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報告 | 2024年文學研究發展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文學編輯部

“天以新爲運，人以新爲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增強文化自信，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2024年的文學研究，以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堅持守正創新，積極建構文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表現出鮮明的主體意識、開放的思想格局、自覺的現實關懷和宏闊的歷史視野。

學思想，謀突破，堅持守正創新

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回答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和戰略性問題，爲傳承中華文化、擔負文化使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爲文學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創新意義的方法論。

（一）深刻感悟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

張政文認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行了系統的思想論述和深入的理論闡釋，提出了關於文化主體性的重大論斷，開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境界。張福貴認爲，從文明發展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百年來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在文學世界中的反映。康震認爲，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交往的歷史，以及古代大一統王朝所秉持的和睦、和諧、和平的和平性價值立場，闡明瞭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始終會堅持以和平、發展、共享、共進的原則，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宏大敘事與偉大實踐的積極展開。張永清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開放的，需要我們通過具體的文學研究活動，對其不斷進行豐富、發展。

（二）重溫“講話”的理論現實意義

2024年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十年來，在講話精神的引領下，我國的文藝工作實現了歷史性變革。丁國旗認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新時代我國文藝啓航發展的奠基性文獻，對當下我國文藝繁榮發展的科學性、完整性與體系性構建，具有重要的原創性貢獻。泓峻提出，《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面向文藝工作實際，分析問題切中肯綮，引領當代中國文藝開闢出一個新的時代。曹凌霄、王傑提出馬克思主義美學話語體系由政策層面、理論層面和批評層面構成，最終要落實到文藝作品和批評實踐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的系列講話，特別是“兩個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文藝高峰”等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當代發展。譚好哲提出，馬克思主義文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二者都不以純審美論的觀點看待文藝現象，而是把文藝放在整體的社會結構系統中，在與社會文化生活與實踐領域的廣泛聯繫中論定其社會存在屬性。賴大仁認爲，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傳入後有力激活和促使中華文藝傳統向現代轉化，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的新形態並且發揮主導性作用，深刻影響了中國文藝現代化發展進程，積累了“兩個結合”的豐富歷史經驗。

（三）推進新時代文學評論

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廣大文學工作者心懷“國之大者”，紮根人民生活，推動新時代文學發生新變化、產生新特質、取得新發展。文學評論敏感於時代之變、文學之變，不斷總結探索新時代文學的成就和文學發展的經驗。

白燁認爲，從2014年到2024年，這十年的新時代文學在“以人民爲中心”、形成新的格局、書寫新的現實、爲時代樹碑立傳、塑造鮮活人物、爲人民賦形、推動新的文藝形態健康發展等方面，充分表現出新時代的新進取與新樣貌。李遇春聚焦近十多年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中人民性表達的問題，從文學立場、人物形象、現實主義、美學精神等方面論述正在形成的新的人民美學形態。石岸書認爲，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構成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性與獨特性的基本因素，使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和雅俗共賞的。周保欣從文學思想資源更新和重建入手，提出新時代文學需進一步打通與天地宇宙、世間萬物、社會歷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關聯。王兆勝從天、地、人、文、心五個維度理解文學批評的文學性，提倡具有眼界、高度、風骨、神韻、境界和超越性的文學批評。葉立文提出以史料限定和限制闡釋的方式回到作品，繼而在彰顯批評家主體意識的基礎上，以情感力量推動心史互證。陳國和認爲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應緊密結合文學性探究，而批評主體增強歷史意識，凸顯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具備主動介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能力和素質，目的在於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

強根脈，融古今，凸顯中國意識

積極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強化文化主體性、增強文化自信、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必然路徑。“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首先強根脈、融古今。

（一）重構“根基之學”

過常寶認爲，中國古代本就存在着文化“根基之學”的觀念、體制和實踐，從民族文化傳統出發，借鑑西方古典學，形成獨特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才能形成中國自己的古典學科，才能擔負起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新使命。韓經太認爲，要體現自主原則與原創精神的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現在亟須實踐論的自覺。實踐論自覺需要不斷深化和拓展問題意識。康震認爲，在“第二個結合”思想引領下，大規模、系統性的文獻整理與理論闡釋成就斐然，古代文學研究的知識譜系、理論體系日臻完善，古代文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走上學科化、學術化和現代化的創新之路。王振復認爲，中國美學具有獨特的範疇體系，滲溶着中華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識，作爲中國文化所特有且與審美相聯繫的一種知識結構，具有動態四維的邏輯網絡。

