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死了19萬次”，他知道該怎麼寫了︳黑白文娛專訪《志願軍》三部曲編劇張珂
“戰史是極其枯燥的，我常常困在浩瀚如海的數據中無法自拔，直到有一天凱歌導演跟我說，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犧牲了197653人，換個角度想，是一個人死了197653次，這個人是中國人，名叫志願軍。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們寫的是戰爭中的人，關乎人的信念、情感、關係、成長。我們要讓這部巨構體敘事的三部曲史詩電影，具有人的體溫。”
作者：天天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導演陳凱歌與編劇張珂
電影《志願軍：存亡之戰》以近12億人民幣的票房和各平臺評分第一的成績，成爲了今年國慶檔乃至整個10月的翹楚。
對於《志願軍》三部曲編劇張珂而言，這是他從業以來第一次“解鎖”如此宏大的戰爭史詩電影的譜寫體驗。最幸運的是其中真正的創作默契，“雖然我與陳凱歌導演的年紀差了幾十歲，但是我們在關於電影的審美，對於電影中如何去表現人物、表現一種中國式的浪漫主義這些核心問題上，有很多的共通之處”。
而恰是這些關鍵的共識，塑造出了這部戰爭史詩中的紮實與浪漫。
“戰爭中的人”，是劇本立住的關鍵
在劇本創作階段，陳凱歌與張珂就達成了“人物和情感是重中之重”的共識，張珂也繼續堅持“個體命運纔是觀衆最容易共情的”人物創作觀。
在正式創作之前，關於戲中的人物，他們就聊了有十幾天——包括人物的前史、現狀、性格、內心理想、個人成長、人物關係等等。
“比如趙安南，一開始只知道他是給志願軍開車的司機，但是我們總覺得這個人物有點薄弱，經過討論，我們決定賦予他更多的過往經歷和心路歷程，使他成爲一位曾經參加過抗戰時期南洋機工服務團的愛國華僑，並將他的心聲設計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我趙安南就是那個匹夫’。只要祖國需要，我就會赴湯蹈火。”類似的，一個個人物經此重塑，格局和氣韻煥然一新，更讓觀衆爲之共情和牽絆。
張珂一直認爲，對戰爭中的人的理解，會成爲劇本能否立住的脊樑柱；戰爭電影不僅要講述攻防的態勢進展，更要講述人的故事與成長。並且，除了讓人物合理地參與歷史進程，創作者還需要通過他們將七十多年前的戰爭，與當下觀衆關於電影的審美和情緒連接起來。
《志願軍》三部曲中的虛構人物，如李默尹、李曉、李想一家三口，楊三弟、吳本正、張孝恆、趙安南、楊傳玉等，每一個都經過了複雜的討論，使其均能在電影中呈現出一種人物構建上的新意，牽引着觀衆歷經戰爭的宏觀進程，也感知關乎個體的心靈史。
在具體的創作中，如何設置主要人物之間的關係，異常重要。張珂舉例說，在美國戰爭電影《珍珠港》中，基本人物關係是兩男一女形成的三角戀關係；在我國戰爭電影《我的戰爭》中，基本人物關係則是一男一女，一個軍官和一個女戰士之間的情感關係。
而在設計《志願軍》的主要人物關係時，他最終選擇了以一家三口爲核心，是因爲“家”這個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當代觀衆能夠高度共情的。
“這一家人雖然歷經戰亂離散多年，但在戰場中又重新團聚，這種從小家到國家的類比關係，能夠觸達中國人的情感共鳴。通過這一家人的故事，能夠展現戰爭的殘酷和人的堅韌，以及爲何而戰的意義，也能讓家國情懷與英雄兒女的經典理念相得益彰。”
“巨構式”劇作的點、線、面
戰爭電影有多種敘事模式，其中全景式戰爭片，注重突出文獻性和史料性，更多地是基於一種龐大的巨構式敘事模式，將戰爭背景、進程以及結果進行全面展示。
張珂介紹，從一開始，《志願軍》的定位就是一部全景式展現抗美援朝戰爭的鴻篇鉅製，但新主流戰爭電影在以當代觀衆爲目標羣體進行創作時，也需要考慮到他們審美需求的升級換代，觀衆不僅對電影的節奏、情節奇觀有要求，同時對人物的情緒也有強烈的共情需求。因此，在創作中，他和陳凱歌導演以真實史實和虛構人物故事線兼備並重的邏輯支點，多視角、多線程地對其排兵佈陣。
