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傻三年”？ 不，這是孕期的大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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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張蘋
責編 | 李珊珊
在1848年一本歐洲流傳的產科教科書中這麼寫道：“她（女人）的頭太小了，無法表達智力，但足以容納愛情。”[1]
也足以容納母愛。
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對成爲母親的女人智力的敘述不僅沒有改變，愈發根深蒂固，甚至連母親自己也都深信不疑。無論是中國俗語所稱的“一孕傻三年”（簡稱“孕傻”），還是在西方社會的“媽媽腦”（Mommy Brain），社會上無處不在、無法避免的主流刻板敘事仍然控制着女性，甚至是一大批研究人員看待母親的態度。毫無疑問，我們當然應該認真對待並理解媽媽們的健忘、反應遲緩、注意力不集中，更應該察覺媽媽們隱藏在“孕傻”抱怨背後的求救呼聲。但，能換個詞嗎？可以不用“傻”嗎？
我們長期堅信的“媽媽腦”並沒有完整地說明女性的大腦如何在成爲母親的過程中以及之後的整個生命階段中運作。事實上，媽媽的大腦並不“傻”！認爲記憶缺陷、大腦不再正常運作是作爲母親的一種正常特徵，但這在科學上並非如此。那麼，生兒育女究竟對女性（也包括所有性別的養育者）的大腦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對媽媽們造成怎樣的影響？
孕期類似“青春期”？
無一例外，每個人在生命中某個階段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情緒化且喜怒無常；膿包和粉刺從皮膚的裂縫中涌出；你的身體在奇怪的地方長大，並且生長得非常快。
這類的體驗，身爲母親，你一定會很快聯想到自己懷孕的階段，而那些從未經歷過懷孕的人，則會首先想到自己的青春期。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着微妙或者強烈的共同之處？同樣經歷激素水平的劇變，同樣經歷極端的身體變化，同樣進入一個全新的自我，一個新的角色。但是，從來沒人稱呼他（她）們傻。相反他（她）們昂揚的鬥志，激烈的反叛，與無畏的勇莽，爲人津津樂道，每一個成年人都羨慕他（她）們的青春年華。
倘若懷孕時發生的大腦變化不能簡單地用“變傻”一言以蔽之，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有沒有可能成爲母親與長大成人一樣，只是一種適應新身份的複雜過程？
一羣女性神經科學家對此發起了挑戰。
2016年，在荷蘭的Elseline Hoekzema和西班牙的Erika Barba-Müller領導下，這羣女性神經科學家在《自然•神經科學》上發表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2]。首次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懷孕會導致大腦結構發生明顯、一致、持續性的變化。此前，人們對懷孕給女性大腦結構帶來的影響幾乎一無所知。
研究中，在對首次懷孕女性和未懷孕女性使用神經影像數字技術進行分析後，研究者發現，懷孕會導致大腦皮質雙側前額葉、雙側顳葉及前、後中線位置的灰質體積發生明顯萎縮，同時還觀察到皮質表面積及厚度減少。這些結構變化在受試懷孕女性中驚人一致，換句話說，可以憑藉大腦灰質體積和皮質厚度變化的圖像來準確區分懷孕及非懷孕者。不僅如此，這些改變在產後至少持續了兩年。
在以往研究中已有不少青少年大腦出現類似結構性改變的實證，研究團隊由此推測，在青春期由於體內性激素水平陡增，也會發生與懷孕階段類似的大腦皮質變化。爲了證實該直覺，同一個研究團隊在另一位女性神經科學家Susanna Carmona（Susanna也是一位藝術家）位於馬德里的實驗室證實了這個假設[3]。該小組比較了25名初爲人母者和25名女性青少年的大腦，發現她們的結構性變化驚人相似。每組腦灰質體積以幾乎相同的月度速率減少；兩組都伴隨着皮質厚度和表面積的變化，以及腦回（大腦皮質中隆起的部位）指數、腦溝（大腦皮質的摺疊部分）深度、長度的減少和寬度的增加。
