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傳真－綠色增長論述 促進能源轉型

綠色增長髮生在經濟和環境效率同時達成的情況下，爲減緩氣候變化而進行的投資和創新將有利於經濟增長。圖／美聯社

近年來的「氣候政策典範」（Climate Policy Paradigm），已經從以往悲觀消極地認爲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轉變成爲經濟增長和環境永續可以共存的建設性模式。正因爲如此，氣候政策的重點也從原本只關注能源轉型成本，擴展到如今亦包括創新和增長的機會。然而貿易摩擦、預算限制和分配問題，卻也爲降低依賴化石燃料行業碳排放與擴大可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帶來新的挑戰。

「典範」爲公共討論和政策制訂設定了基調，並藉由提供一套具有主導性的概念、理論和政策工具，來對政策制定者理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產生影響。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雖然罕見，然而一旦發生，卻往往能爲國家以及社會思考和因應挑戰的方式帶來重大變革。

■氣候政策典範移轉，從消極因應到追求永續與成長

這樣的典範轉移過去幾年就在氣候經濟學的領域中發生。綠色增長（Green Growth）不再被視爲遙不可及，或是認爲環境永續即等同於放棄財富與增長。這種看法與早期的理論形成鮮明對比，氣候變化緩解最初被視爲一種成本，因爲學者們認爲導致環境遭到破壞的根本原因是過度消費，抑或認爲政策制訂（如碳定價）難免會在一定程度上壓抑消費。隨着經濟架構和理論擴展了各個領域對於綠色轉型相關動態的認知，以及政策制定者成功實踐了這些想法並得到證據上的支持，加上民衆和企業對於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的理解，綠色政策的被接受度逐漸提高，這些都是成就典範轉移的主要原因。

綠色增長髮生在經濟和環境效率同時達成的情況下。此時，爲減緩氣候變化而進行的投資和創新即有利於經濟增長。能源效率提高從而節約資源便是其中一例。激進式創新即使在短期內的回報可能並不確定，長期而言勢必可以對經濟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與標普全球評級的資料，目前以國外的案例來看，太陽能光電和在岸風電這兩類可再生電力的均化發電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已經低於化石燃料發電，就是一個激進式創新可以產生長期效益的具體例子。

綠色創新愈能建立在現有知識和資源之上，就愈容易能將資源重新分配至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技術隨時間進步及達到規模經濟的情況下，環保產品可能變得更爲便宜，最終達到促進消費者需求與增加企業和投資者利潤的效益。一旦民間參與度提高，對公共補貼的需求即會相應減少，此時碳稅便能發揮更大作用，以確保綠色增長實現減排並取代非綠色技術。此外，隨着消費者對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認識增加，民衆對於以環境爲代價的經濟擴張支持度也會降低。

如今一些已開發經濟體，無論是在生產抑或消費的基礎上，都已經做到了將經濟增長與排放脫鉤，代表這些經濟體並未藉由將碳足跡外包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顯示目前推動中的綠色增長觀念是有效的，並有助於新的典範紮根。與此同時，實體氣候風險造成的損失增加，也爲加快緩解努力提供新的動力。

■經濟民族主義崛起，成全球邁向淨零碳排的新挑戰

然而，擴大可再生能源的規模除需要時間及更多資金投入外，還同時面臨其它困難。對於制訂政策的政府而言，單靠提供大量綠色補助金很難達成同時減排和取得增長的目標，因爲在債臺高築、低增長和高利率的經濟背景下，增加轉型支出意味着政府必須做出更多取捨。民衆或許會支持減緩氣候變化的支出，卻未必願意放棄其它方面的需求，而政府的預算限制實際上已經成爲開發中國家落實能源轉型的阻礙。

在當前更爲分裂的全球格局下，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國家主導的工業政策以及貿易的武器化都對實現能源轉型產生不利的影響，進而可能拖慢邁向淨零的進展。筆者認爲，若要樹立永續的綠色增長典範，就必須做到讓所有國家都能跟上腳步。換言之，儘可能地公平分享綠色轉型帶來的成果實爲加速邁向淨零的關鍵，但這終將會是一個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