比如，辛柏青飾演的李默尹作爲中央軍委的高級參謀，在第一部時就被委派去實際戰爭中學習現代戰爭的打法，也因此獲得了一種自由度。在志願軍司令部的批准下，他先後參加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中118師的兩水洞戰鬥，見證了首戰首勝；在第二次戰役的時候，他又主動向彭德懷提出自己要下部隊去江潮的38軍113師，也伴隨着113師參加了強渡大同江、奔襲三所裡，後來又參與了112師335團1營3連血戰鬆骨峰的重大歷史事件。
在第二部中，李默尹向彭德懷請纓赴63軍189師參戰。李曉則在第一部參與了中國外交代表團赴聯合國控訴美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之後，於第二部參軍，受命赴63軍擔任英文譯員。而她的哥哥李想則是第63軍188師的1營教導員。63軍並不是一開始就入朝的，當時的駐地是在陝西，1951年2月才進入朝鮮。於是，在鐵原阻擊戰中，李家三口終於得以久別重逢，從而完成了歷史進程和個體敘事的命運契合。
真實史實是樹幹，而虛構人物有的如同枝葉，有的如同藤蔓，他們既牽引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節點，又在根源上介入其中，從而生髮出人物自身的成長弧線。
張珂以楊三弟舉例說明單個人物的設計弧線。第一次戰役的兩水洞戰鬥中，楊三弟作爲一名118師的新兵，因爲不會開火箭筒保險而導致報務排全員犧牲，李默尹將痛不欲生的他帶到了志願軍司令部，而毛岸英給予了他春天般的溫暖讓他得以恢復。誰料，楊三弟卻見證了毛岸英的壯烈犧牲。他並不知道毛岸英的真名，只知道他叫劉秘書。這也是他在第二部裡成爲戰損記錄員的原因，因爲他此時的信念就是：要讓每一個犧牲都得到證明。在鐵原阻擊戰中，他也最終操作火箭筒摧毀了敵軍坦克，那一刻，楊三弟突破了自己的心結，成爲了真正的戰士。
這種虛構人物與真實歷史的共振，使得歷史具有了一種個體的視角，從而更加適配當下觀衆的觀影情緒和情節期待，也均衡了強視聽大場面所不可避免附帶的具體情感上的空置。
國家領袖的意志、志願軍將領的決策、虛構人物和基層指戰員也構成了“點線面”的敘事邏輯，開枝散葉，支撐起影片的龐大身軀。在創作時，需要基於嚴肅史料，按照時間軸選取抗美援朝戰爭時間軸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節點，再通過影片所虛構的八個人物成長經歷，繪製出一幅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的英雄兒女羣像，搭建起一個飽滿立體的故事框架。
“討論劇本的時候，陳凱歌導演強調我們要不停地給故事設置危機，所以按照我們點線面的敘事邏輯，點的選取就是歷史上一個個真實的危機時刻。”
基於這些創作邏輯，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中，《志願軍：雄兵出擊》選擇了表現118師首戰首勝的溫井兩水洞戰鬥；第二次戰役則選取了38軍113師奔襲三所裡的人類輕步兵奇蹟和112師1營3連血戰鬆骨峰的事蹟，並讓其與在聯合國的外交戰線交相輝映。
《志願軍：存亡之戰》中則簡略表現了第三次戰役志願軍攻克漢城的歷史畫面，第四次戰役卻重點表現了砥平裡戰鬥的失利——實則是欲抑先揚，塑造出敵軍總司令李奇微的老謀深算和兇狠強勢，爲第五次戰役濃墨重彩的鐵原阻擊戰進行鋪墊。在第五次戰役中，進攻階段以李想所在的63軍188師突破臨津江霧中大戰比利時營作爲代表；在轉移階段則將李曉、孫醒、吳本正、楊三弟、趙安南、張孝恆等人，合理地與堅守鐵原的63軍的李默尹、李想、楊傳玉匯合，從而以全員上陣、衆志成城的方式與氣勢展現了鐵原阻擊戰的殘酷悲壯與鐵血豪邁。