徐興無認爲，“中國古典學”的時代已經到來，建構中國古典學的實踐應該是“多元一統”的格局。所謂“多元”是指知識領域與治學方法的多元；所謂“一統”，是統一在“中國古典學”的理念和實踐之中。程蘇東認爲，中國古典學處理的應當是現代學科體系無法解決或者是未能充分關注的問題，它尊重中國古典文明的自身結構，並試圖在這一結構中理解其豐富內涵。韓高年認爲，春秋以前形成的早期經典，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不斷創新發展的“根本”，其原創性的思想觀念，決定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汪涌豪、王濤認爲，若能基於傳統文化，植基於漢語特性，對文學形式討論的生成衍變與施用原則作綜合通觀，則古代文學的創作機理和審美旨趣就能被完整地掌握，與古人“結心”的文論史的出現就有可能成爲現實。

（二）凸顯“中國意識”

劉建軍認爲，“中國意識”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前提和關鍵所在。李偉昉強調，外國文學研究要有中國立場。查明建提出，外國文學研究要凸顯“學術創新意識”與“中國文學意識”。蔣洪新提出，學術界要突出整體論的文學批評觀，更加深入研究外國文學思想的內核，注重文學與思想的內在相互契合和交融。曹莉梳理了英美文學研究的中國進程。曹順慶認爲，秉持文明互鑑的視野重審中國的文藝評論話語體系，重現“歷史中”“世界中”“文明中”的中西文藝評論話語的對話與互構，是建構中國自主的文藝評論話語體系的關鍵所在。鄭偉提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紙面上的理論體系，而是要讓傳統話語在當代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取決於當下的需要，關鍵是立足於中國當代問題意識去發現傳統。

（三）賦予時代新意

周興陸認爲，建設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 “三大體系”需要思考如何提高文論與文學研究的感悟力、判斷力和闡釋力，彰顯文學的趣味、價值和意義。韓偉認爲，中國古代文論觀念既是一個集合性概念，也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既具通變性，也具有當代性。張晶認爲，“感興”作爲中國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其意義不限於創作發生的初始階段，而是貫通於藝術創作的審美髮生到藝術表現的基本路徑，同時也是在深層體現中華美學特色的核心審美範疇。高玉認爲，應該復活古代文論表述的古代形態，把被中斷的古代文論原形態續接起來，讓中國古代文論成爲中國文論的一種有效方式，補充和豐富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王兆鵬提出，無論是文學觀念層面還是文學實踐層面，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理論都包含文學性文體和非文學性文體，其邊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確性。

重對話，強反思，深化中西會通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邏輯路徑中展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保持一種既放眼世界又紮根於本土的態度，通過對話促進交流，通過比較深化反思。

（一）以國際視野關注中國文學世界性

詹福瑞認爲，中國文學的世界性，關涉文學傳播即中國文學的他國翻譯、中國文學的普遍性價值等問題，需要讀者的閱讀與評價，特別是要靠學者和批評傢俱備世界性立場和眼光，以比較的視野去發現、發掘和提煉。洪子誠細緻梳理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文學在理論、體制、形態和具體作家作品等方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以及當代文學在建構自己的文藝體制、理論和創作方法過程中的種種努力。汪暉對魯迅《補天》中的女媧創世神話進行重讀，認爲這是從“文明史”中拯救文明的故事，迴應了中西學術關於創世神話和世界秩序的多種論述。張旭東考察魯迅在1933年的雜文中與蕭伯納的無聲的文字之交，認爲這實質爲雜文同世界文學的深層共振與共鳴。譚桂林認爲，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文學批評中使用“東方性”概念，在中國本位的立場上探索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世界意義。張隆溪從“互文性”角度檢視錢鍾書的文學著作，分析其在中西文化傳統之間展開的內容極爲豐富的對話，強調相關研究應引入比較視角。邵燕君把路遙的創作放到世界文學的譜系中考察所得出的各種觀點，也將有關路遙的討論與世界現實主義的發展流變以及在當代文學中的命運聯繫起來加以考察。