“我們的研究結果與以下觀點一致，即與懷孕和青春期相關的大腦形態變化反映了荷爾蒙引發的類似生物改變，”該團隊總結道，所以，如同青春期少年像換了一個人一樣，母親也因胎兒的到來而被“換腦”了。
灰質萎縮、皮質變薄，聽起來大腦可能正在惡化，或者失去一些能力。2016年這篇研究發表之後，不少媒體藉此大作文章：“孕傻實錘！”“一孕傻三年找到科學證據！”但他們可能沒有仔細閱讀這些研究的全文，而且研究者們並未就此止步。
研究團隊對於灰質萎縮的腦區在實驗對象中如此一致產生了好奇心，爲什麼灰質減少不是隨機地發生在受試者大腦中？特定的區域是不是證明它們負責特定的功能？進一步探索，她們果然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但尚未能解釋的現象。例如：初爲人父者的大腦與對照組卻沒有任何差異。此外，出現灰質萎縮的大腦區域同時也是主要是負責人類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功能的區域，也就是負責處理人與人之間社會性互動——如何感知、如何解釋、如何反應——的大腦區域。作爲母親最需要爲處理與誰之間的互動做好準備呢？老公？醫生？同事？還是老闆？答案不言而喻，當然是她新出生的寶寶。
大腦結構性改變會不會是爲了適應成爲母親的新身份可能遇到的挑戰進行的一系列準備？
會不會是演化爲了保證胎兒出生後受到恰當照料而有更高的存活率而預設的機制？
會不會是演化爲了保證母親在胎兒出生後不至於被逼瘋而有更高的母體存活率而預設的機制？
好奇心就像兔子洞，一旦鑽進去就會有大冒險。爲了進一步研究大腦結構重組以適應母親身份這方面的可能性，研究組使用產婦產後依戀量表，評估了大腦變化與母親對新生兒依戀指數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妊娠的灰質體積變化顯著預測了母嬰依戀的質量以及母親產後對新生兒的敵意，皮質變化越劇烈，母親對嬰兒越是依戀，對它的敵意就越小。此外，當研究人員給母親展示其嬰兒照片時，母親的腹側紋狀體——參與大腦獎勵系統的腦區——會像燈泡一樣亮起，並且這個區域竟然與大腦灰質體積減少的腦區有很大程度的重疊。原來“我從來沒有聞到過像我寶寶的身體一樣美妙的味道”是一種演化銘刻在我們大腦裡的一種強大生物驅動力。
作爲母親，“我喜歡體驗這種強大的生物驅動力”，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之一，現任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懷孕和大腦實驗室主任的Hoekzema博士說，儘管潛在的細胞過程仍有待發現，但“我們在整個懷孕期間觀察到的變化很可能代表了女性大腦的專業化，有助於幫助女性過渡到母親身份。”[4]
在青春期，灰質體積減少被認爲是大腦回路的一種特殊化、專業化、細化，代表着神經細胞之間的弱連接被消除以微調網絡，以適應當人類從兒童變成成人過程中所引發了一系列行爲、認知、社會情感、身體變化[5]。對於青少年來說，原本負責“男孩女孩的身體都一樣”的那部分神經迴路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男孩女孩是不同的”以及對自己身體產生羞恥心的那部分神經迴路被建立。對於母親來說，從一個只有自我導向的個體發展到對另一個生命負責，將自我意識進一步擴展，也需要微調神經網絡。
青春期和成爲母親都是敏感的神經重塑性窗口，是適應生活新需求所必需的。它們也都是生命歷程中最危險和最敏感的時期之一，然而，女性成爲母親的過程卻不值得一個專有名詞。可能有，但從未被人提及。
1973年，美國醫學人類學家Dana Raphael在她關於所羅門羣島女性懷孕的田野調查中，創造了一個新詞：成母期（MATRESCENCE），即成爲母親的時期（the time of mother-becoming）[6]。Raphael認爲這是一個被當時西方忽視（現在西方社會也未曾重視）的女性關鍵時期，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成年儀式中，女性的身體狀態、她在羣體中的地位、她的情感生活、她日常活動的重點、她自己的身份以及她與周圍所有人的關係都發生了變化。懷孕期間荷爾蒙和環境快速、極端的變化標誌着女孩向母親身份的過渡，這是一個重大的生物/社會/生活事件，代表了一個敏感的神經認知發育時期：成母期。
