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宋叢書”又添力作，一本書讀懂宋代之貨幣

宋代爲什麼要鑄造這麼多錢，爲什麼這麼多錢還是不夠用?爲什麼紙幣在宋代出現？又是如何流通的？古人一天的收入相當於現在的多少錢？古代的錢到底價值幾何？

這些問題在新書《知宋·宋代之貨幣》中或許能找到答案，這是一本關於宋代貨幣研究的論文選集，彙集了10位作者的13篇長短不一、側重面不同的文章。這些文章涉及宋代貨幣問題的多個不同層面，大致可分成四部分：總論、銅錢、紙幣、物價及其他貨幣形式，每部分都是研究宋代貨幣史和了解宋代貨幣流通基本情況的重要方面。

在進入各位學者精彩的正文之前，主編在導論中對宋代貨幣的基本史實、學者目前關心的主要問題，以及各領域大體的認識情況、存在的難點疑點作了大致介紹，快來一睹爲快吧。

摘編自《知宋·宋代之貨幣》導論

文 | 王申 包偉民

圖 | 源自網絡

銅錢

宋代是一個銅錢經濟特別發達的時代。最直接的體現便是銅錢鑄造量特別巨大。據學者統計，僅是北宋一朝，銅錢的鑄造量就達到了2.6億—3億貫。不論是按足錢（1000枚銅錢成1貫）還是按當時的一種特殊計錢方式省陌（770枚銅錢成1貫），將2.6億或3億貫換算爲枚數，都會帶有很長的一串0。從趙匡胤建立北宋的960年，到遭受“靖康之變”滅亡的1127年，北宋王朝歷經167年，年均鑄錢量達到了155萬—179餘萬貫。元豐三年（1080），北宋全國銅錢和鐵錢的鑄造總量更是達到幾近600萬貫的天文數字，在中國古代歷史可謂無出其右。

淳化元寶 北宋 蘭州市博物館館藏

宋廷鑄造這麼多錢幹什麼？有人說，宋代經濟比前代發達許多，商業規模擴大了不少，因此需要更多的錢幣支撐經濟發展。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宋朝以其超越前代的發達經濟、繁榮的市場貿易聞名於世。即便是如今，如果在街頭隨機採訪路人，問哪一個中國古代王朝的經濟最發達、商業最繁榮，應該有不少人的回答會是宋朝。

不過，商業交易需要錢幣肯定無法說明全部問題。王安石變法所處的熙寧、元豐年間是整個北宋銅錢鑄造量最多的時期，而且增加鑄錢量是出於朝廷詔令。難道是朝廷察覺目前經濟發達，民間錢幣不夠用，爲了鼓勵商業、發展經濟而特地大量鑄錢嗎？

顯然不是。王安石爲了推行變法政策與反對派鬥得昏天黑地，更是爲處理新法實際操作中出現的問題而忙得焦頭爛額，又怎會有時間關注經濟發展呢？更何況，將經濟增長作爲一項統計指標和發展目標要到近代纔出現，王安石恐怕不太會像現代政治家那樣，腦海中有着明確的發展社會經濟的意識。他關注的，無非是如何充盈國家府庫、強化軍事力量，以解決北宋邊患。實際上，王安石推行的主要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都需要大量貨幣作爲支撐，甚至可以說新法是以貨幣爲中心運轉起來的。因此，有不少學者將王安石變法視爲唐宋之際國家財政貨幣化發展的重要歷史節點。這一時期，大量銅錢和其他貨幣替代品在國家財政循環中發行回籠，而北宋原有的銅錢不足以支撐王安石施展變法措施，儘管北宋前期的鑄幣量其實已不算少。

王安石畫像

雖然北宋鑄錢量極大，但是對於北宋貨幣流通狀況，史書中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記載。

第一種記載很容易理解，因爲銅錢鑄造量、流通量大，宋錢隨着國際貿易流向其他地域。當然，宋廷在許多時候都不允許銅錢和銅礦石出境，但防不勝防——許多境外商人用極爲誘人的價格求購銅錢，擋得住誘惑的宋人恐怕不多。王安石本人倒是對錢幣的流出持比較開放的態度，還解除了“錢禁”。從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兩宋時期中國大陸上的其他政權，如遼、夏、金都大量使用宋朝銅錢，周邊的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地區也吸收了不少宋錢。儘管這些地區買入宋錢的目的並不都是用作本國貨幣，也有融化後鑄造佛像的，但是長期、大量地流出海外還是大大增強了宋錢的流通性與國際性。最讓人吃驚的是，域外人不僅使用銅錢，甚至還按照宋錢的樣式進行仿造。因此，若是在海外看到一枚打着某個宋朝年號的銅錢，還真不一定是宋錢。

