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軍國：戰前日本、皇軍與統帥權

太平洋戰爭終戰七十週年，不可迴避地，在檢視這段歷史時引發戰爭的「日本」自然會成爲焦點。但是探討一個國家，最忌諱的就是斷代式的觀察。就像在看臺灣今天的親日現象時，如果不把終戰到戒嚴時代的國民政府也一併列入探討對象，得到的臺灣觀察絕對會是片面而扭曲的。同樣地，會發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本，也不是突然得了好戰瘋狂傳染病，而是從明治時代開始，一連串歷史的演化讓這個國家走向戰爭之路。甚至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史，就隱含着軍隊暴走的基因。在討論這段震動亞洲的歷史之前，我們必須先思考兩個非常重要的名詞。

「皇軍」與「統帥權」。

誰擁有日本的軍隊？（圖：佔領南京的日軍大將鬆井石根） 圖／維基共享

▎「皇軍」？

首先，我們來看看「皇軍」這個概念是否正確。

如果就歷史事實而言，「皇軍」這個詞從來沒有成爲大日本帝國軍隊的正式稱呼過。一般在戰前或戰爭時，日本軍的自稱是「國軍」或是「帝國軍」。從不管是最近的《永遠的0》或是《山本五十六》等電影中，片中角色都是自稱「帝國軍人」。所謂的「皇軍」一詞大多出現在宣傳品和民間的各種「激勵性」作品中。

日本早在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桓武天皇就廢除了「國軍」而以所謂的「健兒制」代替。後來我們看到的貴族、甚至皇室間紛爭中出現的武士，其實是一種私兵而非國家武力。從十二世紀末鎌倉時代（1185年—1333年）開始，一直到江戶時代結束（1603年—1868年）爲止，其間除了後醍醐天皇短暫主政的建武新政時期 (1333年－1336年）之外，日本一直都是由武士組成的武家政權在主導政治。也就是說，日本其實有長達七百年時間，天皇沒有自己直屬的軍隊，並且被定位成不實際介入政治實務的象徵性存在。

明治維新之後德川幕府瓦解，進入了所謂天皇親政的時代。不過幕府的崩潰，是薩摩和長州等強藩以天皇爲精神象徵，用自己的財力和兵力打倒的。所以在明治時代初始，天皇手下連一個直屬的軍人都沒有。一直要到薩摩和長州等強藩把藩屬的私兵「獻上」給朝廷成爲「御親兵」，天皇纔在相隔七百多年後，重新擁有自己的直屬軍隊，也就是廣義來講的「皇軍」。

日本就以這支軍隊，迎接了關鍵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圖／維基共享

後來日本以普魯士爲範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把天皇設定爲帝國主權的擁有者。但實際上，日本仍然持續了天皇作爲崇高的存在、萬非不得已否則不直接對政治表示意見的傳統。而所謂的皇軍，其實主幹也是由薩摩主導的海軍和長州主導的陸軍所構成。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下，日本軍的自稱是「帝國陸軍」與「帝國海軍」。於是，日本就以這支軍隊，迎接了關鍵的日清戰爭（中稱：甲午戰爭，1894）與日俄戰爭（1904－1905）。

明治維新是日本在列強壓力下內部產生的化學變化。而維新之後，日本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列強的進逼，並且自身也成爲列強之一。於是朝鮮半島和滿洲就成爲了日本最大的被害妄想來源；因爲害怕朝鮮和中國的積弱造成俄羅斯南下，而和日本只隔着對馬海峽咫尺相望，促使日本賭上國運、打了這兩場慘勝的戰爭。司馬遼太郎甚至誇張地形容，整個明治時代都是爲了日俄戰爭作準備的年代。

日俄戰爭過後，日本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帶來的好景氣，以及隨之而來的戰後經濟大恐慌（1929－1933）。此時，在日俄戰爭中尚未派上戰場的青壯派軍官們開始擡頭，帝國軍也開始面對兩大問題：第一個是非「官軍」（幕末時代與幕府爲敵的各藩）出身軍官，不滿薩長等派閥長期佔據軍隊要職；第二就是對於因爲經濟恐慌，鄉下地方開始出現人民餓死和「賣女兒」慘狀而希求國家改革的「憂國之心」。這兩個問題，最後就以「皇道派」的出現作爲總括。

「皇軍」一詞就出自於皇道派軍官的精神領袖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的主張。皇道派一方面主張軍隊直屬於天皇的正當性（雖然在明治後名義上帝國軍人原本就是天皇的「直參」）來對抗薩長等軍中派閥，一方面認爲當時日本的慘狀就是政治和軍事被新特權階級把持所造成的，爲了救國，日本唯一的出路即是「昭和維新」和「清君側」。

