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爲什麼總誕生“頭部玩家”？

作者 | 謝可洋

編輯 | 陳瑩

可以登上火星的“超級塗層”，薄如蟬翼的“5G鋼”，寄託着“山海情”的普洱茶磚，可存千年的“復活”開化紙……最近，正值高考錄取通知書的投遞高峰期，多所高校的錄取通知書以其別出心裁的設計“火”出了圈。與君未謀面，鴻雁傳書來。錄取通知書是高校與新生的“第一次”見面，它的背後記錄着拼搏、承載着夢想。自然而然，當考生親手接過錄取通知書，內心的激動與欣喜難以言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金榜題名的喜悅古今相同。事實上，在比現代高考要難的科舉時代，“金榜題名時”還堪稱是人生四大幸事之一。

有多少人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喜悅時刻？歷經1300多年的中國古代科舉，現總共有595位文狀元可查。其中448位有籍貫記錄。

在這其中，以清朝的119位狀元爲例，江南省（今江蘇省、上海、安徽和浙江北部）足足佔到了69位。在江南省中，太湖流域（蘇錫常湖等地）又佔到了44位。以“江南四大才子”出名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禎卿實際上是“姑蘇四大才子”，或稱“吳中四大才子”。

可以說，江南出才子狀元，主要是集中在以蘇州爲中心的太湖流域。時至今日，江蘇、浙江依然是所謂的“高考大省”。這樣的傳統從何而來，又是如何被塑造出的?

春秋時期，現在的太湖流域、江南水鄉遠離中原，屬於“夷族”這一分類。在“泰伯奔吳”的故事中，泰伯來到以太湖流域爲核心地區的吳地，爲了迎合當地“荊蠻”，“文身斷髮”，得到了當地人的尊敬，號爲句吳。

當時的吳地，天氣溫熱潮溼，有大量原始森林的存在，人類生存十分艱難。《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當時的吳地“地廣人稀……無凍餓之人, 亦無千金之家。”這和我們印象中富裕繁華的江南水鄉截然相反。這一情況是因爲此後吳人仰賴爲生的太湖還處在完全自然的狀態下，並未得到良好的治理。

於是，由於財富受到限制，生命時刻會遇到威脅，人們以氏族爲社會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彼此幫扶。如果有人對氏族成員造成傷害，其他人也要進行復仇。所謂“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 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壤, 朋友之仇不與鄰鄉共裡”正是對這一時期吳地的描述。

這期間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臥薪嚐膽”。吳王闔閭被越所殺，因此其子夫差發誓復仇，攻打越國。越王勾踐不敵夫差，不得不向吳國乞和。但他不忘所受的恥辱，臥薪嚐膽，最終殺死了吳太子，擊潰吳國，結束了這段互相復仇的戰爭歷史。

在這個故事中出場的兵器至今仍是國家重寶——吳王夫差劍與越王勾踐劍，時隔2500年依然寒氣逼人，足見當時吳地“好相攻擊”的風氣和高超的武器製造水準。

情況在東晉南朝突生轉變。李慈銘《越漫堂讀書記》曾評論說: “ 南朝輕武人。”當時社會推崇儒家名節，士大夫階級大都風流柔弱，乃至建康令王見到馬匹嘶鳴竟然害怕得以爲馬是老虎。這一風潮隨着五胡亂華，晉室南渡傳到了吳地。

與此同時佛教在中國迎來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無論南北都建立了大量的佛寺、石窟。南京著名的雞鳴寺就是當時的皇家寺廟之一，號稱“南朝第一寺”。由於南宋、南齊、南樑、南陳四朝都建都南京（史稱建康），吳地以南京爲中心上行下效，放棄了以往崇尚武鬥的習俗，轉而在宗教中追求內心的平和。

在隨後的秦漢時代中，王莽起兵奪權，北方依然戰亂頻頻，但很少越江打到南方。由此一來，社會環境安定，人們跟從北方避難而來的世家貴族階級學習儒家思想，信仰佛教，慢慢地開始與中原文化相融合，轉變成我們熟知的那個重視文化教育的江南。

至唐朝開創科舉制度時，吳地文化已經面目一新。北方人民帶來的不止是禮樂文化、士人風骨，還有先進的生產技術。政府大規模開闢荒地，加強水利工程建設，排除積水，使泥濘的沼澤地變成耕田，將吳地改造得更爲宜居。

伴隨京杭大運河的修建，以堤、堰、陂、塘爲名的灌溉工程也在江南地區大量展開。儘管大運河的修建耗費了隋朝大量的資金，但它的建成保證了南北之間的通商，吳地也就此成了國家的糧庫。唐朝也延續了隋朝在吳地大興水利工程的傳統，繼續開發太湖流域的經濟潛力，發展飛速。

儘管如此，南方作爲經濟上的後起之秀，在科舉制度開創的初期並不能與北方相提並論。在唐朝共58位有記載的文狀元中，40位屬於北方，南方僅僅佔到了18位。而這18位狀元中，7個集中在852年後，852年後其他地區加起來纔不過21個。

這一時間恰恰和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的時間相吻合。事實上，這場內戰不僅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點，也是經濟中心再次南移的關鍵時間點。安史之亂，起兵於河北，目的在攻打長安(今西安)，波及地區依然是北方黃河流域。爲避戰亂，人們再次向南方特別是太湖流域遷徙。其原因一是因爲太湖流域此時已是有名的富庶地區，二是因爲安祿山、史思明的軍隊大多爲騎兵，很難越過水域。特別是水田縱橫遍佈的太湖流域，這些河道水路既是人們生活的資本也是逃亡保命的通道，天然地使許多戰術不可實施，避免了許多戰爭。