第二種記載則讓人感到意外。明明北宋鑄錢量很大，可時人還是抱怨銅錢不夠，甚至說自己所在的地方陷入了“錢荒”。到底什麼是錢荒，爲什麼形成了錢荒，一直是牽動學者注意力的大問題。就連宋人自己的說法也形形色色、層出不窮，令如今的我們讀來莫衷一是。

不過無論哪種記載，都不是歷史的全貌。比如宋代錢荒之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議題，是因爲今人尚看不清楚宋代貨幣流通的整體狀況，宋人也未必看得清楚。宋人生活在宋朝，能感受到我們無法感受的時代脈搏，聽到和看到我們現在接觸不到的消息與文字，自然比我們瞭解的要多些。可反過來，歷史學家也能看到許多在宋朝只有皇帝和極少數官員才能看到的資料，還能掌握不少跨越兩宋數百年的史料記載，又無疑比許多宋人（哪怕是高官）接觸到更多資料。可即便宋人看問題的維度和我們看問題的維度相疊加，仍然難以囊括百分之百的歷史，足見銅錢經濟在宋代的面貌是多麼豐富。宋代經濟如此吸引今人的目光，除其本身就繁榮與發達外，複雜與多樣應該也是重要原因。

紙幣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而紙幣正誕生於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朝。從今天的視角看，紙幣當然是很偉大的一項發明。不論銅錢還是白銀，作爲金屬都有其市場價值。中國古代“一文”銅錢的幣材價值在大部分時期就在一文上下；白銀更不用說，人們習慣於直接按秤量方式使用流通。在長期使用金屬貨幣的背景下，宋代以降的中國人竟然接受用幾乎不值一錢的紙張做貨幣，一張紙甚至還能代表數百上千文銅錢，這其中一定有一些奧妙。

北宋時期發行的交子

根據現有的記載，最早的紙幣交子是北宋成都的大商人發明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當時成都地區流通的主要貨幣鐵錢的單位幣值太低，攜帶不便且容易生鏽，大商人們缺乏大額和長途貿易使用的貨幣。而紙幣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不過這個解釋不足以滿足人們的求知慾，接下來的追問非常難以回答：爲什麼是紙幣？爲什麼是成都？

學界有各式各樣的解釋。比如宋代的商品經濟相比之前的朝代有較大的發展，而四川又是經濟頗爲發達的地區；比如四川有大量的楮樹，它的樹皮是當時生產紙幣的重要原料；比如唐宋以來人們已經大量地在金融領域利用紙張做匯票等票據，發明紙幣的制度基礎已經有了，等等。但是，爲什麼是紙幣、爲什麼是成都之類的問題就像是爲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一樣，人們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可能性，卻一直未能找到特別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歷史的發展太過複雜，遠遠不是我們現在總結的一、二、三、四點歷史經驗或者原因就能解釋的，真正的原因也許如何都說不盡。

宋代交子與紙幣發行 周京新、單鼎凱 中國畫179cm×360cm

要確定原因很困難，但要論證什麼不是原因則要容易些。在論證的過程中，一些直擊宋代紙幣本質的東西也會逐漸浮出水面。要找到深層次的動因很困難，而落實到改變歷史進程的歷史事件、人物決策則要清晰不少。另一方面，當我們沉浸於宣傳宋代紙幣多麼偉大，探索它爲什麼興起、爲什麼衰敗等宏大問題時，又不自覺地忽略了一個對當時人而言最重要，同時也具有相當大意義的問題：宋代紙幣到底是怎麼流通的？它在流通中有什麼優勢，碰到了什麼困難？如果搞不清楚最基礎的流通問題，弄不清楚宋人如何使用紙幣，那麼要論證宋代紙幣的偉大又何從談起呢？

因此，研究宋代紙幣其實不只是討論一個貨幣問題，而是需要充分關注當時的經濟、財政等更爲宏大、複雜、綜合的方面。附加給一張白紙如此多的內涵，一定牽動了大量的制度、政策和信用關係。呈現這些複雜的制度、政策和信用關係，恐怕是研究宋代紙幣問題最有趣的一面了。

