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爭議”、“不完全”的女性主義作品，代表的亦是一種蓬勃
《可憐的東西》充斥着一種男性想象中的“女性主義”幻象，它正如貝拉被縫補修葺的身體一般，自身也存在“縫合怪”式的拼湊感，一方面是現代社會的“性解放”，一方面是對於女性探索性慾的狹隘意淫，但無法否認的是，《可憐的東西》放棄安全牌，以一種更冒險的姿態，接受輿論炮彈的洗禮。這不得不讓我們轉而思考：有爭議的女性主義作品，是否更能引發社會思潮的發展？
作者：條形碼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不可否認，《可憐的東西》是近期難得一部頗有話題度的“奧斯卡”電影，直到當下，關於它的相關討論仍舊不斷浮現於社交媒體。甚至於，不少觀衆還將《可憐的東西》與《熱辣滾燙》放在一起討論，認爲兩部電影本質上都是在講述女性覺醒的故事。
同《熱辣滾燙》相似的是，《可憐的東西》也驅使我們迫切思考：在女權主義浪潮愈發洶涌之際，何謂女性主義作品？
事實上，圍繞“《可憐的東西》究竟算不算女性主義電影”的爭論，一直未曾停息。觀衆們對於影片中大量裸露鏡頭以及主角貝拉“性解放”式的自我成長與自我“救贖”，呈現出兩極化的態度。
一部分人認爲，故事雖然圍繞貝拉展開，但她始終是男性慾望的客體；還有一些人則強調，貝拉實現了一種個體的勝利，即對父權社會中性道德的反叛與唾棄。
而以《可憐的東西》爲鑑，其實也能映射出很多女性主義創作的兩難境況，一方面，創作者很難完全脫離父權制的掌控，此前未曾覺醒的意識與觀念也很難立刻轉向，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女權運動處於還待長期發展的狀態，對於創作者而言，創作出一部絕對正確的女性主義作品，近乎不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諸如《可憐的東西》這一類雖飽受爭議但始終圍繞女性構建敘事的作品，仍然具有其自身的意義，就像爭論往往是一種主義蓬勃發展的顯性徵象一樣，爭議也能夠促發人們的感知與覺醒。
一場“性”引發的“血案”
要具體闡述《可憐的東西》爲何引發了一場不小的輿論潮，就要回歸到故事的起點：貝拉·巴克斯特的誕生。
貝拉的身體是一具典型的“男凝”產物，她的軀體豐滿緊緻，成熟卻未衰老；她的心智卻又是幾歲的嬰兒，天真得近乎“可憐”。這完美符合傳統上男性對於女性他者的想象與慾望投射，西方社會有風情卻稚嫩的洛麗塔，東亞社會有清水出芙蓉的白幼瘦。
當這樣一個錯綜縫合的個體被嵌入“女性”處境中，我們完全能夠預判出她將會經歷的一系列困境和磨難。
第一重困境，來源於有毒的父權制家庭和環境。貝拉的成長環境裡，幾乎沒有女性，只有古德溫，她的“造物主”和“父親”。古德溫同時承載這兩個角色，其中的隱喻自然十分豐富。《可憐的東西》將故事背景定在維多利亞時代，那一時期的新思想、新風潮層出不窮，“科學”正一步步代替“神學”的地位，“造物主”這一富於神學色彩的稱謂，實際上是搖搖欲墜的，這一隱喻其實恰恰包含着對於女性衝破父權桎梏的鼓勵。只不過貝拉“反叛”父親的方式是拒絕與父親指派的“監管者”結婚，並且隨即和一名男性外來者一起逃出舊有的囚籠。
第二重困境指向貝拉在進入更爲廣闊的男權世界後，所經歷的意識覺醒和自我探索。與律師一起逃離後，貝拉逐漸以一個正常幼童的成長方式快速地瞭解新世界，她熱愛閱讀，好奇心愈發膨脹。而這時，律師成爲了她的第二個“父親”，或者說是“監管者”，無論是在性方面的外強中乾，還是在與不斷成長壯大的年輕貝拉對峙時始終處於下風，都能夠看出律師的虛弱。這樣一種“虛弱”，何嘗不是對於男權社會最巧妙而又辛辣的抨擊？但在貝拉意識覺醒之路上，過於男性視角的細節呈現，諸如塞黃瓜等“匪夷所思”的情節處理，也不免讓女性觀衆清醒地意識到：《可憐的東西》裡的女性主義，總是摻雜着點無法抹除的“性別侷限”。
