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小樣重逢：在規制的空隙中種滿鮮花
「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增加分給自由、理想、女性的空間，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社會對無數個“劉小樣”的看法。」
曾在央視《半邊天》節目中，因一句“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引發全國觀衆討論與共鳴的陝西農村女性劉小樣，在沉寂了二十餘年後，又一次回到了大衆視野中。
(來源：《半邊天》節目錄像)
《半邊天》讓劉小樣第一次有機會將自己的覺察、痛苦與願望擲地有聲地表達出來。在她從熒幕中消失的22年裡，許多人都在追問：劉小樣怎麼樣了？她還過着囿於農田和廚房的生活嗎？還是說自那以後，她已決心出走到大山大海當中去了？
22年後的今天，劉小樣通過節目《她的房間》回到了鏡頭中，一個個地解開這些疑問。她去過了縣城、西安、崑山、北京……但最後還是回到了咸陽農村的家中。在家中，她種花、務農、在筆記本上記下閱讀時打動自己的句子，只是暫時不再有離開家鄉、再次出走的想法。
（社交媒體上，網友對劉小樣現狀的感想）
對此，還是會有網友感到些許惋惜和失望。畢竟，在劉小樣 身上燃燒着的、和她的紅色外套一樣鮮亮的敏感和不滿，曾爲無數人打開了朝向新生活的窗。於是有人說：“劉小樣的突圍失敗了”，言語間甚至有些對她“自我放棄”的惋惜。
可劉小樣真的做得不夠好嗎？她的出走真的失敗了嗎？
01
“詩”並不在“遠方”：
出走後，一切都會變好嗎？
（來源：人物《平原上的娜拉》）
自從在《半邊天》中吐露心聲後，劉小樣對所處環境那種厚重、壓抑氛圍的不滿越來越強烈：農民，尤其是農村的女性，被認爲不需要有什麼思想、不需要惦念外面的世界。接受過外界的刺激後，她愈發不願忍受平原上一成不變的生活。於是，她嘗試着出走，一步步地離開庭院、村莊、關中平原，希望能到村莊以外的世界滿足自己躁動的內心。
《玩偶之家》中，娜拉認清了自己在家庭中如玩偶般從屬於丈夫的現實後，斷然離家追尋獨立與自由，而魯迅則擔憂，從幻夢中醒來而出走的娜拉，由於缺乏謀生能力而找不到容身之處；而《平原上的娜拉》在報道劉小樣近況時，提到有感於周圍環境的僵化與壓力、出走到外地追尋理想生活的劉小樣，也面臨着無處落腳的境遇。
更準確地講，兩種語境下“出走”的意味都更偏向“身體的出走”，即通過主動離開舊環境直接擺脫自己當下所處的困境。
而劉小樣“無處落腳”的感受則源於：從舊環境出走後，她僅僅是從舊困境來到了新困境中。
（來源：《她的房間》）
劉小樣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城市生活的失望：在工廠工作時，廠房-宿舍兩點一線生活的循環讓她感受不到自己追尋的自由；在看到城市中的花熱烈綻放、急切地想要知道花的名字時，她發現路人都未曾有過“閒情逸致”來關注一簇花的盛開或凋謝。
於是劉小樣確定，她所要追尋的“詩和遠方”不在這裡。
劉小樣又一次以她的天賦，迅速發現了城市從人們身上奪走的東西。廠房-宿舍的兩點一線循環、缺乏精力關注路邊某種花的名字都可能是現代工作倫理所製造的結果：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言，“除非是爲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則休息就是不體面的。”比起工作、謀生，進而更好地工作來謀生，花時間研究一朵花顯然稱不上是什麼理性的選擇。
儘管形式不同，但對某種特定信條未經反思的認同、認同者人多勢衆而形成的強大羣體壓力，在城市和鄉村同樣地讓劉小樣感到被凝視、被禁錮。面對幾乎一模一樣的單選題——“要麼痛苦着忍受，要麼麻木着接受”，劉小樣對鄉村以外的世界“祛魅”了。
（來源：小紅書@小樹懶的肥宅生活）
人們對這種“祛魅”或許並不陌生。他們裸辭旅行、做數字遊民，又發覺接踵而至的新問題，從而對這些“前衛”的生活方式“祛魅”。
人們常常試圖把身體上的出走視作一種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幻想着暴風驟雨式地逃離到下一個地方、切斷與往日的一切聯繫，就能單靠外部環境的變化把自己從困苦中解救出來。
可出走的目的地並不總是烏托邦，新的聲音可能很快就會跳出來，要求我們麻木着接受新的規制與束縛。在這種意義上，劉小樣的出走確實難以稱得上成功——她在其中見識到的並非自由的願景，而是對另一種麻木的偏愛。
02
“只是擡頭看見了月亮”
出走要付出什麼代價？
促使劉小樣不再出走的，除了對城市的失望以外，也許還有她對出走之代價的發覺。
在談及劉小樣時，不少人都傾向於引用那句經典的“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擡頭看見了月亮”，來把她描繪成一個不顧一切沖決網羅的理想主義者。
但劉小樣卻直率地提出，自己並不喜歡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她無法接受書中主人公爲了藝術事業拋家舍業、拋妻棄子、甚至放棄自己的行爲。