（二）以比較方法促進理論中西會通

張法提出，文學理論作爲文論的總名基本獲得共識，其意義不但要從中國文論自身的演進，更要從中國文論與世界文論的互動中去理解。彭鋒提出，“象”的“居間性”或“雙重性”在西方哲學的二分本體論框架中理解起來較爲困難，但在中國哲學的三分本體論框架中，可以確定其本體論特徵以及在藝術言說和理解方面所具有的潛力。徐輝對中國的“意象”與西方的“擬像”進行了比較與辨析，認爲二者在內涵上可以視爲相同的，皆爲宇宙萬象之源的“永恆的神秘”。王懷義認爲，在中國古代，“虛”是充滿神性的真實空間，“擬”是通過摹擬以契合萬物之理、宇宙之道的創造行爲，這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關於詩與真理關係的論述形成鮮明的對照。陶水平認爲，“物色”是宇宙元氣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中的感性閃耀，同時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與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動呈現，可與西方美學的自然美論、審美感性論等加以比較，亦可與德國古典美學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美學精神相互發明。張萬民認爲，“比興”是中國詩學的核心概念，源自中國的一元論世界觀，作爲一種寓託式的創作或詮釋方式，可與西方的allegory（諷寓）對話。張晶將“氣氛美學”及“反差”的概念引入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理解。楊慧林提出，“道”與“邏各斯”的“相參”是探尋中西思想及其經典文獻或曾有過的交集，更爲“理性”的結果可能是“相參”之後和背後的“互釋”。楊金才從文明互鑑角度審視當下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的路徑問題。

毛宣國認爲，以西方摹仿論爲比照來闡釋中國古代意象理論的觀點不符合《周易》中“象”的基本語義，也有違以“意象”爲中心的中國美學精神，易於造成對“摹仿”概念的誤讀和對中國意象美學精神的遮蔽。湯凌雲認爲，中國現代美學家通過對中西和諧論資源的接受與轉化，搭建起人生觀—美感—藝術境界三位一體的現代和諧論美學框架，折射出中國現代美學彰顯民族文化立場的意圖及效果。馮黎明提出，中國古代藝術哲學不同於西方，並不以“審美”爲規定性制定藝術本體論，因此也就不會形成自足、自洽和自律性的藝術觀念。黃興濤關注到了“美學”這一術語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尤其是德國傳教士、漢學家花之安在中文世界中對“美學”一詞的創造和使用。美國當代學者詹姆遜對中國當代文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其逝世之際，王逢振、王寧、劉康、胡亞敏等撰文反思了其與中國學術的對話歷程。

承傳統，求新變，夯實基礎研究

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學術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變則可久，通則不乏。”基礎研究尤其需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創新精神。

（一）推進經典作家作品研究

廖可斌認爲，文學研究應以作品爲中心，尤其以經典作品爲中心，以解讀經典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爲中心。詹福瑞認爲，李白遊仙之思是其生命意識的深刻反映。其遊仙詩表現出欲超越現實世界，獲得身心無限自由、人生最大解放的生命渴望。肖瑞峰認爲，蘇軾對人生哲學的感悟與認知是逐漸深化的，恰與他人生經驗的累積相同步。周裕鍇認爲，關於蘇軾婉約詞的闡釋路徑，從南宋晚期詞壇到清代常州詞派，政治比興說漸佔上風，這與維護蘇軾形象、詞的雅化尊體的詞學觀念相關。陳尚君完成《唐五代詩全編》，構建超大型唐詩文本資料庫，集成性完成唐詩可靠文本與文獻的重建，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

王琪、王桂妹強調在抗戰時期東北，魯迅的傳播成爲一種抵抗殖民統治的方式。汪衛東、劉曉慧討論魯迅文學的“行動性”， 魯迅基於“文學”而“思想”，基於“思想”而“革命”，展現了文學的行動內涵。李怡探討聞一多的思想歷程，認爲其中折射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歷程，“國家”是他認知的起點，“民族”是貫穿始終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則是思想的昇華。王本朝總結了老舍研究的五個面向，即“平民老舍”“旗人老舍”“文化老舍”“倫理老舍”和“漢語老舍”。賀桂梅在探討丁玲研究中引入當代中國城鄉結構性發展的歷史視野。