日俄戰爭。 圖／維基共享

▎皇道派與統制派之爭

皇道派的興起也讓軍方意見分裂，與之對抗的軍中派系則被稱爲「統制派」。最後皇道派的主張就以著名的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1936）徹底爆發。

但是這個以「清君側之奸」爲號召的軍事政變，卻因爲昭和天皇罕見地公開表態、要求將士歸隊的不支持聲明而失敗。皇道派也因此失勢、在軍中被統制派壓制，皇道派的核心人物荒木貞夫也被下放、編入予備役，直到1939年，荒木才得以出任近衛內閣的文部大臣來主推「皇道教育」。

不過皇道派的另一個「打破藩閥」的主張，卻得到了實現。後來軍部雖由統制派當權，但是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統制派，當初在把「薩長的軍隊」變成「天皇的軍隊」這點方向一致。

但爲什麼會是「天皇的」而不是「帝國的」軍隊？其實只要觀察一下這段期間軍方重要人物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統制派，都有大量「舊賊軍藩」出身的人物。荒木貞夫、石原莞爾、岡村寧次、山本五十六，甚至後來的首相、統制派的代表東條英機等人，全都出身自幕末時代支持幕府側的賊軍地區。幕末時代打倒幕府的原動力就是「尊皇思想」，結果這些要打破尊皇思想催生的薩長特權階級的賊軍出身者，主張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其實我們比薩長更尊皇」。後來掌權的統制派，雖然不像皇道派般把天皇扛出來當人形立牌，但是他們主張的經濟排外、保護政策和全體主義，其實與皇道派的主張相差不遠，類似路線也將日本打造成了軍國主義式的新興列強國家。

由左至右：荒木貞夫、石原莞爾、岡村寧次、山本五十六、東條英機等。 圖／維基共享

▎天皇：有所爲，有所不爲

寫到這裡，也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前面提到700多年前後醍醐天皇建武新政，曾是天皇短暫擁有直屬軍隊的時代。當時後輔佐醍醐天皇打倒鎌倉幕府的功臣之一，就是後來軍國主義期，被政府拿來當忠臣樣版人物的「大楠公」——楠木正成。這位善於以寡擊衆的忠臣名將，在與天皇爲敵的武士領袖足利尊氏逼近京都時，曾向天皇獻策，要誘敵深入將足利軍誘入京都後加以殲滅的必勝之策。但是這個必勝之策，卻被毫無軍事常識的貴族以「丟官軍的面子」而駁回，讓這個千古名將帶着絕望的心情毫無勝算地出擊而慘烈戰死。

這就是700多年前皇軍始祖的悲壯而「無念」的最後結局。

奮戰身亡的楠木正成，故後成爲日本「軍神」的代表之一。 圖／維基共享

如果把歷史回推到忠臣楠木正成的無念之死，即會發現所謂「皇軍」這個名詞，充滿了日本軍人針對「國軍」地位數百年來的「怨念」。而說到怨念，又不得不提到讓日本軍國主義化推手的幽靈——「統帥權」。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關於天皇的部分共有十七條。其中第三條「天皇神聖而不可侵」（天皇ハ神聖ニシテ侵スヘカラス）說明了日本天皇的地位獨特性。而在天皇權力的部分，第四條明確規定「天皇作爲國家元皇總攬統治權，依據本憲法的條規而實行之」（天皇ハ國ノ元首ニシテ統治権ヲ総攬シ此ノ憲法ノ條規ニ依リ之ヲ行フ）。但是隻要對日本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日本國政的運行在明治時代是由天皇臣下的明治元老們爲中心執行，明治之後的時代也是由「帝國臣民」的文官武人來實際運作。

所謂天皇的「神聖不可侵」地位，極大一部分是由天皇作爲最高象徵而不實際參與決策的作法來保持的。就連日本史上被視爲政治性最高的明治天皇，也極少在作出國家最終決議的「御前會議」中發言或真正作裁斷。除了決定日俄戰爭開戰等少數場合外，明治天皇甚至在初即位不久、決議是否徹底討伐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小御所會議」這種決定國運的場合，都沒有任何發言表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事者昭和天皇，也只在對美開戰時的御前會議，唸了一首希望和平的御製和歌，另外兩次御前會議的發言，就是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決策。