瞭解劉小樣的經歷，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好理解她的觀點。對於劉小樣的想法，她的家人們雖然並不能每一次都給予理解和認同，但常常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比如鼓勵她接受《半邊天》的採訪、儘量幫她擴展自己精神生活的邊界等。
家庭內部的溫馨氛圍，成員間長期的相互支持產生的紐帶，讓劉小樣難以割捨親情去追求理想生活。比起在追尋新生活的同時，讓自己和家人都承受離別的痛苦，她更希望自己能做到“全部兼顧”。
類似的選擇也出現在劉小樣在城市和鄉村間做抉擇的時候。城市也許能給她更多的見識，卻要她將自己對詩意的感知作爲代價，把自己轉化爲一臺不知疲倦的勞動機器，來換取留下的資格。但這種感知正是她引以爲傲、賴以爲生的。
身體的出走並不能提供一個確定的願景時，爲其支付代價不得不更慎重。劉小樣的個人生命體驗中那些難以割捨的部分，卻可能作爲製造蜃景的燃料被索取，這恐怕是她難以承受的痛苦。在這種意義上，她的出走也許確實是失敗的——受到太多分離之痛的牽絆而無法向前。
(來源：《完美的愛，不完美的關係》)
但是，這也許並不能構成擅自爲劉小樣惋惜的理由。惋惜的背面是曾經的期待，可能只來源於旁觀者們內心願望的投射：希望她能作爲理想化自我的替身，激勵自己不惜代價地追求自由和理想。可這種期待可能忽視了她的真實生命境遇，低估了她付出代價時所要承擔的痛苦。
況且，難以實現的願景、過於高昂的代價，只昭示了劉小樣“身體出走”的失敗。若是在身體的出走5iry.10hzf.com之外，還存在着其他出走的方式呢？
03
在空隙中開闢花田：
另一種出走，在生活的每個瞬間
在劉小樣的“身體出走”失敗後，人們開始擔心，她的出走嘗試徹底結束了。有人說，劉小樣回到家中，是“和自己和解了”：不再有“多餘”的想法，迴歸到傳統的女性角色模板中，重新成爲了 “好媽媽”“好婆婆”。
（網友關於劉小樣現狀的評論，來源：3號廳檢票員工《這節目消失20年，直到2024》）
但劉小樣自己否認了這種說法：“很多人說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這樣的人。”她在院子裡種上各種各樣的花，在筆記本上摘抄下加繆的句子：“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
劉小樣的歸鄉並不能簡單理解爲與自己“和解”。她的行動處處都體現着不服從的底色：家門前萬紫千紅的花卉的審美意義明顯大於實用價值；一本接一本的名著摘抄則幫助她的靈魂越過平原，從更遠的地方審視自己的痛苦和疑惑。
比起“和解”，也許用“與現實的動態抗爭”來形容劉小樣的生活更爲合適。正如她在自己的家門前的空地開闢花田那樣，她在現實規制的每個空隙和裂縫中讓自己的理想肆意生長。
並非只有讓身體在空間意義上遠離舊有的環境才稱得上出走。在迴歸家鄉後，劉小樣在痛苦與麻木的撕扯中，逐漸找到了能讓身心一起從舊體系中出走的方法。
劉小樣的生活中，心靈仍然是身體的哨兵，堅持着她所珍視的“自主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日復一日地尋找、對抗生活的頑固之處。
發生變化的，是身體的角色。身體不再僅僅是痛苦的感受器、或只用來書寫逃離史詩的載體，不再夢想着通過某一次空間上的出走，找到一片無人染指的新大陸，供心靈一勞永逸地安定下去。
身體成爲了更細緻地感受這些痛苦的媒介、按心靈意志改造生活的中介：它誠實地考察自我的需求、規制的邊界，選擇“留在牌桌上”，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與成規爭奪空地，種上自己喜歡的花。
（來源：《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
上野千鶴子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提出了“一人一殺”的概念，大意是面對整個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現狀，女性應當在每一件涉及女性權益的日常小事中，積極與丈夫“對峙”，要求他負起家務、育兒等更多被強加給女性的責任，通過改變身邊人逐步改善所在家庭內乃至全社會的性別平等狀況。
而劉小樣的“身心出走”，可以被視作在另一領域實現“一人一殺”的嘗試。儘管她無法改變使她難以完全實現理想的宏大困局，但通過在日常的細節處與陳規舊習“對峙”，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增加分給自由、理想、女性的空間，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社會對無數個“劉小樣”的看法。
在這種意義上，劉小樣的出走也許是成功的——雖然她本人可能還不能確認這一點。畢竟就像她所說的那樣，世上的一切都很難說有什麼真正的結果，一切都是過程。
（來源： 《她的房間》）
但無論如何，大家都衷心希望玫瑰、紫茉莉、鼠尾草、三角梅……一切有條件或暫時沒有條件順利盛開的花，能夠將她日益擴展的花園裝點得越來越繁茂。
（圖片素材源於網絡）
參考文獻：
[1] 人物，《平原上的娜拉》
[2][英]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3][美]約翰·威爾伍德，《完美的愛，不完美的關係》
[4][日]上野千鶴子、田房永子，《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