第三重困境，通往的是最爲複雜也是爭議最多的性道德、性解放。迫於生計，貝拉決定找一份來錢快的工作——這裡的情節描寫十分巧妙，無論是導演，還是觀衆自身，似乎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妓女”這一職業。我們似乎默認，貝拉這樣落魄的年輕女性，最終都會“墮落”到去出賣身體。正是這樣的慣性思維，也讓貝拉的第三重困境——性解放，來得更爲沉重與激烈。順利衝破第一重與第二重枷鎖的貝拉，不僅敢於對父權說不，也敢於質疑父權之上的廣袤的男權社會。她蔑視律師妄圖進行的“道德洗腦”，接受了妓女的工作，但在工作之後，貝拉陷入了新的思考中：爲什麼只有男人（顧客）有選擇權，而女人（服務者）卻沒有選擇的餘地？從這一發問中，貝拉將性道德拋諸腦後，她的邏輯簡單，卻直擊傳統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女性，爲什麼從始至終沒有選擇權。與其說貝拉實現了性解放，不若說貝拉最終揭開了男權社會“吃女人”的冷酷基底，並最終說出了自己的宣言：我的身體是自己的生產資料。
從第一重到第三重困境，貝拉的處境極度危險，她是一個始終遊涉在岸邊卻並不會水的人。同貝拉處於相似境況的，自然是《可憐的東西》這部電影本身。但事實上，這也是任何一部牽涉到女性、女性主義、女權運動的文藝作品，都曾經、正在或將要面對的困境。
輿論場域裡的相似困境
正如前文所提到，女性主義遠處於發展之中，相關討論小到文藝作品，大到社會熱點事件，觀點往往對立又繁複，正如《可憐的東西》所處的困境一樣，這樣的輿論場域，矛盾卻又蕪雜。而當我們深陷其中時，又該如何去看待女性主義作品？
事實上，觀衆對於《可憐的東西》的批判，也常常出現在國內的女性題材作品上。同一部作品，有人認爲其彰顯了女性進步，有人則認爲是徹底的“假女權”。同一位創作者，有人評價其“厭男”，有人卻不贊同，認爲ta是在打“女權牌”，本質上是厭女而不自知……
當被這一分裂境況裹挾時，女性主義作品，往往呈現出一種絕對的政治正確意味。女性角色不能戀愛腦，不能是嬌妻，要搞事業，要美強慘，要有絕對的成長主線和人物角色的立體豐滿，似乎女性角色必須是權力體系下的強者。當觀衆把“女性主義”充作審判和懲罰的武器時，當創作者把“女性主義”視爲噱頭和賣點時，女性主義真正通往的又會是哪一扇門？
在國內外女性主義創作所面臨的相似困境下，讓我們再度回到《可憐的東西》，能夠看到圍繞它所留下的相應問題，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女性主義作品，理解女性本身。
首先，《可憐的東西》所展現的女性主義，始終是天真和高高在上的，它狡黠地忽略了妓女被剝削的客觀事實，而只是以一種薄弱的口號來代替真正的“性解放”運動。它並未觸及更深層次的女性議題，比如女性勞工、女性創作、家庭中的權力關係等尖銳議題。
其次，《可憐的東西》中始終存在的男性視角更讓我們明確了一點：將關乎女性主義的敘事交還給女性本身，這一點非常重要。男性視角的特定性和無法避免的“客體化”女性，正是《可憐的東西》被廣爲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創作者自身更應該意識到的是，觀衆對於女權主義的思考和認知處於不斷增長的狀態中，創作不應是獻媚和討好，而是置於女性所處的廣泛的困境之上，以此爲圓心進行創作。
最後，誠然，《可憐的東西》充斥着一種男性想象中的“女性主義”幻象，它正如貝拉被縫補修葺的身體一般，自身也存在“縫合怪”式的拼湊感，一方面是現代社會的“性解放”，一方面是對於女性探索性慾的狹隘意淫，但無法否認的是，《可憐的東西》放棄安全牌，以一種更冒險的姿態，接受輿論炮彈的洗禮。這不得不讓我們轉而思考：有爭議的女性主義作品，是否更能引發社會思潮的發展？
當我們在書寫女性題材作品時，暗含隱隱的期待，即父權制的分崩瓦解，但在現今趨於保守的社會現狀之下，這卻是很難實現的。更進一步說，正確的女性角色，就一定比貝拉這樣時時刻刻深陷父權陷阱、不斷左右搖擺的女性更符合女權主義的想象嗎？
從這個角度上看，《可憐的東西》這樣不完全的女性主義作品，起碼會讓人們明白：女性自慰絕不會用黃瓜。女性有更好的東西。
THE END
電影《挑戰》3月15日上映，黑白文娛專訪演員尤利婭·佩爾西爾德，暢談太空實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