“可是媽媽真的變傻了”
並不是所有人對這羣試圖推翻“孕傻”這一刻板印象的女性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表示滿意。尤其是媽媽們。在懷孕過程中，丟三落四是真實的，言帚忘笤是真實的，反應遲鈍是真實的，打開手機想不起來要做什麼是真實的，出門前忘記帶旅行證件這些都是真實的。如果不是孕傻，難道是“我”在說謊嗎？
研究表明，高達80%的孕婦報告在懷孕期間有過認知能力下降的主觀經歷[7]。在這裡，我們需要留意，認知能力下降並不代表智力下降，而是一系列認知領域的功能衰退，包括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等。所謂主觀認知能力指的是，研究人員通過問卷調查形式讓受試者在方便的時間自行評估，測試的問題通常較爲簡單直接，例如：“你覺得自己在懷孕後是否有記憶力下降的情況出現？”同時，研究者當然會對主觀報告持以謹慎的態度，因此，根據實驗目的還會使用神經心理評估和認知任務等客觀方式來檢驗。這些測試通常需要在診所或實驗室環境裡，與研究人員面對面進行，每項測試都有長達十幾、二十多頁的工作紙。問題包括多種形式，例如圖形、數字、字詞、語言等。當研究人員讀一串字詞列表並要求對方記憶時，受試者彷彿重返校園參加期末考試一般。
客觀測試的結果也是毫無疑問的，媽媽們並不是在無病呻吟或巧言辭令，也不是矯揉造作或虛張聲勢。多項meta分析都證實了，孕婦除了自我報告的妊娠期記憶下降外，也存在客觀認知能力下降[8–10]，妊娠期持續的記憶力下降，在妊娠晚期最爲明顯。這與齧齒動物（大鼠媽媽）的文獻結果一致[11]。在人類中，這些下降是微妙的，並且保持在一般認知功能和記憶的正常範圍內[12]。因此，雖然認知能力下降對孕婦來說可能是與孕前基線相比的顯著變化，但它們不太可能擾亂日常生活。
與妊娠期主觀認知下降與客觀測量結果相匹配不同，產後母親在客觀測試與主觀報告中存在差異。媽媽們始終報告主觀記憶障礙，而客觀表現卻沒有測量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的認知水平下降[13]。在對所有相關研究的認知功能進行細分後，也沒有發現母親認知能力下降的客觀證據，並且這些研究一致顯示，產後媽媽們在沒有客觀認知差異的情況下報告記憶力減退[14]。
不僅如此，不少研究中還發現大鼠媽媽和人類母親似乎都出現了認知再次正常化的軌跡，也就是說在懷孕晚期和產後早期出現的認知下降會逐漸恢復，甚至在斷奶時出現一些認知改善（在齧齒動物的研究中顯示出大鼠媽媽在鼠寶斷奶後的認知水平測試，例如記憶力、社會性學習能力，比孕前更好[15]）。少量人類母親的研究文獻也顯示出了類似的認知軌跡。[16]總的來說，懷孕確實會導致母親出現一些認知衰退，但這些下降在產後會消失，媽媽們甚至可能在斷奶後和產後後期變得更“聰明”。
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客觀記憶測試與媽媽們的實際經歷或感受不相符？
2023年，三位女性神經、心理學家聯袂在JAMA發文，她們建議重塑“媽媽腦”這個形象，將向母親的過渡階段概念化爲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一個新的“發育時期”——成母期，以促使我們在這個關鍵時期對媽媽的大腦採取更廣泛、更全面的看法，並考慮大腦功能這些適應性變化的重要性。同時，她們對客觀測試與主觀感受相矛盾的現象提出兩個假設：生態相關刺激（ecologically relevant stimuli）和歸因偏見（attributional biases）。[17]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解釋生態相關刺激，我們不可能預期老鼠會對研究人員身上的香水而不是蛇的氣味做出分泌壓力荷爾蒙的反射，因爲前者在自然環境中對老鼠來說是不具備生態相關性。因此，她們認爲，假如我們用“再發育”的眼光去重新審視和理解母親的記憶力，會發現母親出現的不是記憶力衰退，而是記憶力增強。我們已經知道，成爲母親後，大腦會調整它的結構以適應新的角色。因此很容易理解，爲人父母，兩個月前用過的旅行證件放在哪裡、上週遇到的客戶名字、昨天老闆佈置的任務，對於母親來說已經不具備生態相關性。作爲新媽媽，認知負荷比任何人生階段都更具挑戰，大腦會調整迴路，騰出資源來記憶與嬰兒相關的項目，也就是生態相關刺激。
