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賽先生”
鄒衛國/文 中國人相信真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那麼容易回答。
科學活動中不時發生的造假表明，即使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其對科學精神的不屑，也已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遑論在商業文化和俗文化中，科學精神經常爲拜金、官本位和迷信所擊敗。
很多時候，人們不求諸科學真理，而是求於信仰，或奉於權威，此情此景下，“人類高級智慧之花”何以盛開？
在走過百年屈辱、蹚過歷史的三峽，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正在進行時。我們驚歎於西方的現代化，而西方現代化的底座正是科學革命。回顧歷史的發現是：歐洲人實際是從相當愚昧的蠻族，走向全球最先進的族羣的。對於這個歷程，我們當如何認知？
長期專注於科學史、科學技術探索相關研究的袁江洋教授，其領銜的《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一書，可以帶給我們深刻的啓發。
正如《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所言，歐洲歷史展示了這樣一條路徑：當科學精神的旗幟被高舉之後，人類社會生活就開始了系統性重建。人的自由、民主和理性，取代了以各種面目出現的、以神爲核心的價值系統。新的認識論體系和價值論體系，開啓了現代化進程。
那麼，起於蠻荒之中的歐洲，其科學精神的旗幟自何處來？《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剖析了歐洲人對於伊斯蘭黃金時代文明遺產的繼承，而伊斯蘭黃金時代的輝煌，又源自以古希臘文化爲代表的文明要素，甚至包括印度、中國文化在內的文化匯聚。古希臘思想、伊奧尼亞的自然論、雅典哲學和亞歷山大里亞的科學，都可以找到來自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代波斯的源頭。
回顧人類歷史，文明的理性之光，總是在外部侵伐之下不時中斷，被歷史之手不時遮蔽，但長時期全人類不斷積累的文明成果，使得現代科學的曙光終於最早在歐洲亮起。《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論證了一個問題：科學的進步史，是一部文化的匯聚、整合和創新史，這不能歸因於單個民族的單獨努力，而只能歸因於所有民族的共同努力。
某種意義上，中國如何開啓新的科學大發展的進程，這也是《現代科學文化的興起》試圖討論的主題之一。這本書的主要作者袁江洋說，如何理解歷史與現實，如何突破本土文化的窠臼、站上世界文化匯聚的頂峰，重新評估本土的和世界的文化資源，構築偉大的科學傳統，理解科學文化所蘊含的文化創造力和塑形力，構想並開拓開放的、賦予創造活力的新文化，將成爲一代思想者思索的主題。
回到當下，在中國“五四運動”105週年之際，再次回顧“賽先生”的問題具有特殊意義。對理性、求真的價值追求，將引領人們擊破偏狹的威權，從而獲得自由。
希臘溯源：從東方化時代、智者崛起到希臘哲學
現代科學精神，一個重要的源頭來自古希臘。關鍵問題在於：爲何惟有古希臘人能夠到達這種自然哲學之境？
我們自然需要把鏡頭直接聚焦到公元前7世紀前後。科學史家薩頓（GeorgeAlfredLeonSarton）曾言，希臘科學的基礎完全是東方的……我們沒有權利，無視希臘天才的埃及父親和美索不達米亞母親。
那麼，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古代文明，到底給古希臘科學的誕生，提供了怎樣的基礎？
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個世紀，古希臘文明經歷了一個被稱爲“東方化”的時代。隨着興起於美索不達米亞（即兩河流域）亞述帝國的崛起和擴張，近東地區與希臘間的貿易興盛，同時，戰亂頻仍。此背景下，東方的工匠成批進入希臘，爲希臘帶來了無數的東方產品。
希臘語的詞彙中，很多是源於閃米特人（阿拉伯半島爲中心的，至兩河流域區域的羣體）；古希臘神話的神祗，許多都可以在周邊文明的神話傳說中找到原形。
比如，畢達哥拉斯教派源頭在埃及的神學。埃及神學之永生教義，認爲靈魂不死；要達到永生，需要靈魂的迴歸，靈魂迴歸的條件就是身體。這一信仰誕生了金字塔和木乃伊身體潔淨技術。這些教義傳至畢達哥拉斯教派，上升爲素食與靈魂潔淨，而數學是靈魂潔淨之手段。正是在這類思考之中，“數”在畢達哥拉斯教派那裡上升爲世界的本源。後來，柏拉圖創建學園，受畢達哥拉斯教派數學實在論影響，他在門口立了一塊木牌，上書“不懂數學者禁止入內”。
