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燦爛,爲什麼沒有孕育科學大師?
《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著作李約瑟先生曾發問:中國古代有燦爛的文化,爲什麼沒有孕育出科學,產生像牛頓那樣的科學大師?這個問題雖然很刺痛我們,卻不能迴避。
愛因斯坦先生認爲,科學的產生是建立在古希臘萌芽的形式邏輯與文藝復興後的試驗驗證實踐的基礎上。按照他的觀點,中國的四大發明是技術,是實踐中應用或偶然發明的,而不是通過科學思維的指導下完成的科學研究。
儘管我們越來越明白,科學探索纔是人類的星辰大海,但困擾中國社會的,依然是科技進步那麼快,但大部分都是技術的運用,比較少有科學突破性的成果。
楊振寧先生曾指出,是《易經》阻礙中國科學的發展,因爲《易經》重“歸納”,少“演繹”。“演繹”就是科學思維方式,從一般原理出發推導出結論的形式邏輯。這個觀點招致很多人反對,但細想,楊先生與愛因斯坦說的是同一件事。
回望西方科學技術之發展的原動力,與“浮士德精神”密切相關。浮士德精神的核心是:人們積極地探索世界,抵禦各種誘惑,最終實現自我價值。在西方世界,這是普遍精神。
在西方,人們公認牛頓、愛因斯坦、伽利略、達爾文……,是影響人類最大的人,在他們之後纔是宗教和政治領袖。這些科學家們成就與“權力”要比華盛頓都要大,他們是人類的精神領袖!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科學家的成就,往往視爲爲國家做貢獻的“奉獻精神”。也有人說,要讓科學家也像明星一樣,讓人知曉,引導向往與崇拜。相較於之前的默默無聞,這樣的倡導也是一種改變
但一個科學家的終身探索,最初的本意並不是爲了物質獎勵,爲了成爲科學明星,爲了被人崇拜……。他們之所如此專注,是源自內心深處對自我價值的追尋與實現。
在“浮士德精神”中,探索自然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種最終價值實現,它和成爲國王成爲領袖是同等分量。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在當時沒有經濟價值,但在西方卻如神一般的存在。從“浮士德精神”出發就很容易理解,探索自然的奧秘而獲得的成就,並不需要兌換成名譽、地位、金錢,也能成爲人們心中的“偉大”。
但在中國的傳統裡,牛頓與愛因斯坦們,會被成爲“工匠”,弘揚匠心精神,但一定很難成爲精神領袖,或是地位比肩歷史上的帝王。
如果我們理解“浮士德精神”,就會理解爲什麼一個人會終其一生都在做一些非常基礎細節的研究,因爲在他們心中,即便是最基礎的研究,當有了探索之後的成果,那分量與治理國家的成就是一個層級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正是因爲“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化中的主要精神,是支撐科技創新的原動力,探索自然是很多人人生的終極目標,所以西方在各個學科纔會有源源不斷的頂尖人才加入。他們不是爲了道德上的奉獻,而是在追求自然的奧秘,是在追求用我們傳統文化很難理解的終極“權力”。
今天,如果你身邊的一位年輕人跟你說:我要向愛因斯坦一樣探索自然。他可能會遇見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會有人勸誡他說,你還是實在一點吧,愛因斯坦是什麼人,你又是什麼人。好好工作,多賺一點錢。成家立業過日子吧。
第二種是,這個人大半生都在努力,但沒有得到成果。然後他要面對這身邊人普遍的質疑,或許會成爲一個冥頑不靈,不通達生活的執拗之人的案例。“你看,就是死腦筋,都快五十了,還在瞎折騰!”
第三種,可能是最好的吧。他終於有了一些成果,並且也成爲一個科學界的名人。那麼接下來呢?他可能評上認定的職稱,獲得不同層級的資金支持,可能也有用一支自己的研究團隊,被社會各界評定爲,一個一直都在爲國家做貢獻的人。
也許,在未來的社會裡,會出現另一種聲音,那便是一個人無論是從政,從商,還是置身科學探索,在廣泛的社會認定體系裡,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終極目標,那便是不斷探索,不斷追尋,爲實現自我的價值,與人類共同的價值。對於科學成果的嚮往與渴求,更甚於對權力與物質的渴望。
那麼,我們便更需要“浮士德精神”了
沙 龍 慢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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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週四)晚7點
上海交大法學院講席教授高全喜做客慢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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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賓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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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198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爲憲法學、法哲學與政治思想史。在國內外出版的學術專著:《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休謨的政治哲學》、《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Spinger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London 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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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靈明,關涉永恆的生命之道,在感性世界的審美藝術領域,它們通過全新的靈魂之眼和靈魂之耳等第二視聽活動,得以觀照這生命之道,並以精神的肉身化形式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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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丨鹿茸哥 佑斌
排版丨慢師傅
編輯丨WEY L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