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談的那場戀愛》導演何妙祺：愛情是一種感覺
由何妙祺執導，吳君如、張天賦領銜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已於11月15日在全國上映。影片講述了身價數億的高知女醫生餘笑琴（吳君如 飾）在丈夫去世後陷入沉寂，一時興起玩起了社交軟件，沒想到體貼溫柔的“大叔”馬甲背後，竟是由一整個專業團隊爲她精心定製的“戀愛”圈套……
《我談的那場戀愛》海報
影片脫胎自真實的網絡詐騙新聞。故事中的主角們在虛假與真實的邊緣徘徊，假戲真做地投入與抽離中，有都市無處安放的寂寞芳心，也有女性愛人先愛己的領悟與灑脫。
這是導演何妙祺的首部電影作品，在此之前，她已經做了多年電影編劇，曾參與《人間喜劇》《八星抱喜》《美人魚》等影片的創作。抱持女性獨到而敏銳的洞察力，電影深入探討了當代人的情感需求和人性的複雜。爲了寫好這個故事，何妙祺走訪了多位曾深陷甜蜜陷阱的女性，自己也下載了交友軟件親身投入“騙局”。
從現實的基底出發，男女主人公各有各的孤獨與困境，愛情喜劇的包裝之下，沒有誇張的搞怪，幽默和荒誕的發展讓人會心微笑。電影裡52歲的吳君如和28歲的張天賦自如地談情說愛，從高冷決絕到宛若少女般嬌羞。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何妙祺是個喜歡躲在故事後面的人，腦海裡上演過許多默默付出等待卻不相見的故事，自稱對這類故事“情有獨鍾”。但要談個網絡戀愛，倒是苦了吳君如只得天天抱着手機演獨角戲，沒有對手的對照反饋，一切分寸拿捏全憑想象發揮。
向來喜歡寫愛情故事的何妙祺坦言，這個類型在近些年來在市場上並不受寵，以至於她三年沒賣出本子，沒有辦法開工。無奈之下，她接受監製陳慶嘉的建議奔着800萬獎金參與香港的首部長片電影，結果竟然一鳴驚人。本片是今年香港中秋檔票房冠軍，上映期間連續十日穩坐單日票房榜首。
何妙祺坦承自己其實是對愛情和人性都感到悲觀，但她也希望能在電影裡吹出短暫的“粉紅泡泡”，“如果現實裡沒有這麼好的事，走進電影院裡的時候，做夢也好。”
電影上映前，何妙祺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暢談了電影創作中的趣事和對當代社會親密關係的理解。
何妙祺導演
【對話】
被騙的女人，爲什麼還能那麼開心？
澎湃新聞：電影開頭就有提到香港的情感詐騙案猖獗，你自己是在什麼契機下關注到這類社會新聞的？親身去接觸這個人羣的調研過程是怎樣的？有什麼出乎意料的地方嗎？
何妙祺：很難不注意到這些新聞。因爲香港每週不時就會有情感詐騙新聞，而且這些新聞裡的香港女人好像都蠻有錢的，2022年頭10個月香港女性就被騙了2億多港幣。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當我告訴我身邊的朋友，包括這個電影的主創說我有一個這樣的故事時，每個人的反應都會告訴我說，他們身邊就有這樣一個被騙的朋友。我自己也扮成中年婦女在APP上跟騙子聊天，不過就遇不到我們電影裡那麼用心騙你的。我遇到的幾個騙子都很着急，沒聊幾句就開始想騙你錢了。
當然有些套路也是很容易識破的，比如他說自己投資很厲害，問你要不要跟他學；又比如他會偶爾失聯，然後再告訴你他在陪媽媽旅遊，有些女性會覺得陪媽媽旅遊的男孩子孝順會加分吧。我用朋友推薦的交友APP，後來和朋友還發現我們同時在和同一個異性聊天，然後發現他對我們說的話術是一樣的。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那個詐騙集團是我們剛好看到警方搗破詐騙集團展示的證據，像劇本、假名片、假學歷證明、假醫療報告等，我就推測詐騙集團的運作模式，再加上自己的想象進行創作。後來還有人開玩笑問你們是不是去詐騙集團裡潛伏了。