知識的匯聚，在希臘引發了一種不同於神話的、新的理解自然的方式。世界的本源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發問，讓希臘思想家逐漸擺脫神話，走上了哲學之路。埃及的水生萬物說在泰勒斯那裡，上升爲水爲世界本源之論。
隨着哲學思想的繼續發展和城邦政治興起，一羣被稱爲“智者”的知識分子開始登上古希臘思想史的舞臺。
隨着古代希臘和波斯帝國之間戰爭的結束，希臘獲得勝利。雅典作爲希臘自由城市同盟的首領，地位節節攀升，散落在希臘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也因此向希臘匯聚。
這個雅典民主政治興起的時機，使得不同的地方文化開始直接碰撞。不同思想當面對峙，促進了語言學和邏輯學的產生，引發希臘思想家對認識論的思考。各地學者匯聚一堂，啓動了希臘認識論理性化進程。
希臘哲人並沒有止步於認識論的理性化，他們將哲學思考進一步推到了倫理學領域。當智者運動結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佔據希臘文化的思想高地，知識希臘人獲得了一套內在統一的、以宣揚理性爲根本特徵的、完整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體系，哲學成了古希臘古典時代最輝煌的思想成果。
希臘哲學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翻轉了柏拉圖理念世界本體說，還將自泰勒斯那裡開始興起但至蘇格拉底又被淡忘的自然論，上升爲其知識體系的基礎板塊，上升爲自然哲學。
希臘文化的擴散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以雅典爲首的提洛同盟的失敗，預示着雅典哲學的輝煌時代隨同希臘的衰弱和希臘民主時代的結束而結束。
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再一次凝聚了地中海世界諸文明乃至印度文明的思想成果，爲亞里士多德思想體系的形成補足了思想資源。自此以後，獨具特色的希臘文化，開始向外部擴散。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旗下大將托勒密奪取了埃及的統治權。托勒密將自己化身爲埃及的神，成爲埃及合法性和最高宗教權威；他通過建立一套官僚體系，實現中央集權；另外，他又資助了大量學者進行文學藝術研究和科學研究。
托勒密王國專制主義的文化政策和政治政策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
一方面，對埃及自身文化和宗教的尊重，使得科學家們得以獲取埃及原有的科學文獻和研究成果。國家對科學的資助以及大型科研機構對科學文獻的收集和保存，也使得他們更加便利獲得大量資源。
另一方面，研究機構的官方背景和專制主義控制，使得雅典那種自由辯論的研究風氣衰落。科學家不再在形而上學上繼續爭論不休，大多在各自的領域深耕。科學研究的分科化、專業化程度因此在加深。
可惜，亞里士多德的知識體系，在那個時代並沒有真正成爲希臘知識界的主導知識範型。唯一的例外是，公元前3世紀的100年裡，由亞里士多德弟子主導建立的繆斯學園，使得希臘科學在亞歷山大里亞獲得了空前繁榮，多個領域內都出現了非凡的科學大師。
希臘化時代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公元前3世紀到文藝復興之前西方科學的基本面貌。無論是早期羅馬還是拜占庭，都是在柏拉圖版本的希臘科學的框架之內進行探索。
隨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和羅馬的征服，希臘科學的學術共同體逐漸消亡。阿基米德著作中所表現出的濃厚學術研究氛圍和熱衷於發表作品的風氣，到托勒密時，已變成尊崇古人、充滿宗教神學色彩的陳腐。雅典的自然哲學家、亞歷山大里亞的科學家的地位，在踏入中世紀之前的羅馬時代，幾乎完全被詩人、政治家和演說家所取代了。
伊斯蘭的黃金時代
儘管距離人類最早的文明搖籃——兩河流域的美索布達米亞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很近，但7世紀初之前，阿拉伯半島的絕大部分——北起敘利亞沙漠，南至哈利沙漠的廣大地區——都尚處於原始的部落階段。
這裡的自然條件無法支撐大規模農業。定居在高原的閃米特人，在綠洲間勉強過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這樣的經濟基礎，無法自發孕育出擁有複雜社會結構的文明國家。當然，對於外界而言，這裡也缺乏殖民和侵略的價值。
