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子法規很憂心！工總：碳費規劃應考量150萬戶以上的家庭

工總理事長潘俊榮。（圖／吳靜君攝）

環境部加速於4月29日預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劃管理辦法」以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等碳費三子法，其中雖然針對納管對象設計過度轉型機制，以及自主減量適用之優惠費率級別，但相關配套細節並未考量產業跨國公平競爭與實務可行性問題，如此將無法協助業者實質減碳，工總今日表達憂心，除將在近期邀集相關公協會與高碳泄漏風險的業者，共同檢視碳費三子法並提出產業界意見外，也在第3次碳費費率審議會前，提出以下關切：

一、碳費制度應有環境、經濟與社會面的通盤性考量

工總表示，制度的設計與配套牽一髮動全局，相關措施如自主減量計劃、指定目標、優惠費率、高碳泄漏風險產業認定處理，以及減量額度扣抵等均會相互影響，然檢視目前子法草案相關規定，缺少借鏡產業實務減碳經驗。

(一)碳費衝擊最直接看的就是實質支出對產業影響，因此從費率與配套措施的搭配可見端倪。以自主減量計劃、指定目標與優惠費率爲例，倘優惠費率給予大幅優惠，但指定目標卻是無人能達到，那「自主減量計劃」形同虛設，看的到吃不到，對於產業實質減碳毫無幫助，徒增成本而已。

(二)我國爲出口導向國家，碳費應考量跨國公平性，確保廠商單位產品負擔碳成本與競爭國一致，以免影響競爭力。現階段我國競爭對手國之高碳泄漏風險產業，如水泥、鋼鐵及石化業，實際上都有保護措施而未實質支付碳價(如歐盟、韓國)，或價格較低(日本)。因此，費率不應該高過我國競爭對手國。

(三)碳費制度應參考背景條件相近之亞洲鄰近競爭國設計，而非能源與產業結構與我國相差迥異的歐盟國家。歐盟碳價高的國家，如瑞典、挪威，因地緣優勢，其再生能源及核能佔其能源結構超過9成，也不以出口導向製造業作爲產業發展策略，此與我國能源或產業結構差異大；若檢視再生能源僅27％，且以製造業爲主的波蘭，則無論碳稅或排放交易之實質碳成本，都不到新臺幣100元。

(四)徵收碳費對經濟與社會均造成衝擊，應給予產業充分因應時間，而非貿然上路，如日本自2012年徵收碳稅，共分三階段才逐步提高碳稅費率至新臺幣61元；而新加坡碳稅費率從2024年起調升，但已提前3年告知廠商，並於相關配套措施完善後再給予1年時間，以利廠商充分因應。

(五)課徵碳費是希望透過碳定價引導產業使用低碳原物料或製程技術，但如果沒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則碳費費率再高，都無法達到造成減碳的政策目的，相對的只會損害國力。

(六)碳費衝擊評估應包含產業承受能力及物價上漲衝擊的考量，並非任何成本在現實面都能完全轉嫁，尚須考慮產品價格對競爭力影響。當碳費成本超過公司淨利且無法完全轉嫁，則高額的碳費將會是公司沉重的負擔，甚至使其轉盈爲虧，導致公司降薪、裁員，甚至衍生失業問題。鋼鐵、石化業屬產業碳關聯性高行業，相關就業人數約150萬人，降薪或裁員將影響150萬戶家庭，近全臺20％人口，因此碳費整體制度規畫須謹慎。

二、自主減量計劃及指定目標應有合理設計

(一)早期投入減碳的產業，後期減碳更困難；因此，減碳基礎的基準年設定非常重要，加上排放量高低會受產量訂單影響，減量邊際效益會產生遞減。環境部擬採2019至2023年的5年平均值爲基準年排放量，但該期間適逢新冠病毒爆發及俄烏戰爭，並非業界常態生產狀態，無法反應具體產能及排放量。基準年設定宜保留較大彈性，避免各產業因景氣差異，造成減碳難度，建議可以參考空污許可證作法，採2017至2023年任選3年取平均值，以保留彈性。

(二)如果以2019至2023年的平均值爲基準年，指定目標皆要求減量30％，若A廠於2019年前已投入減碳，但B廠卻尚未開始，則兩者減碳30％的難度顯然不同。應將產業早期配合政府政策所投入減量成果併入基準年計算，纔可以解決產業先減先輸的不公平問題。(如產業於環境部及經濟部共同見證下，自2006年來輔導產業減量之自願減量績效)

(三)減量措施效果無法立竿見影，因此碳費應每年結清。建議前期僅檢視減量措施執行進度，不設定每年削減率目標，若該年度符合執行進度，則當年度應適用優惠費率計算並結清，後續不得再要求追繳。目標年同步檢核減量幅度時，倘遭遇非廠商可控因素，如全球景氣影響、基礎建設進度不如預期，以致無法達標，應保留一定彈性。考量廠商確實已投入減量措施並付出成本，建議若減量達一定減量比例，仍可適用優惠費率繳交碳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