（二）反思學術史基本問題

錢志熙認爲，在整個中國詩史中，王朝政治與詩學正變有一種循環出現的規律性表現，其一代詩風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後期變風、變雅的時期。馬銀琴認爲，“歌”偏重於表達歡悅之情，“詩”則爲諷諫而產生，發生在西周後期的“詩”的“歌化”與“歌”的“詩化”，讓“詩”與“歌”在相互影響、合流的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穩定的意義指向。劉寧認爲，講求規範、崇尚集成以及宗派門戶意識較弱，是唐代文學三個十分突出的特點，也是唐代文化包容機制在文學中的體現。葛曉音認爲，恰如其分地評價盛唐詩歌創作傳統在中唐的影響，是唐詩史研究的題中之義。何宗美認爲，中國古代傳統的知識結構體系，是認識明代思想與明代文學的新維度，並且可以普遍運用於其他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文學研究。

（三）重估經典理論話語

張法提出，先秦美學是中國美學最大的一次轉變，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從秦到清的審美基本結構。韓經太聚焦老莊思想，從主體論、生存論、實踐論三個角度重新解讀中國哲思美論的創造性智慧，以求實現對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重新認識。吳承學認爲，古人對於“六經之學”與“文體之學”關聯的思想觀念主要不是對於文體學史的事實判斷，而是一種價值判斷和譜系建構。夏靜、趙忠富認爲，作爲一種原初性批評範式，對“象喻”的研究不僅需要從一種文化的整體視野來觀照，而且還必須藉助古代修辭學與經典闡釋學的相關知識工具。羅劍波、雍寒清認爲，“風骨”體現了劉勰強烈的文章辨體意識，是劉勰嘗試辨明先唐諸文體的有益理論實踐。

邢建昌提出，好的理論是有文學性的，文學性不是修辭意義上的，而是發現理論問題的視角和進行文本分析的工具。趙毅衡考察了意義和形式的關聯後提出，人類文化的進步更受各種“意義的形式”的推動。傅修延反思了敘事的本質，從認知、邏輯與傳播三個層面，探討講故事行爲的發生緣由、組織形態和動力機制。孫紹振認爲，文學文本並非線性關係，而是涵蓋表層意象、中層意脈、深層文學形式的三維立體結構。王澤龍反思中國現代詩歌史觀，提出了相關文學史書寫中存在的幾種偏誤，如革命論、階級論、現代性的觀念化和一元論等，並對現代詩歌歷史重釋的路徑進行分析。

葉朗強調，“美在意象”作爲中國美學的核心理論與範疇，是對從朱光潛、宗白華開創的北大美學傳統“接着講”的有益嘗試。高建平認爲，黃藥眠“美在社會存在”的重要觀點，對之後衆多認同美在物的社會屬性、美在社會生活實踐的美學家有着深遠的影響。王一川提出，蔣孔陽對西方美學範式、蘇聯美學範式及中國美學傳統三者之間的匯通道路的探尋，是在中西美學史學融通中結合文藝特徵研究而構造的美學體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擴視野，跨學科，拓展學術新路

信息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着文學生產和消費的整體風貌和基本機制，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對文學的體悟也在發生深刻變化。擴視野，跨學科，以交叉融合賦能文學研究的自我革新，是文學學科拓展學術增長空間的必由之路。

（一）學科融合

蔣寅認爲，文學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種形式，文學的發展就是文化的生長。在文化史的早期，文學的發展甚至就是文化生長的主導形式。王小盾認爲，對文學與音樂之關係進行探討，需要結合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和考古學的方法，揭示文學理論與音樂理論作爲符號的產生過程，以探究其文化基因。李成晴通過對紙窗題詩這一頗具華夏文化特色的詩歌題寫傳統進行探究，認爲研究文學文本，不應止於文本本身，還需要關注物質載體。葉曄認爲，唐宋詞史中難以解決的問題，置於明清圖像文獻的視野下，可能會獲得新的學術生命力。蔡文科聯繫《詩經》闡釋與中國早期醫療話語，分析美刺之說中“刺”的醫療術語意涵，提出文學的救治功能與其藉助醫療知識言說的方式有很大關聯。朝戈金提出，口頭文學的存儲、流佈和承傳，具有非中心化、開放性、獨立性、安全性和匿名性等特徵，與區塊鏈的底層邏輯高度相似。

