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五號公路的百年孤寂（下）：據地誰為王

​在貧瘠沙地上迅速蔓延的章魚灣聚落。 圖／作者李易安提供

▎前篇提要：智利，五號公路的百年孤寂（上）：關於Hector

距離科比亞波又是一個多小時的車程，鉛藍色的太平洋重新出現在公路旁。Gladys 指引我在一個「出口」處駛離高速公路。說是「出口」，其實也只是一處中央護欄被拆開、分隔島上佈滿各種胎痕的路基缺口而已...突然，一大片平鋪在沙地上的聚落在我們一個爬坡後冒出地平線，那些已經完工的嶄新小屋，連同更多剛被搭起的結構鋼架，一起在烈日下亮晃晃地閃耀着...。

到了，這裡就是『章魚灘』（Playa del Pulpo）。

如果費心在 Google Map 搜尋這個地名，大概也只是白費力氣：這個村落至今，甚至都還沒有出現在智利戶政單位的地籍圖上。這裡，是一個非法佔地的「案發現場」，而「涉案」居民們至今仍還不斷涌入。

作爲非法佔地「現行犯」的 Gladys，難掩欣喜地要我在她新覓得的基地前停車。那是一塊二十公尺見方，以木樁和鐵網標註邊界的空地。我們陪着她在貧瘠的沙地上摹想入口的位置、步道的長度、花園的縱深、小屋的面闊，然後挖坑、整地，小心翼翼地將初來乍到的龍舌蘭種入土裡。安頓好龍舌蘭後，我們繼續把從城市運來的一瓶瓶淨水，豪邁地灌注在每一株植栽根部，彷彿它們註定渴得無法饜足。

更神奇的還在後頭。Gladys 將一些較小的空寶特瓶剪半，注入清水後放在地面上，再用較大的、同樣被剪半的寶特瓶罩住。如此一來，小寶特瓶內的水份蒸發後，會重新凝結在大寶特瓶的瓶壁上，再緩緩地滴落土中。藉此，那些較爲稚弱、耐旱能力尚不足全的植栽，便可以獲得持續的灌溉，Gladys 也就不用時常掛心，更不必三天兩頭就得駕車過來一趟。我們不禁驚歎於這個前現代式的「自動灌溉裝置」。

離開前，我們倚着鐵鍬休息片刻，遠眺海面上向晚的夕陽。Gladys 說，這個地方不會永遠都是違建聚落的。雖然目前這裡仍然是無主的公有地，但只要佔地者有確切的居住事實，政府未來在這裡也沒有任何使用計劃，居民就可以在繳交 1,500美元左右的行政費用之後，從非法的佔地者，成爲合法的居民。

這些在智利各地冒出的非法佔地聚落，其實反映出的是國家介入土地管理的失敗與無力。智利並沒有完善的社會住宅政策，許多政府與建商合作的半吊子社會住宅計劃或住房補貼，最後受惠的實際上是私人建商與房地產商。因此，智利的都市規劃史，其實有很大的篇幅，本就是城鄉移民取得土地的奮鬥史，而「土地佔領」（Tomas de Terreno），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篇章。

違章聚落並不是智利的專利。在南美洲比這更有名的，還有巴西的「Favela」，已經成爲都市的另類標誌，內部有着幾乎與外界隔絕的人際網絡，有些卻又可以轉型爲觀光景點、被房地產商收購炒作，而不單單只是一個貧民窟。

違章聚落並不是智利的專利，像是巴西的「Favela」，就成爲都市的另類標誌。 圖／路透社

此外，秘魯的「Pueblos Jóvenes」（字面上的含義爲「年輕的小鎮」），阿根廷的「Villas Miserias」（字面上的含義爲「令人沮喪的村莊」），也都是二十世紀中期都市化過程中，在城市周邊無主地上逐漸形成的違章聚落，彼此有着相似的形成脈絡。這些聚落，通常是「住好倒相報」，一個親友拉着一個親友來住，在好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才逐漸發展至今日的規模。

智利的佔地行動不同。在這裡，佔地過程往往是集體行動，事前經過審慎的選地，而精心策劃的集體突襲，也往往發生在暗夜之中。規模不小的聚落，可能就在幾天、甚至一夜之間拔地而起。除了由底層的居民自行組織之外，那是由窮人建造、治理的城市，奠基在緊密、韌性十足的社羣網絡之上。

尤有甚者，這些窮人自力發起的佔地，還會識時務地與教會、政黨合作，在合適的輿論氛圍之中行動，並且找到合理的論述，支撐他們未必合法的行爲。當然，佔地的流行與否，也與不同時期智利的社會氛圍與歷史背景的脈絡相關聯。

1957年，首都聖地牙哥的 La Victoria 佔地運動轟動一時，並且爲後來的土地佔居，提供了先例與法源依據。由此，智利的佔地運動，其實更應該被視作政治運動，是底層人民追求居住權的策略。

秘魯首都利馬近郊的科馬斯區，即是秘魯的「Pueblos Jóvenes」（年輕的小鎮）。 圖／路透社

同一片土地的一牆之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La Cava區，是阿根廷「Villas Miserias」（令人沮喪的村莊）的代表。 圖／美聯社