很意外的一點是我接觸了一些女性，她們有的時過境遷，有的完全否認被騙，但她們都說回想這個過程還是會覺得很開心。我想知道這些受害者爲什麼在被騙的過程中會有那種開心。
澎湃新聞：關於電影底層的邏輯，它真的是兩個人的相愛，還是兩個靈魂因爲寂寞而相互取暖，還是這就是一場詐騙？你作爲創作者怎麼界定？
何妙祺：我覺得愛情是很主觀感性的東西，就像電影裡那句臺詞，你相信它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在這個騙局中的人，經歷的那些心動、開心、忐忑等感受都是真實的，所以就算結果是騙局，她也算是談了一場戀愛。
愛情不一定是那種常規的起承轉合：跟一個人相遇，確定關係，開始相處，然後分手或者更長久地維持了這段關係，纔算是談了一場戀愛。我覺得愛情可能只是一個moment，一個眼神，或者一個心動心跳的感覺。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澎湃新聞：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電影中展現的香港社會背景下的愛情和人際關係有什麼獨特之處？
何妙祺：不只是香港，其實是城市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都會有類似的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們都更注意保護自己。雖然大家生活在密集的空間裡，但心的距離很遠，很寂寞。這種寂寞影響着人際關係，人們就會通過網絡去了解他人，但看到的只是對方想展示的一面，那種戒備之下又會越發孤獨。就像電影中的角色，即使身邊有朋友，可能也並不真正瞭解彼此，在愛情中也會受到這種狀態的影響，渴望通過網絡尋找慰藉，卻又面臨很多未知的風險。
網絡時代愛情開始容易深入難，人們可以很快選擇開始一段關係，但在現實交往中卻面臨更多問題。所以就像電影裡男女主的關係發展中，他們在網絡上互相交流，產生感情，但在走向現實見面交往的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比如擔心對方是否真實，見面後是否還能像網絡上那樣相處，就變得更加戰戰兢兢。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澎湃新聞：但像餘笑琴已經是這麼成功的一個女性，數億身家，頭腦清醒，真的因爲單身孤獨到像電影中那麼無助嗎？
何妙祺：當然我有一個比較“狡猾”的設定，是她前面的一段婚姻，她的先生莫名從生離變成死別，這種創傷讓她的心總是好像空了一塊。而對方恰好一開始的人設就讓她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感受。
另外就是這個角色，真的跟我們看見的那些被騙的女生很像，很多人是因爲自己本身在生活處境裡非常不開心，所以在另外一個虛假的空間裡去尋找一種慰藉。她們可能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見面，甚至直言對方到底是真是假都沒關係，因爲她要的就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些浪漫情感。真的就是簡簡單單的“早安”“晚安”就可以打動她們，令她們快樂。甚至還有一個女性和一個“德國人”網戀，她一邊明知道對方是騙子，但她說只要對方願意一直維持這種關係，就願意給對方錢。別人騙不了她，她可以自己“騙”自己。
吳君如是一直被低估的演員
澎湃新聞：這次吳君如在電影裡的表演很出彩，但又非常不同於她以往“大笑姑婆”的形象，是針對吳君如老師的量身定製嗎？你怎麼發現她可以演出這種細膩走心的風格？
