最終大家接受了。調漲健保費那幾個月，健保滿意度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85%，個人的民調滿意度，更是馬政府政務官裡最高的。

人是有理性的，如果能充分溝通，知道政策的道理及好處，通常民衆都能理解並接受。但是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不曾領導大家思辨，社會也就變成民粹主義。

以之前油電漲價造成民怨來說，如果進口的煤、油成本上漲，油電當然應該漲價，然後調高對真正負擔不起的低收入戶的補助。因爲一味壓低價格，造成公營事業虧損，還是得由全民納稅貼補，但是有錢人使用的油、電比較多，他開大車你騎機車，他家有五臺冷氣，你只有兩臺電扇，終究還是有錢人佔便宜。

可是，經濟部長、中油、臺電，卻不和民衆仔細溝通，沒辦法將這簡單的道理說清楚講明白。有那麼多加油站，爲什麼不貼海報說明？每一戶都有電費繳費單，爲什麼不在單據上宣導？當社會失去思辨的能力，民主就會劣化成民粹。對抗高漲的民粹主義，民衆和政府都該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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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