物價及其他貨幣形式

物價問題向來是貨幣史乃至中國古代貨幣史的大難題。過去的錢價值幾何？古人一天的收入相當於現在的多少人民幣？糧食在古代貴不貴？唐朝人一天收入高還是宋人一天收入高？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時不時勾起人們好奇心的同時，也讓歷史學家難以完美迴應。膽大者敢於下論斷，給出一些概括式的回覆；謹小慎微者則覺得手邊資料不足、不同時代的物價很難比較，因而說不出所以然。

讓物價問題如此棘手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資料的質量不夠高，不足以支撐研究者展開系統的定量研究。當代統計學仰賴於優質的連續數據，至於所謂“大數據”則更是需要海量數據以供算法即時響應、即時分析。很遺憾的是，雖然宋朝官方手中有某些定期的物價統計數據，但這些數據幾乎沒有留存至今。今天的歷史學家能夠見到的，基本上只有零散的、代表特殊情況的數據，可謂既不連續、又不優質。即便研究者掌握了迴歸分析等統計學工具，也很難有用武之地。如果100個連續數據中缺了一兩個，人們或許能把這兩個缺失的數據“迴歸”出來。而宋代數據的情況則是：本應該有100個數據，現在只留下一兩個，叫人如何“迴歸”是好？打個比方，如果有人雄心勃勃地想要做關於宋代全國糧價的定量研究，卻發現能見到的數據多是今年杭州豐收的糧價和5年前鄂州歉收的糧價，這種零散的數據甚至還主要是特殊情況，“束手無策”“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或許是這位研究者心中率先蹦出來的詞語。

第二是宋人使用的交易媒介十分多樣，除了銅錢、紙幣等貨幣，還有布帛、白銀、糧食等許許多多具有某些貨幣功能的替代品。這些貨幣和貨幣替代品的單位、購買力都不統一，甚至同一種物品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場合的購買力也有差異。對於處於宋代某一時間節點、某一地域的人而言，這些交易媒介的購買力、常用種類、相互間比價是靜止的和容易分辨的，但對於今人而言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一大堆記載得沒頭沒尾的史料數據撲面而來，用一個字總結就是亂。

不過，迎難而上纔是研究工作的真諦，待在舒適圈中永遠無法向真問題發起進攻。爲了更爲細緻地解讀宋代物價問題和不同貨幣形式的相互關係，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做出了努力。這些努力不僅試圖說明當時多種貨幣並行的現象，更試圖揭示現象背後的道理。畢竟，古人身處的貨幣流通情景複雜而多元，與今日完全不同。今人要想感受和理解全然不同的古代情景，只能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智力。本書就這一方面問題選擇的三篇文章，爲我們撥開重重迷霧打下了堅實基礎。

總的來說，宋代貨幣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印象。這既有制度設計精密的一面，也有多元貨幣同時流通混亂的一面。而無論哪一個方面，都讓宋代貨幣問題充滿了令人深陷其中、想要一探究竟的無窮吸引力。貨幣作爲支付手段、交流媒介，必須依靠人、事和各種渠道，而貨幣的流通也串聯起了經濟的方方面面。從這個角度來說，一部宋代貨幣史，就是一部宋代經濟史，值得仔細品味。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本書選編的文章創作於不同年代，且各位作者的學術觀點不一，因而不同文章對於宋代貨幣的認識不一也是在所難免。因編者能力和經歷有限，本書無法在有限篇幅內收錄所有相關的高水平文章，懇請各位讀者見諒。另外，部分文章系作者原稿，或爲作者修訂稿，與在期刊發表的版本略有不同。

《知宋·宋代之貨幣》

作者 王申 包偉民

出版日期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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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個發展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兩宋時期尤其如此。我們這一套“知宋”叢書，旨在爲有一定文史基礎並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兩宋歷史的讀者，提供一個方便學習的門徑。

《知宋·宋代之貨幣》重點關注宋代的貨幣形式和貨幣流通狀況，選取了13篇近些年國內關於宋代貨幣研究頗具學術價值且側重不同的論文，涉及宋代貨幣問題的多個層面，分總論、銅錢、貨幣、物價與其他貨幣形式四個部分，以期讓讀者對於宋代貨幣史和宋代貨幣流通基本情況有所瞭解。

王申

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09—2019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先後取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19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宋遼西夏金史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爲宋代財政史、貨幣史。

包偉民

浙江寧波人,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宋代史、中國古代經濟史、近代東南區域史研究,以及近代檔案文獻編纂。出版有《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宋代城市研究》《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849》《陸游的鄉村世界》等著作,主編《龍泉司法檔案選編》5輯9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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