何妙祺：不是故意量身定製，但確實是我寫劇本時，吳君如老師的形象自然就走進我的腦海裡了。這次她真的很好，大家都會覺得她是吳君如，可又是一個不一樣的吳君如。她是在演喜劇，可是又沒有用以前演喜劇的方法去演。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她看劇本也知道這個是喜劇，但又不是她以前一貫演的那種喜劇，就有專門來跟我討論用什麼方法演出。我告訴她想嘗試一種跟以前我們傳統香港喜劇有一點不一樣的，可能笑點沒有那麼密集，也不需要很誇張的肢體語言來搞笑。我說希望她把生活感做得更細膩、收斂一點，所以你會看到她每一個很細的表演裡面是有趣的，我覺得這個是蠻困難的。剛開始大家會摸索表演的程度，她先按自己理解演，然後我們再調整，找到合適的狀態。
吳君如一直是一個被低估的可以做正劇的演員，她有一部電影叫《朱麗葉與梁山伯》，那個是真的很悲情的戲，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演喜劇當然好，但也因爲經常演喜劇就被定型了，可能導演們考慮正劇的女演員的時候，不會考慮她。但因爲我自己寫喜劇，總會覺得喜劇其實是更難的，能演喜劇的演員通常演正劇都能拿捏得很好。而且她本人的性格也是這樣大剌剌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她在我腦中就真正成了我在創作的餘笑琴這個角色。時代獨立女性，有一點挑剔，有一點脾氣，藝術品位很好。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澎湃新聞：現場有怎樣的火花？電影是有比較多即興的成分嗎？
何妙祺：她經常也半開玩笑說，這次最大的對手是手機，都是跟手機對戲。演員有個真人對手是更容易激發情感的，但是我這個題材是真的都是拿着手機演出，很考驗想象力，我覺得她拿捏得很好，真的展現出跟一個網絡情人談戀愛的反應，沒有很誇張，都是很細膩很走心的。
我特別喜歡她在居酒屋回憶的場景那一段，我寫的是她喝完一口放下酒杯，再拿起來喝，而她表演的是不放下酒杯，一直追着回憶在喝，這種表演比我想象中更好。現場有一些即興創作，比如她在很開心心花怒放時會把戀愛中那種忘我的狀態自己放大一點，讓表演更有對比。
澎湃新聞：電影裡的兩個人其實都很孤獨，有悲情的底色，但故事上又有往喜劇上靠的意圖，其中的悲喜平衡如何把握？
何妙祺：這次創作劇本比較自然。我們想讓喜劇的幽默點是那種讓人會心微笑的，營造輕鬆氛圍。我們經常說喜劇，悲劇就是悲劇到極致，悲劇到一個荒謬的程度，就是一個好的喜劇，所以男女主人公設定爲兩個孤獨的人，因爲網絡產生一段微妙關係，這種從孤獨到因網絡結緣的變化在外人看來可能很荒謬，但這種荒謬感其實就帶來一種輕鬆感。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澎湃新聞：在情感的交流和表達狀態上，吳君如這樣一個成熟女性的網戀狀態卻特別 “純愛”，是怎麼考慮的？
何妙祺：可能我腦海中一直有很多“最後纔看一眼”的那種不相見的故事，我本身對這種故事比較情有獨鍾，也可能因爲我作爲作者本人，在現實生活裡沒有很想跟人家交流。而且我覺得人在戀愛時就是會有 “回春” 的感覺，變得像小孩子一樣開心。
澎湃新聞：用現在的話說，吳君如在電影裡是個“戀愛腦”，你怎麼看待 “戀愛腦” 這個詞？
何妙祺：我不是很理解爲什麼這個詞現在變得有點貶義，我覺得戀愛是很開心的事情。如果還沒遇到讓自己 “戀愛腦” 的對象，可能會覺得不應該戀愛，但遇到了就不會這麼想了，這是緣分的問題。
澎湃新聞：近期的幾部愛情電影中，女性對於情感的自主性都變得更高，你對這種變化有怎樣的觀察？
何妙祺：可能是現在女性的身份在社會的資源已經更加平等，學歷越來越好，工作機會也多了，那這些都令兩性關係更加平等，也讓女性覺得自己可以有比以前更多的話語權。但是我自己其實並非從女性主義出發，我更加相信個人主義，我怎麼開心怎麼來，在愛情這個範疇裡，就是自己定義自己的愛情，可以從很主觀的角度看這場戀愛。
