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周總理提議：中央該考慮我是否適合當總理
1958年6月9日，在一次看似普通的政治局會議上，一向沉穩的周總理，突然表現出了想要辭職的意向。
他對與會者說，希望中央能夠考慮一下，看自己是否還適合當總理。
此言一出，現場的參會者一時有些沒反應過來。
爲何周總理在沒病沒災、頭腦清楚的時候，突然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呢？難道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要說這些，還得從那個風起雲涌的時代說起。
周總理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我黨歷來有5大書記、4個哲學家之說。
周總理不是書記，也不是哲學家，他的強項，是舉世無雙的執行力。
留學回國後不久，他就參與組建了並領導了中央特科，打開了我黨輝煌的情報工作歷史。
1934年，周總理因爲叛徒的出賣，而不得不離開第一線，回到中央蘇區工作。
在這之後，他幾乎擔任過黨中央的所有管理崗位，並且還參與了軍事指揮。
但是，當時的紅軍已經脫離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遭遇了失利。
在長征路上，周總理深切地感受到，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大局。
於是在苟壩會議、遵義會議等幾次重要的集體決策中，周總理堅定地支持了毛主席，讓其重新得到了紅軍的指揮權。
從此後，毛主席和周總理就成了彼此最默契的夥伴，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幫助，相得益彰。
建國之後，周總理的事情就更多了。
他這個新中國的總理，確實做到了“總理”，幾乎什麼事情都要參與決策。
從戰爭、外交等國家大計，到科技、教育等具體事務，莫不是如此。
當然，周總理最爲關心的，還是經濟問題。
新中國建立之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
蔣介石集團爲了一己私利，在各大城市掀起嚴重的通貨膨脹，讓人民的生存十分艱難。
而在1950年，朝鮮戰火燃起，中國爲了自己的戰略縱深，又不得不毅然參戰。
仍然十分貧窮的中國，不得不繼續集中起本就不多的資源，去解決一些主要問題。
周總理每天都往來各處，調整各方面的物資和關係，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兩個歷史機遇，也來到了中國面前。
爲了能就近支援朝鮮，蘇聯將完整的重工業產業鏈移交給了中國，讓我們在短短兩三年內，就初步實現了工業化。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爲了贏得中國的支持，也給了我們很多援助，並且派遣大量專家，幫助中國發展自己的科技。
在這一階段，中蘇關係密切而友好，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順利實現。
但是，到了1956年，一些新的情況，卻讓周總理感覺有些力不從心了。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國家很快就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過於輝煌，導致一些經濟部門在制訂計劃時，有些過於樂觀了，指標定得過高。
以至於那些身爲“過來人”的蘇聯專家，也覺得這個計劃很難實現。
就在經濟部門重新考慮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時，經濟過熱帶來的惡果，已經開始在一些地方出現。
很多大型項目集中上馬，導致了資金和生產資料的嚴重不足。
這種“冒進”的行爲，讓很多項目的前景很不樂觀。
其中，有一件事十分典型。工業部門並未經過謹慎覈算，就大量生產了並不適用於農業生產的雙輪雙鏵犁。
結果任務完成後，他們才發現自己的產量，比需求量多出了整整600萬架。
這多出來的產量，當然就是浪費。
問題是，這600萬架雙輪雙鏵犁，光是成本就達到了30億元。這種浪費，即使在今天看來，仍讓人覺得痛心疾首。
周總理察覺問題後，與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作了研討，最終決定，暫時叫停這種危害很大的經濟行爲。
同時，在經濟工作的會議上，周總理和陳雲還反覆強調，經濟工作要講求實際，不要“冒進”。
然而，很多人卻反對周總理的決定。當時的報紙上，都說周總理的行爲是“保守主義”，會讓全國人民“泄氣”。
甚至就連毛主席，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種說法。爲了大局，周總理只能在南寧會議上作了檢討。
然而，經濟規律是“硬道理”，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
全國的經濟形勢在“冒進”之風的影響下，越來越混亂。
生產資料的巨大浪費，以及政治上的不斷干擾，讓周總理十分苦悶。
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希望黨中央考慮，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國家的總理。
而毛主席，此時的態度卻非常鮮明，他堅決不同意周總理辭職。
毛主席在革命勝利之初，曾經給自己做了一個退休的規劃。
他想要在自己的晚年，去井岡山看看，去黃河看看，然後再重新走一走長征路。
他之所以能這麼想，其實是有些理想化了。
按照毛主席的設想，全國的工農既然翻了身，自然可以秉承自身的優良傳統，用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將國家導入正軌。
然而等到國家真正運轉起來的時候，千頭萬緒的事情就來了。
在國際不友好空氣的干擾下，以及極個別人的影響下，人民的思想境界，距離“自己教育自己”還差很遠，中國仍需要一個強力政府的領導。
不過即使如此，毛主席仍然沒有忘記去改造人民的思想，因爲只有如此，國家才能富強。
毛主席與周總理想法的差別，便是基於這一點。
但是，毛主席也十分清楚，在國家的發展並不如意的情況下，周總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的。
因爲只有周總理，才能將政府千頭萬緒的工作整合在一起，作出合理的安排。
也只有周總理，才能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縱橫捭闔，想到讓中國重返世界的破局之法。
同樣也只有總理，才能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儘量地作出平衡，讓國家的經濟損失能少一些。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周總理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威望。
一旦周總理離開了，不僅國家運轉會失調，人民也不會答應。
說來也巧，就在周總理委婉辭職的同時，擔任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元帥，也提出了辭職。
彭總的辭職，一方面是因爲身體原因，一方面是在尖端武器的研究上面，他遭到了蘇聯同行的非難，心中有些怨氣。
不過，國防工作同樣離不開這位一心爲民的老帥。
於是，毛主席決定舉行一個會議，挽留彭老總和周總理。
這個會議十分別致，與會者不多，開會的地點，也選在了毛主席起居的中南海游泳池。
至於會議的議題，更是簡單到只有一個，那就是勸彭老總和周總理放下包袱，繼續工作。
由於參會者比較少，這次會議並未留下具體的記錄。
但最後的結果，是周總理和彭老總都留了下來。
而且從此之後，周總理再也沒有提出過類似的要求。
每次國家有大的事情發生，周總理也總是衝在第一線，搶先承擔責任。
人們也能因此看出，周總理那顆爲了國家、人民而跳動的心臟。
周總理在那段特殊的歲月中，與陳雲、鄧公等務實的幹部一起，竭盡全力地保住了國家的工農業生產，讓國家的經濟有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
他的貢獻，全國人民都不會忘記。
周總理去世後，數十萬人民自發地沿着長安街送別，自發地發起悼念活動，這都是人民愛戴他的表現。
周總理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將永遠被人民所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