智利的佔地運動，其實更應該被視作政治運動，是底層人民追求居住權的策略。 圖／路透社

1964年至1970年，中間偏左的基督民主黨執政期間，社會住宅供應不足，只能默許自營聚落佔地營造。1970年開始，更爲左傾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上臺，甚至讓國家與人民共同建造棚屋區，佔地運動達到高峰，「都市規劃」成爲更民主自發的動態過程。一直到1973年獨裁者皮諾切受美國支持、發動政變之前，人民佔地形成的自營聚落，曾經是智利都市空間的主要型態：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自營聚落裡。

智利在右傾、成爲美國盟友之後，一方面壓縮政治自由，一方面經濟起飛繁榮，佔地運動被持續打壓。然而，佔地運動仍然在後皮諾切的時代中殘留下來，卻少了當初以貧民爲主體的佔地精神，逐漸成爲都市中產階級的圈地策略。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智利地震後，這種非正規、自營性的造鎮，再次成爲災後土地開發的有力方式，也顯示了人民因應政府無力，仍有自力救濟的能力。

許多學者回顧智利的佔地史，皆不約而同地指出佔地運動的政治意義。這些佔居者轉變爲社會與政治行動者的過程，其實也彰顯他們爲自身階級權利鬥爭的意涵。佔地運動，因而成爲人民獲取階級意識與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

​非法佔地的「現行犯」，以及在貧瘠沙地上如奇蹟般存在的聚落。 圖／作者李易安提供

在佔地的過程中，居民互助分工，自行建造學校、診所，甚至是水電的供應系統，於是認同並非錨固在實際的物理空間之中，而是在共享的經驗與情感之中。也就是說，居民在「一起做」的過程中，獲得了同屬一個羣體的「歸屬感」與「同志感」。

更重要的是，佔地運動顛覆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基礎和核心原則：「所有權」。在這個面向上，佔地運動的意義是：擁有土地的合理性（legitimacy）比合法性（legality）重要，而土地的使用價值（use value）比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重要。

性別研究者也在其中看到了社會對女性的框限，以及由那框限而生的積極動能。事實上，許多男性並沒有太大誘因加入佔地運動；他們白天可以離家、在外工作，回到家便有母親或妻子打理好的居住空間可以享用，對他們來說，佔領土地的誘因反而不那麼大。但對於結了婚、家庭就是一切的妻子來說，有一個屬於自己、能夠安身立命的土地和房子，卻是再重要不過的事。因此，不少佔領土地的案例中，許多女性甚至沒有知會丈夫，便帶着小孩加入佔地行動。

雖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社會位置，身爲單親媽媽的 Gladys 卻和那時既柔軟又堅韌的女性一樣，一肩擔起了「佔地」的職責。但時至今日，佔地已經不再是一個社羣的集體行動，也不見得有任何政治意義了。專業的建築工頭在章魚灘裡來回接單造屋，佔地的居民來自四面八方，甚至還有不少外國面孔。像 Gladys 這樣的城市人，來此佔地興建度假小屋的，或許就更多了。

但話說回來，左翼行動與社羣力量的形式殘留，嫁接上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後，種種光怪陸離，在這世界上的例子太多了，大概也不缺章魚灘這一個。理想與慾望之間的界線，從來就是浮動的。

理想與慾望之間的界線，從來就是浮動的。圖爲聖地牙哥國家體育場前，對阿葉德總統與其詩人好友聶魯達的紀念。 圖／美聯社

離開智利四個月後，我們飛到了巴爾幹半島。剛從南美洲來到歐洲，公路上的風景翠綠許多，放在揹包裡裹腹的食物也變成油膩膩的土耳其肉派（burek），但爲我們停車的卡車司機依然善良好客。我們遊移在伊斯蘭與西方世界之間來回消長的邊界上，偶爾沈浸在穆斯林的奇異光景之中，直到接獲 Pola 父親身亡的消息。

2015年三月底，智利北部罕見地降下暴雨，許多地方泥洪竄流。Gladys 和 Pola 居住的科比亞波沒有幸免，街道滿目瘡痍。記得有次我們經過一條幹涸的水溝時和 Pola 訕笑，在這樣的沙漠裡，誰需要這些水溝呢。像一語成讖，那條水溝在新聞片段中對着我暴漲怒吼。

水災後，Pola 的爸爸加入救災的志工行列，卻在一次任務途中發生了車禍。帶我們通到他們家的公路，也送他上了天堂。

又隔了一段時間，我在臉書上看見章魚灘小屋幾乎完工的照片。照片裡我種下的龍舌蘭依舊直挺挺的，尖簇的葉片盎然飽滿。我發了訊息祝賀 Gladys，順便和她聊聊近況。她說，她正準備賣掉科比亞波的房子，和 Pola 搬去章魚灘。先是前夫意外離世，猶如家人一般的狗狗不久也跟着死去。一切都糟透了。看着螢幕上的字句，我只能啞然。

維基百科的《百年孤寂》條目裡，引述了這樣一句話：

《百年孤寂》如是，他們的五號公路亦如是。

信仰和隱喻成爲了現實，而其他更尋常的東西卻變得不確定了。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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