《我談的那場戀愛》劇照
躲在故事後面的編劇，被迫“轉行”做導演
澎湃新聞：什麼時候有做導演的想法？從編劇到導演，對你來說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何妙祺：我自己蠻享受當編劇的，本身也不是念電影，從來沒有拍過片，真的也沒有想過要當導演，我覺得當導演太難了。我做導演純粹是因爲三年沒有開工。然後監製有一天告訴我說香港有個首部劇情片的比賽，是政府資助給從來沒有拍過片的新導演的比賽，贏了就有800萬獎金。監製說，既然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又是符合資格能申請參加比賽的人，不如就試一試，就寫了一個劇本去參加比賽。這個起因真的特別單純，就是很實際的原因，想開工，想有一個項目能落實。
因爲我本身是一個蠻內向的人，我喜歡做編劇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溝通的對象沒有很多，只有導演跟監製，然後你就可以躲在家裡寫劇本就好了。但是現在做導演就要直面整個團隊。但現場拍攝沒那麼困難，因爲整個團隊都太好了，但我最近常常開玩笑說，對我來說最難的事情，是宣傳的時候要不停拍照。
澎湃新聞：從履歷看，你早期的創作履歷裡，就有《內衣少女》這樣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電影，但當時女性的處境和表達應該和現在有挺大不同吧？
《內衣少女》海報
何妙祺：《內衣少女》是我進入這個行業的一個契機，在《內衣少女》之前，我沒有參與過劇本的創作。
當時這個劇組要招聘一個creative writer，就是幫忙整理資料，寫一些東西。碰巧我大學念服裝，其中一個課程是關於內衣的設計，我就去應徵了這個兼職，那是我第一次瞭解到電影的創作是怎麼回事。
當時香港還蠻流行的一件事是，把上映的青春電影，變成小說出版，配合電影的宣傳來賣。當時的監製陳慶嘉就問我，你有沒有興趣把這個劇本改成小說。我當時已經對寫故事產生興趣，本來已經找到設計師的工作，但我還是決定先完成這個小說。結果我放了自己一個月假。寫完小說後，找不到工作就失業了。設計師的工作沒幹成，陳慶嘉來問我有沒有興趣當編劇，我就進了這個行業，寫了第一部電影《人間喜劇》。
我覺得我的人生還蠻被動的，設計師工作做不成了，去做了編劇。當編劇沒工開了，又成了導演。每一次轉型，都是因爲前一份工作失業了。
澎湃新聞：爲什麼會面臨三年沒工開的情況？
何妙祺：就前幾年寫的劇本一直賣不出去，我跟監製都是喜歡寫這種愛情喜劇題材的，但這個類型過去幾年都是不太好找投資，就沒有人買我們的劇本。
澎湃新聞：香港女導演挺少的，尤其類型片。這個故事觸及到現實的東西挺多的，但最後你的故事還是走向了一個更“童話”的結局，這是不是和你一直在這個商業類型片訓練的體系中成長有關？
何妙祺：可能也和那麼多年一直是在做商業片編劇的訓練有關，是很自然就這樣寫出來。實際上我也不懂不知道怎麼去做很寫實的東西，我總希望把自己對人生和很多事情的看法，隱藏在創作背後，在故事裡偷偷把自己一些價值觀放進去，這樣對我來說比較有安全感。
我和監製一起寫劇本的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對愛情，甚至會對人性比較悲觀的，但是我們消化悲觀的方法就是把它幽默，用善良的幽默轉化它變成喜劇。比如我們覺得愛情裡面可能有很多虛假的東西，那我們就用一個虛假的騙局來問真正的愛情是什麼。直接把悲觀寫進劇情，去揭露人性醜陋什麼的，那不是我擅長的事情。當然理智會知道可能現實很醜陋，但是如果我作爲導演，我還是想把一些人性的善良放在電影裡面。如果現實裡沒有這麼好的事，走進電影院裡的時候，做夢也好，幻想也好，在那一刻，可以短暫地感受到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