“在未來的第三部中，我們也會根據抗美援朝歷史事件軸，繼續展現第五次戰役結束後敵我雙方開展的停戰談判和‘邊打邊談’，而發生於1952年10月舉世矚目的上甘嶺戰役和1953年7月27日的停戰協議簽訂等重大事件，亦會出現在影片中。”
真實歷史是已有定論的，但是第三部中的虛構人物又將經歷怎樣的命運和成長？他們之間的人物關係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無疑都是最牽動觀衆的敘事密碼。張珂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劇作嘗試，但我們能做到的就是：真實歷史的波瀾壯闊，與那些閃爍在歷史長河中的晶瑩水光，都是我們同樣珍視的”。
浪漫的符碼與細節的力量
《志願軍：存亡之戰》上映後，影片結尾李想犧牲前所舔舐的“天明”牌水果糖紙，突然成爲了影迷們追尋的明星產品。“李想犧牲前到底有沒有嚐到一絲甜味”，成爲了被李想感動的人們心中的意難平。
值得欣慰的是，這家建廠八十多年的老店還在，商家緊急復刻了同款水果糖，還特別解釋“因爲老式糖紙是蠟紙做的，所以應該還沾了一些糖的碎屑，李想最後是嚐到甜味的”。
數萬份趕製出來的水果糖快速銷售一空，無數觀衆帶着糖二刷三刷電影，並紛紛在社交媒體留下了“糖紙還有甜味，李想嚐到了”的“repo”。這些交互式的觀後感與自來水式的“爲愛發電”，成就了勾連銀幕內外的一份動人情感。
還有些心思細膩的影迷去查影片中李曉送給李想的那朵乾花是什麼，結論是這朵花又名“死不了”，寄託着妹妹對於哥哥平安歸來的祝福。
而當片中63軍軍長傅崇碧下令1營撤回，李想說出“我們已經回不去了，你們繼續前進”的臺詞時，很多已到中年的觀衆在淚目之餘突然意識到：這不正是在致敬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中英勇犧牲的81192號戰機飛行員王偉嗎？
這一個個細節，皆是張珂在劇本創作時就預置的巧思。“我認爲中國式的浪漫和審美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寓情於物。所以我個人的寫作習慣也是特別喜歡使用道具，通過寓情於物的方法，給予觀衆更強的情感體驗。”他非常注重這些細節，因爲他覺得“電影首先是視覺的藝術，也是一個細節的藝術。鑰匙、花和糖其實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東西，而恰是這種常見性，會讓普通的觀衆能迅速地建立起與戲中人物之間的共情”。
在李想最後的犧牲時刻，他看見洪水奔涌而來阻止了敵人的進攻。洪水來自於他父親李默尹在曹村水庫血戰後纔打開的水閘。他的耳機中傳來的是妹妹的聲音，手裡是妹妹送的花，還有爸爸送給他、他又給妹妹吃完後唯獨剩下的糖紙。最後，李想把包裹着糖紙的花放在了水流之中，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家人最後的團聚，亦代表他們就此天人永隔。這種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劇作處理方式，構建出了特有的情感象徵系統。
除了李想犧牲時的鐵血柔情，《志願軍：存亡之戰》中還有1營反攻一防前，戰士們一起討論芒種節氣該種大豆還是芝麻的溫情一幕。在對“聯合國軍”前線的廣播中，李曉喊出“你們可以開槍，但你們殺不死這歌聲”，並唱出《河邊對口曲》吸引敵軍注意力和鼓舞我軍士氣。又有衝鋒中，戰士們一個接一個報出的家鄉名。種種場景一起將“家”與“國”緊密聯結，喚起了觀衆對家國情懷的強烈共鳴。
關於“芒種”這個細節，張珂透露：“我會把歷史的真實時間在萬年曆中進行查證，然後在時間上做文章。”當他發現鐵原阻擊戰最艱難的那日，正好是芒種，聯想到志願軍戰士大多都是農家子弟，他們對於泥土的熟悉和對於家鄉的思念是一種極其真實的情感。所以在戰火紛飛中的片刻寧靜，“這些關於田野和家鄉的臺詞是真實而有力的，也爲之後他們捨生忘死的衝鋒反攻積蓄了足夠的情緒力量”。