相信沒有一位媽媽會反對，自己在記憶嬰兒物品的擺放位置、寶寶一天大小便和餵奶的次數、孩子學校數學老師的生日和喜好等內容上展示出驚人的準確性。與我們的直覺一致，研究人員也發現孕婦在學習和記憶嬰兒相關物品方面的能力增強，同時也比從未懷孕的婦女具有更好的長期記憶力[18]。同一組團隊在她們的另一項研究指出，與未產婦對照組相比，妊娠晚期的孕婦在海馬依賴性空間聯想記憶表現出普遍的增強，並且對嬰兒相關刺激的記憶力有特定的增強[19]。空間聯想記憶是我們學習和記憶空間位置的能力，例如，記憶家裡尿布、奶瓶、泵奶器擺放的位置。記憶生存所需物品的空間位置是人類和動物所必備的基本適應行爲，看起來，母親的大腦似乎被她的孩子牢牢控制。事實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媽媽們的記憶力不是衰退，而是積極地重組、微調、再適應。
行爲經濟學之父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中告訴我們，大腦無意識且快速、不怎麼費腦力的“系統1”主導了我們的思考模式，同時也會帶來許多認知偏見。幾十年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歸因偏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如果你在路上開車時，另一位司機突然超車搶到你前面，我們正常的第一反應會責怪另一輛車的司機性格魯莽，而不是想到可能存在的其他情況。歸因偏見就是這樣一種思維謬誤，即我們習慣性在解釋行爲過程中歸因於個體的性格傾向、人格特質或態度。而“媽媽腦”可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普通人甚至科學家，都受到社會主流敘事的影響，傾向於將許多微小而司空見慣的行爲，例如，忘記要說什麼、放錯鑰匙，強調爲“孕傻”所致。而認知負荷的增加也創造了更多可能會遺忘的機會。此外母親對自己認知期望值的增加，也使得母親更爲敏銳地察覺到自己輕微的遺忘或注意力不集中。
此外，鑑於情緒問題和睡眠障礙在懷孕和產後很常見，認知變化與此的關聯也值得注意[20]。
總而言之，大腦被“改造”爲了養育孩子做準備。假如沒有這些準備和改變，母親仍維持獨身一人時的大腦結構和認知模式，那麼嬰兒得不到全神貫注地照料，便無法存活下來。神經適應使母親能夠管理新的、艱鉅的任務，並與孩子建立牢固的依戀關係，也是胎兒植入母親大腦的生存策略（胎兒細胞在母親大腦裡被發現也是確有其事！[21]）。
變“傻”並不是母親大腦的全部真相，是時候賦予母親大腦應有的榮譽了。
養育孩子，也鍛鍊了大腦？
2023年，由女性神經、心理學家Edwina R. Orchard率領的耶魯大學研究團隊使用“成母期”（MATRESCENCE）一詞在在Cell上發表一篇科學綜述，她們提出一個大膽的觀點：成母期對女性大腦及認知能力具有積極影響，且這些影響持續終生[22]。耶魯團隊同時認爲，從社會角度來看，成母期的作用並不限於性別（例如，男性、女性、非二元性別）或妊娠關係（例如，親生、非親生）。
該團隊早於2022年就已經發現，在圍產期——妊娠28周至產後一週這段時期，母親大腦存在顯著的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及認知適應（cognitive adaptation），也就是說，接觸嬰兒使母親大腦變得“更靈活、反應更靈敏、更高效”[23]。現在他們進一步指出，母親因爲懷孕和養育變得更“聰明”了。母親的一切歷練，可視作爲在大腦中進行“智慧存款”，這些新增的“智慧存款”在母親生命階段中持久彌新，且終身有效。在養育過程中遇到的複雜性越高，這筆“存款”金額就越大，使得母親晚年的認知儲備增加，也就越能應對未來的危機以備不時之需。