闡釋學是基礎學科中的基礎學科，它本身就是學科融合的具體體現。張江繼之前的“闡釋學五辨”之後，又接連發表《“公”“共”辨》《“義”“意”辨》和《“識”“見”辨》等，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中國闡釋學的理論體系。李春青從闡釋的功能、目的和主體等方面與西方闡釋學進行比較，明確了中國闡釋學的特質。南帆提出，“積極的闡釋”與“消極的闡釋”是文學闡釋的兩種理論姿態。張福貴要求承認闡釋的個人入徑的合法性。谷鵬飛認爲，修辭學的闡釋學價值在於，不僅關乎意義的理解與事實的解釋，更關乎意義的創造與生命的創造。顏桂堤提出，文化研究促使我們將意義問題和文學闡釋學置於更廣闊的知識譜系中加以考察。

（二）數字人文

劉石提出，隨着計算機深度學習能力、文本挖掘等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古籍在繼續數字化的同時，應該開始向知識化轉變，形成體系化的“中國古典知識工程”，從而更好地建設東方古典學。王兆鵬認爲，古代文學研究需要數據化，文獻目錄和作品文本皆是數據來源，並有着不同的數據指標。實現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有機結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決文學研究的各種問題。李飛躍認爲，古籍數字化、知識增強和多模態語言大模型技術的深入發展，引發了詩學從經典重塑、概念重構、關係重建到價值重估的系統變革。

單小曦認爲，作爲“數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藝批評應具備兩個基本屬性，即智能化與數字人文主義。王小英、周冰認爲，數據批評應以批評之術來提升人文之道，實現道術相合，增強人文思辨的力度，使文學批評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無縫銜接中不斷提升質量。針對日益成爲技術概念遊戲的批評現狀，張學謙提出網絡文學批評應增強歷史性，重視接受主體的經驗、體驗與歷史處境的連續性，形成紮根於自身歷史的批評理論與範式。胡行舟認爲，當前的數字批評存在缺乏有效的問題意識、着迷於信息和統計的可視化呈現和數字工具的化約傾向，未來的超級闡釋者需集合衆長，具備強大的思想力和計算工具能力。

（三）人工智能

彭鋒認爲，在人工智能時代，藝術作品中的“靈韻”被重新理解和體驗，要求我們重新思考藝術與觀衆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在技術發展中保持藝術的人文價值。王峰認爲，人工智能的興起提出了非人創造美的可能性，要區分人的意識與AI的思考功能，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理解人工智能在美學中的角色和潛力，以及它如何影響我們的文化和審美體驗。劉方喜認爲，自然語言大模型的弱共識性實質語義不僅改變了科學和文學文本的傳統理解，而且爲理解人類文化提供了新的視野，特別是在科學與人文文化的對話中展現了其價值。李國成提出，對人工智能文學的認識和評價不應侷限於以情感、靈感和創造力爲核心的人本主義現代文學觀念，而應當考慮到它所處的20世紀後半葉以來後人類和後文學的背景。錢翰認爲，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互文性概念的生產力，以及人工智能對文學寫作和作者觀念的衝擊。

反思與展望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回首2024年的文學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學研究與時代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彼此成就：文學研究呼應時代需求、銘刻時代精神，時代發展孕育文學研究方向、塑造文學研究內涵。主體意識、中國特色、文化自覺以及創造性意識、歷史性意識，作爲文學研究領域的核心共識日益深化。

我們也必須正視不足。在原創性理論構建、標識性概念打造、引領性命題的提煉、跨文化視野拓展以及對新興文學文化現象的洞察與剖析上，當前的文學研究仍然存在諸多薄弱之處。尤其是低水平重複研究的問題仍然較爲突出，學術創新的視野和路徑亟待突破；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和理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缺乏跨文化比較和對話的深度與廣度。

展望未來，今後的文學研究應當更加自覺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更加自覺地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中汲取養分，深入挖掘文學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和時代價值，更加自覺地強化主體性，擁抱多樣性，深刻把握文學研究守正創新的內在邏輯，迴應時代召喚，鍛造學術精品，不斷推動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行穩致遠，釋放出更加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執筆：文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