這裡人流的方向是發散性的。自蘇美爾和古埃及時代以來，一批接一批的閃米特部落從半島出發，他們或以阿卡德人的名字或以阿摩利人的名字或以迦勒底人的名字，涌向文明地區，乃至於後世伊斯蘭阿拉伯帝國的建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重複上述過程。
伊斯蘭奇蹟般的領土擴張，主要發生於四大哈里發時期以及帝國時期，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兼併波斯和奪取東羅馬的敘利亞、埃及等，一系列的勝利讓從荒漠中走出來的部落聯盟一躍成爲巨無霸帝國。（阿拉伯帝國總共經歷了四大哈里發時期、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最終在公元13世紀中葉滅亡）
這一新興政權，整合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波斯等世界上文明最悠久的地區，也將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亞伯拉罕文化，在新帝國的領土融爲一體。
穆罕默德的宗教、政治、軍事、社團，在組織形態和文化上，是非常原始樸素的。正因其原始，方能如白紙般不帶成見地吸收異文明的文化成果，爲己所用。
早期的伊斯蘭領袖對自己在文化上的落後頗有自知，故十分鼓勵向被征服者學習。穆罕默德本人就對門徒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社會治理方面，四大哈里發時代與倭馬亞王朝早期，基本沿用了被征服地區原有的機構與制度，在波斯地區仍然是波斯的，在原東羅馬行省依然是東羅馬的，在工藝、農業、文藝、行政管理等專業技術領域，更主要依賴包括戰俘在內的被佔領區域人才。
除了在阿拉伯半島實行嚴厲的全面伊斯蘭化改革以外，在其他新徵服的領土上，哈里發政權並不過多幹涉人們的宗教信仰。
按照穆罕默德留下的傳統，穆斯林軍隊每佔領一地，當地民衆若要維持原有信仰，就要繳一筆錢，作爲接受穆斯林保護的代價，而一旦皈依改教就無需繳納了。在此規則下，皈依者越多，對財政反而有害。當地統治者並不熱衷於當地居民的皈依改教。
對剛從基督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地區來說，新統治者的到來，終止了宗教迫害、恢復了學術自由，甚至對於當地的基督教徒也是如此——在穆斯林到來前，基督教內部的教派傾軋已持續多年。
理解以上背景，就不會對阿拉伯帝國所取得的科技與文明成就感到匪夷所思了，其成爲繼古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帝國之後，第三個達成統一的政治實體。
阿拉伯文明繼承並匯聚了幾乎所有古代文明思想成果的精華。除了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羅馬正統基督教文化、敘利亞和埃及的基督教異端文化、猶太教文化等，經波斯、埃及、西西里島與東羅馬間接傳入的古希臘文化，以及作爲古希臘文化升級版的亞歷山大里亞文化，都在阿拉伯帝國的旗幟下被融爲一體。
這一文化匯聚過程，並不僅僅侷限於阿拉伯帝國領土內，由於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緣優勢，中國的技術和印度的文化，也成了伊斯蘭學術茁壯成長的餌料。
隨着伊斯蘭教的廣泛傳播，阿拉伯語也成了阿拉伯帝國境內的一種通用性語言。自古以來，從未有人能夠把這樣一片廣大的領土，統一在一種語言之下。波斯學者、希臘學者、埃及學者、猶太學者、基督教學者，第一次使用同一種語言進行辯論和寫作，加速了學術思想的碰撞與匯聚。
這是一段繁榮而充滿創新的時期，伊斯蘭文明成爲全球知識中心，迎來了“黃金時代”。這一時期，人類科學知識取得了巨大進步，並且涌現出一批深邃的伊斯蘭哲人，科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在許多方面，伊斯蘭的科學和哲學思想爲中世紀末期以來歐洲的科學和哲學發展開闢了道路。
伊斯蘭版“李約瑟難題”
伊斯蘭黃金時代取得的成功，也帶來了一個歷史問題：擁有如此之多的便利條件，並且幾乎已經爲科學革命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哲學和方法論元素的文明，爲什麼沒能實現科學革命的突破？
這個版本的“李約瑟難題”，可能比中國版本的“李約瑟難題”更有價值。
伊斯蘭學術從未擺脫古代學術的普遍頑疾：他們單一地以貴族集團尤其是王室爲支點，因此，一旦政治方向有變，局面的逆轉也在瞬息之間。
開明的哈里發們對學術的支持不宜高估。王室並不是在獎賞學者們對真理的探索，其成果必須符合哈里發的政治需要。當信奉理性高於信仰的穆爾太齊賴派遭到鎮壓時，他們不是因爲探索真理而受到懲罰，而是因爲他們妨害了哈里發的帝王之業。