與以往大多數單一呈現男性視點的戰爭電影不同，《志願軍：存亡之戰》對女性角色的細緻刻畫及對女性的平視，以一股清流觸動了年輕觀衆的DNA，難能可貴。
張珂分享他對女性角色的設計思路：“無論是第一部裡對毛主席說會用身體保護孩子們的林巧稚醫生，還是貫穿電影的李曉，包括未來在電影中會出現的新的女性人物，她們都代表着覺醒了的新中國女性——她們在自己的崗位與男性並肩戰鬥，充滿了女性的力量與人性的光芒。這也是讓‘英雄兒女’這個詞不再扁平的必要顯現。”
包括李想在給1營戰士做最後動員時說，“等贏了勝仗回國，過好日子，生兒子”，一旁的戰士大聲迴應“我喜歡女兒”，李想說“我也是”——這樣的細節，都離不開編劇在創作時更爲細膩的用心和把控。賦予史詩中的人物以更當代的意識，對從前可能習慣的“忽略”以糾正，這何嘗不是一種對更多觀衆無聲的浸潤呢？
“我一直認爲鐵血和溫柔是並不衝突的，溫柔並不是柔弱，而是一種關乎人性的關照，這也是我和觀衆交心的密碼。”張珂說。
“一個人死了19萬次”，他的頓悟時刻
《志願軍》系列拍了三部，張珂便跟了三部。他曾在大雪封山時戴着沾滿霧氣的眼鏡審閱着手裡的劇本，也曾在橫店高溫預警的酷暑趴在室外全是蚊子的小塑料凳子上用手機改稿。這一跟，四年彈指一揮而過。不光全程跟組，包括後期製作、甚至宣發路演，他都以極大的熱情和責任心全程參與。
演員陳飛宇回憶道：“張珂老師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現場，如果劇本上臨時有一些演員不太瞭解的部分，他都會及時地解答，你有任何的問題，都能找到他。”拍攝之前，張珂還給陳飛宇在微信裡發了很多資料，關於鬆骨峰戰役，關於歷史上的三連，關於戰爭應激症，等等。陳飛宇說，“爲了加深對劇本的理解，我當時看了好多他存下來的真實文獻，這些都對我後來的實際表演很有幫助”。
朱亞文也談了些他的肺腑之言：“跟張珂在一起工作是很舒服的。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他是一個百科全書一般的存在，各種軍史細節他都瞭如指掌。包括這次路演的過程中，不管提到哪一段戰役，他都能特別繪聲繪色地把其中的人物背景講述出來。張珂也是整個組裡跟隨導演陪伴我們演員時間最長最久的人，貫穿始終。他這個人性格上很樂觀，其實有給我們演員很多正向的反饋。我們偶爾可能會陷入創作焦慮的情緒裡，他會用自己獨有的編劇才華和魅力拉我們出來。感謝有他，也很期待和他的下次合作。”
在《志願軍：存亡之戰》上映當天，張珂在朋友圈寫下了一段話：
“電影《志願軍》共三部，去年此時，第一部《雄兵出擊》上映，今年此時，第二部《存亡之戰》上映，距離我第一次跟陳凱歌導演開劇本會已橫跨四年。很多人問我在項目中的感受，我常會一時語噎，太漫長了，彷彿自己也經歷了一場戰爭。
寫乏了我會去公園散步，耳機裡聽歌最多的是《如願》，腦海裡會補《志願軍》劇本里的情節畫面，於是腦補的MV伴隨我在公園裡走了一圈又一圈，不覺已是日暮，望着南飛的孤雁，常會眼角溼潤。那一刻，我在想，那些鐫刻在歷史中的鋼鐵軍人會不會在異國戰地也有悵然的一瞬？
戰史是極其枯燥的，兵力數據、戰場態勢、攻防路線、包括陣亡人數，我常常困在浩瀚如海的數據中無法自拔，直到有一天凱歌導演跟我說，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犧牲了197653人，換個角度想，是一個人死了197653次，這個人是中國人，名叫志願軍。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們寫的是戰爭中的人，關乎人的信念、人的情感、人的關係、人的成長。於是，李家三口、吳本正、孫醒、楊三弟、張孝恆、趙安南、楊傳玉、鄭營長，以及那些捨身參與這場存亡之戰的中國人，陪伴我度過了漫長的劇本創作期和駐組拍攝期以及後期製作過程。四年裡，他們成爲了我的親人與摯友，也讓這部巨構體敘事的三部曲史詩電影具有了人的體溫。”
特此鳴謝演員朱亞文、陳飛宇及團隊對本文的支持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