另一方面，此時黃河隨着平均氣溫的逐漸下降愈發難以治理，洪災頻繁。在唐朝存續期間，7世紀時發生洪水6次，8世紀發生19次。北方的農業大受影響，不得不將糧產重心轉移至水利設施穩定的南方。

自此，太湖流域徹底從過去地廣人稀的不毛之地發展成了人多地少的精緻化耕種的魚米之鄉。有記載：“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吳越地區太湖流域在晚唐成了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主要來源地。

經濟中心的南移帶來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方人才也開始逐漸流向、定居南方。貞觀年間，蘇州的人口密度僅爲3.94，在天寶年間增長到了45.80。在富庶和平的太湖流域生活的讀書人擁有較此時北方讀書人更好的學習環境。這也就導致了此後太湖流域在科舉一途上逐漸嶄露頭角。

到了北宋，南方已經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就從人口數量來說，唐天寶6年（747）年，南北的戶口比例爲北方492萬戶比南方257萬戶，北方戶口約爲南方的1.9倍。然而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時，北方戶口僅剩459萬戶，南方則增長到了830萬戶，約爲北方的1.8倍。可以說，南北定位已經出現歷史性的逆轉。

由於南北考試人才不平均，以司馬光爲首的北方官員不願意過多南方人進入政圈，施行了按各省戶口數量分配錄取名額的政策。即便如此，現可以考據的北宋進士共9630人中，南方有9164人，北方僅有466人。

不過這一時期，狀元人數排在江蘇之上的省份還有河南、山東，到了南宋，又有福建、浙江。其中河南、浙江是兩宋都城所在，山東和福建又比鄰都城，無論是信息還是教育水平都佔據優勢，最前列的精英在這一階段仍然是出自這些地區而非太湖流域。

明朝建都於南京，毫無疑問和太湖流域錢糧滿倉，戰爭少發有很大的聯繫。這一時期，南方學子迎來了自己的時遇。隨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太湖流域的科舉水平也到達了巔峰。“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禎卿就是這個時代的人。我們所熟悉的文學家吳承恩、湯顯祖，旅人徐霞客亦然。

當時的太湖流域是刻書業的中心。明代胡應麟曾說，“當今刻本，以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來湖（州）、歙（縣）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世行甚寡，閩本最下。” 刻書業的興起帶來的是藏書家的聚集，在吳晗先生編撰的《江浙藏書家史略》中共記載藏書家888位，其中太湖流域421人。

大量書本的印刷帶來的還有書院的建造。明代開始，太湖流域出現了大量私塾書院，給與了普通民衆讀書參與科舉的機會。不少商販抓住商機，打造商業性書坊，出版應時書籍如八股範文、文學作品等等。

同時，明代爲了發掘人才，於洪武十七年初定下了考生路費資助制度，然而在推行中由於各地民情不同遇到了種種挫折。唯有在富庶且重視教育的太湖流域，考中舉人後政府的資助金能有200兩白銀（工人一年的收入在當時約爲2兩白銀一年），遠遠高於其他地區水平。

明代還繼續實行分地區錄取的制度，南北中部分開考覈，統計全國的進士數量意義不大。但是，在這樣實在的社會鼓勵下，江蘇省內的進士約有5993位，其中太湖流域佔到4690人；全國總計89位狀元，17人出自太湖流域。

在科舉考試製度中，八股文是極爲重要的一環。而到了明後期，引領八股文風潮的文人大都來自太湖流域，比如蘇州人吳寬、馮夢龍，無錫人顧憲成，常州人薛應旂等等。因此同樣來自太湖流域的其他考生，比之其他地區的士人更能揣摩、理解他們的風格，並學習模仿，在考覈中佔據優勢。

至明末清初，太湖流域的文人已經在政壇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些文人團體中，最爲知名的就是重建了東林書院的東林黨人。他們反對宋明時的主流理學，提倡經世實學。這一理念在東林書院前的對聯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在這種理念下，政治活動和文化事業出現了更多結合，許多文人既是學者又是官員，比如《皇明經世文編》的作者陳子龍，既是知名的文學家、詩人，又是倡議國家改革的進步士人。

到了清朝，太湖流域的士人還佔據了官場的許多席位，但隨着“拜老師、拜同鄉”的不良官場風氣的誕生得到愈來愈多的話語權，一時間成爲了國家的隱患。明朝所建立的書院部分因朝代改換被毀，僅存的也“官學化”，受到很多制約。不過，經世實學的理念已然深入江南學子的心，在嘉道年間引發了第二次經世思潮。

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政治腐敗，財政拮据，封建主義社會幾乎走到了盡頭。以林則徐、龔自珍等人爲首的士大夫階級再次提出了經世實學的理念，期望從時代的風波中力挽狂瀾拯救國家。

蘇州人馮桂芬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指導思想，林則徐等經世學者跟從這一理論，翻譯大量西方文獻，從中學習。這些學者一方面支持革新，引入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另一方面強調保持中國文化的傳統與本質。

在這樣的思潮影響下，太湖流域地區也誕生了許多憂國憂民的學者。比如近代文理大師無錫人顧毓琇，就是遵從父親的遺言“以實學致用”，爲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而知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吸收西方的觀點，深耕於新中國的國情，以“經世濟民”的思想作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等著作，是中國“市場經濟拓荒者”。

到目前爲止，在我國代表最高科學技術榮譽的院士稱號擁有者中，219位是江蘇籍貫，蘇錫常三地更是分別誕生了67、40、41位。

可見，太湖流域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從不僅僅停留在風流才華或爲官之道上，而是有着更深遠嚴肅的實際意義。而對實用理性的關注早已內化成了江南人的內在氣質、行爲思想的基礎，構成了這片地區的文化底蘊。

作者系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見習研究員

排版 | 曾佳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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