伊斯蘭理性主義運動也是不徹底的，對伊斯蘭教樸素信仰的動搖，既有科學思維的滲透，又有非科學思維的影響。很多的新發現，與其說是理性主義萌芽、自由思想的結果，毋寧說是由虔誠之心所產生的。
對於伊斯蘭版本的“李約瑟難題”，袁江洋說：“在信仰與理性互滲的伊斯蘭畫卷裡，理性哲學和科學在伊斯蘭文明核心區域走過的，是一條由高峰通向低谷的下坡路；從帝國擴張和文明整合——重建進程來看，伊斯蘭教內部教派對立、宗派林立、教義紛爭不已，來自沙漠的統治集羣四分五裂，對外戰爭不止，唯有宗教才能提供對內穩定社會和對外擴張所需要的文化凝聚力，最終促使馬蒙之後的阿拔斯王朝統治者在思想上回歸併信守遜尼派版本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是造成伊斯蘭科學發展此起彼伏卻難以邁出最後一步的思想癥結和價值論癥結。”
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上，伊斯蘭學者雖然開創了實驗方法，繼承了希臘的理性、有思辨的傳統，但最終沒有能夠整理出一套系統的、以理性探究真理、用實踐檢驗真理的認識論方法，更未能使實驗和理性超脫於信仰之上。
類似於伊斯蘭知識生產的制度化進程，東方社會也有。中國古代即有一個持續存在、並一直主宰着知識分子心靈的官學體系。
這個官學體系可稱爲儒學體系，分別有經學、天文、農科工乃至醫科的科目。初看起來，這些像是科學的內容。比如技術類知識，均置於工部之下，這些科目的知識生產規模都不算大，主要存於中央一級的體制之內，均以儒學的編碼方式融匯於其中。
這種官學體系受制於大一統王朝的政治體制。其並不以追求新的知識作爲直接目標，而是以服務王朝統治、致用爲宗旨。簡而言之，他是以皇權而非真理，作爲最高準則。
中國最早在南北朝時，祖沖之已將圓周率的精確值鎖定小數點後第七位，但是中國數學家並沒有由此貢獻出無理數概念。由於實際應用並不需要很高的精度，中國的木匠在2000年中一直使用周三徑一的算法。
歐洲的科學革命：蠻族爲何崛起？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這是西方先行現代化的路徑，也是全世界進入現代化快車道的直接原因。
走出這個路徑的歐洲人，在羅馬時期，被認爲是處於蠻荒狀態的原始人。很容易得出結論：科學革命之前多元人類文化的互動和成就，纔是現代科學和現代世界產生的根本原因。
早期的日耳曼民族，被羅馬人認爲是沒有開化的蠻族。他們生活在寒冷潮溼的北歐，以打獵爲生。他們的文化演進路線類似於阿拉伯人，從發源地往歐洲四處擴張。日耳曼人各族羣最終統治了整個歐洲。他們往南驅逐了凱爾特人，從而與羅馬人接壤；往西佔領了不列顛島。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人在其廢墟上建立了多個國家。這個過程中，繼承了源自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自然科學知識與經驗，以及經過改造的基督教，他們最終在十三世紀迅速崛起。
在論述科學精神時，袁江洋說：“在13世紀的歐洲，接受了海什木光學和實驗物理學方法、阿維森納醫學、阿威羅伊雙重真理論、由阿拉伯人首先復興的希臘原子論思想和鍊金術思想的歐洲人，由譴責亞里士多德而走向以亞里士多德自然體系爲參照構建經院哲學知識體系的精神，後來又通過大翻譯以及再一次的人類思想匯聚與整合而突破經院哲學框架，於十六、十七世紀發展出相對成熟的歸納法及經驗科學的精神，就是科學精神。”
自十三世紀起，希臘的啓蒙、伊斯蘭的匯聚和融合，最終匯流到了歐洲，爲現代科學的創生提供了基礎。科學金字塔，是人類自50萬年前發明了語言之後，在這麼多代智者努力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人類思想和物質成就的匯聚、整合與創新，形成了現代科學。
對於中國而言，因地理的隔絕，科學是被強加於本土文化之上、外來的東西。在科學問題上，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科學的進步不能歸因於單個民族的單獨努力，而只能歸因於所有民族的共同努力。
正如作者袁江洋所言，文明的交流與借鑑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主線。中國雖然是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被動開啓了近現代化的進程，但也由此獲得了與世界文化發生全方位文化互動的契機。
理解這個大歷史進程，對於如何突破本土文化的窠臼，站上世界文化匯聚的頂峰，無疑是極具啓發意義的。
鄒衛國經濟觀察報副總編輯
經濟觀察報副總編輯兼管理與創新案例研究院院長以“價值”度量，以內部控制的“底層設計”思想觀照，聚焦中國商業領域的公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