每一位母親都明白，母職是一份沒有下班與假期的工作。隨着時間的流逝，當你以爲嬰兒開始睡整覺日子會好過點時，你發現懷上老二了；以爲老二“照豬養”可以輕鬆些，又得開始準備老大的幼升小；當老二上學步入正軌時，老大又到了“離開家出走”的年紀。母職似乎是女性背上的西西弗斯詛咒，早期挑戰慢慢解決時，卻發現下一個挑戰已在眼前。多胎的累積效應或由於出生時間相距很近時，孩子的需求重疊，使問題變得更加嚴峻。爲人母是一個持久戰，雖然母親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建立精神和體力上的復原力，睡眠和社會支持也會隨着孩子的成長而增加，但母親的環境複雜性永遠不會完全恢復到孩子出生之前的水平。隨着孩子的成長，他們的需求會發生變化，需要母親不斷進行行爲調整。例如，照顧一個完全依賴成人的新生兒與照顧一個行動不便的幼兒完全不同，學齡兒童所需的照料也與青少年所需的不同。這樣一來，母親所處環境的複雜性就會受到兒童發育階段的影響，從而不斷適應總是在變化的環境。此外，由於個別孩子表現出不同的氣質，與老大相處的一套技能和策略在老二身上卻完全行不通，這需要母親重新學習和動態地評估養育方式。
長期暴露在生兒育女這樣複雜的環境中，壞消息是母親會因此疲憊不堪，好消息是，對母親的大腦有益，同時也可能使得母親晚年的認知儲備增加。生殖經驗與母體中年時期的神經認知改善之間的正相關性，在齧齒動物中已得到充分證明並被廣泛接受。母體齧齒動物在中年時空間學習和記憶能力得到改善，海馬澱粉樣蛋白沉積減少（澱粉樣蛋白沉積被認爲阿爾茨海默症的早期特徵），晚年記憶力下降有所減弱[24]。大鼠媽媽的長期認知和大腦健康受益於它的生殖經驗是沒有爭議的，耶魯團隊提出環境丰容（Environmental enrichment）假設來解釋這個現象。
環境丰容是指通過豐富物理和社會環境對大腦進行刺激。例如，老年人通常被建議通過參加老年大學、社會活動、益智遊戲等來延緩大腦衰老，這就是利用環境丰容效應促進大腦健康。因爲大腦在更豐富、更刺激的環境下會具有更高效的突觸生成率以及更復雜的樹突生長，從而增強大腦活動。這種效果主要發生在兒童神經發育期間，但在成年時期也會有小幅度發生。環境丰容已被證明可以改善兒童的認知功能，減少記憶障礙，降低老年人患癡呆的風險[25]。
基礎研究表明，大鼠媽媽表現出與環境丰容影響下相似的認知和神經結果[26,27]。與實驗室中處於環境丰容中的大鼠相比，環境貧乏的大鼠媽媽表現出更厚的皮質深度，這表明成爲母親所帶來的環境豐富程度足以抵消貧乏物理環境的不利影響。這一實驗結果在後期得到了複製。在所有飼養條件下，母鼠的平均皮質深度都高於處女雌性。與處女雌性相比，母體齧齒動物的學習和記憶增強以及神經可塑性增加。類似關聯也存在於參與撫養後代的靈長類動物父親身上。父系狨猴的大腦變化與生活在丰容環境中的狨猴相似，這種影響被認爲是由父嬰接觸介導的[28]。
耶魯團隊認爲：“這（齧齒動物的研究結果）可能適用於人類父母”。丰容環境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複雜性和新穎性[29]，這兩者在人類父母照料環境中都會增加，例如，前面提到媽媽面臨着與孩子相關的新任務和新行爲；爲人父母的身份增加了日常感官、認知、社會和環境的複雜性。
如果認爲環境丰容理論主要適用於動物模型，不足以描述人類的變化，研究團隊還提出另一個相關的概念：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30]，來推測養育對人類母親的長期益處。認知儲備是指大腦通過儲存預先存在的認知過程來抵禦損傷、疾病或衰老帶來的認知能力下降。
例如，在健康衰老過程中，認知儲備高的個體其記憶力、執行功能和語言技能下降速度較慢。而暴露於挑戰和複雜環境中的人，其認知儲備較高，這些環境包括，較高的教育水平、職業素養和參與複雜社會活動、從事認知要求高的愛好和學習一門外語，都與晚年認知儲備的增加有關。
研究團隊認爲，母親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都經歷着相當複雜的環境。將母親身份與職業複雜性進行類比，如果一個人一生中從事的工作類型有助於他（她）們晚年的認知儲備，那麼我們應該期望提供新穎性、複雜性以及承諾數十年不“離職”的母職同樣會增加認知儲備。事實上，爲人父母會增加認知儲備的觀點已經在認知儲備文獻中得到間接證據[31]。認知儲備指數問卷（CRIq）是根據個人的教育程度、工作活動和閒暇時間，對個人在其一生中積累的認知儲備進行標準化衡量的工具。研究表明子女較多或照料責任較頻繁（無論是照料兒童或老人）的個體在CRIq上得分較高，反映了這些活動對認知儲備的影響。這樣一來，從長遠來看，生產與養育對母親構成挑戰的認知負荷可能是有益的，因爲它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都會產生持續的環境複雜性。
另一項間接證據是，已有大量研究證實，產次，或者說生育孩子的數目，與中年母親大腦年齡以及阿爾茲海默症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使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分析MRI腦部掃描影像來評估大腦年齡時發現，在中年母親中，生育較多孩子的母親表現出“看起來更年輕”的大腦結構[32]。有趣的是，孩子並不是越多越好。在一份對中年女性進行認知測試的大樣本量研究中，產次與認知表現呈倒U型關聯，其中較低的產次（少於2個孩子）和較多產次（超過5個孩子）都與較差的認知表現相關，在有2-3個孩子的母親和父親中觀察到最佳認知表現[33]。多胎與較差認知之間的關聯可能由社會經濟地位決定，而無子女與較差認知之間的關聯則與此無關。對於癡呆風險的研究也顯示出女性和男性一致的倒U型關聯[34]，即有兩個孩子的人風險最低。
然而，面對這些海量的初步研究，研究團隊也對解釋這些結果提出警示，數據分佈的可信度受到複雜的社會人口因素和統計學本身可靠性的影響。此外，還必須考慮導致人們不生孩子的潛在因素，包括影響生育的遺傳或其他生物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在收集和/或提供更豐富的表型和代表性樣本之前，很難解釋孩子數量的多寡與認知表現和癡呆風險的關係，也並不說明有較少或沒有養育經驗女性的認知水平在老年時會更糟糕。
尾聲
那麼，科學家們究竟有沒有否認“孕傻”的存在呢？
長期閱讀學術文章的讀者可能或者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以上提及研究不乏間接、初步、基礎研究，且結果都是相關性，僅能爲研究者的猜測提供輔助，並不能證明研究變量之間確鑿的因果關係。但是，替“孕傻”更名，真的需要那麼嚴謹、沒有瑕疵、一絲不苟的理由嗎？難道，媽媽們除了變“傻”以外，那些焦慮、緊張、內疚、好鬥、沮喪、失望、憤怒和恐懼就完全不存在嗎？媽媽們在養育中表現出的敏捷、機智、聰慧、多任務處理能力，以及溫柔而堅定的共情能力就不應該肯定嗎？難道女性所經歷的這段不平凡的時期不值得一個更受尊重的詞來敘述嗎？
無論你是意外還是計劃懷孕，無論你是自然還是人工受孕，無論經歷了幾次生育以及有幾個孩子，無論母親這個身份的轉變在你意料之內還是超出想象，無論成爲母親給你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還是你幸運地擁有可靠地社會支持，無論你覺得懷孕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還是覺得這使你成了殘缺不全的人，我們都無法否認成爲母親是女人“自然”的使命，女人的生理構造都是自然爲了讓物種留存的高級演化機制，同時我們也都無法擺脫母職——社會構建給我們的身份。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說過，所謂的母性“本能”並不存在。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了，它確實存在。假如成爲母親存在同時附帶的饋贈呢？假如已經成爲母親所遭遇的一切彷徨、痛苦、掙扎、幸福、充實、疲憊、忙碌、感動、快樂、悲傷、迷茫、甜蜜、驚喜，血脈噴張、柔情似水，都不會白白付出，假以時日這些複雜而又驚心動魄的經歷，會成爲我們思想和身體上某種形式的財富累積呢？我深信，我們的身體本身具有一種肉體的記憶。我很喜歡美國著名精神創傷專家Bessel van der Kolk給他的經典著作起的名字：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身體從未忘記。我們的經驗塑形/重塑着我們的身體，一孕雖會傻三年，同時也我們也變得更健康、更靈敏、更有決策力、更能抵禦衰老。
假如這樣想，能否給予每一位掙扎在家庭和事業兩頭的女性們一絲坦然與寬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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