聽起來如此愛好和平的昭和天皇（右一）時代，爲什麼還會引爆太平洋戰爭？ 圖／維基共享

那麼，聽起來如此愛好和平的昭和天皇時代，爲什麼還會引爆太平洋戰爭？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至今仍在日本爭論不休，又真的只是因爲日本人對天皇無條件的奴性嗎？這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統帥權」被許多日本學者定義成「帝國幽靈」的原因。

所謂的統帥權法理基礎，來自憲法中的第十一條「天皇統帥陸海軍」（天皇ハ陸海軍ヲ統帥ス）和第十二條的「天皇制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ハ陸海軍ノ編制及常備兵額ヲ定ム）。把這兩個條文和前面的第四條相比，就知道帝國憲法把軍事從國家全般的統治權中獨立出來，又由於天皇元首的地位所以當然爲陸海軍最高統帥，於是相對於第四條的「統治權」，產生了軍事上的「統帥權」這個概念。

但是就如同帝國憲法第十二條所述，天皇既然不是軍事專門家，所以絕對不可能像某個東北亞國家的全知全能獨裁者般親身制定各種軍事細規。於是就像國會與總理大臣爲首的內閣輔弼天皇實施統治權一樣，軍事上的「統帥權」自然由軍方的首腦（當時陸軍是參謀總長而海軍是軍令部部長）來執行輔弼的任務並實際執行，並在有重大決策時由軍方首腦向天皇「帷幄上奏」請示聖意；但如果再加上第三條所顯示的日本天皇「統而不治」、對上奏不表示自己意見以示神聖無私的傳統，則統帥權在軍部主導下「獨立暴走」的可能性就顯而易見了。

統帥權在軍部主導下「獨立暴走」的可能性顯而易見（圖：日軍介入西伯利亞，協助俄羅斯白軍抵抗紅軍）。 圖／維基共享

▎帝國幽靈：暴走的軍部統帥權

那麼當初明治元老們，爲什麼要設定這種具有危險性的憲法架構？

因爲在明治七年（1874）發生的「臺灣出兵事件」（又稱：牡丹社事件），讓陸軍的最高權力者山縣有朋痛感於軍隊仍無法完全被新政府掌握，明治十年（1877）發生的「西南戰爭」讓維新時的主力武士階級潰滅後，明治十一年（1878）參謀本部的成立讓統帥權正式確立，日本陸海軍正式在精神上成爲「直屬天皇的軍隊」。伊藤博文等明治元老特地把統帥權從統治權獨立出來，也是防止當時勢力高漲的民權派、或是殘存的舊幕府政治勢力取得政權後，政府仍能借由天皇的名義保持軍事權的保險。

但是這種保險，不久就讓伊藤博文等參與憲法制定者嚐到了苦果。1892年八月開始的伊藤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與清帝國發生了軍事衝突。當時非常擔心與大國間的戰爭將會拖垮小國日本的伊藤博文等人，在內閣會議中決定出兵，但只出動一個旅團（兩千人）來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及撤退事宜；但是當時的陸軍參謀本部次長——被稱爲「陸軍至寶」的川上操六認爲，只要是短期決戰，日本就有贏得戰爭的勝算。於是參謀本部瞞着伊藤，派出了八千人的陸軍部隊。

伊藤內閣的方針是儘量避免大規模衝突，所以用最小限度出兵；但是參謀本部卻無視於內閣政策，派遣了最大兵力來預備短期決戰。伊藤在知情後責罵川上時，川上的回答卻簡單明瞭：

伊藤嚴厲責備川上欺騙了總理大臣。川上更只淡淡地答道：

啞口無言的伊藤，這才發現自己被一手創造出來的統帥權箝住了喉嚨。

在日清、日俄戰爭的時代，明治元勳們用自己的器量和才識，把統帥權和統治權的分別運用，在天皇之名下發揮到極致。但是日俄戰爭這場跌破西方列強眼鏡，以小勝大的「第零次世界大戰」，讓日本開始「國家規模級」地失去理智——明明是戰爭加上外交手段，才讓日本這個小國用拼死奮鬥換來一場「相對性勝利」，國民卻錯覺日本已經是「列強」，甚至在日俄調停結束、沒有獲得賠款的消息傳回國內後，還在日比谷公園爆發了發佈戒嚴令等級的大規模暴動。

著名浮世繪師楊斎延一筆下的日俄戰爭。 圖／名古屋波士頓美術館

▎當暴走成爲傳統的悲劇

日清、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終於擁有了「列強」的稱號外殼。而這個外殼上最大的裝飾，就是大日本帝國在滿洲用戰爭奪取來的利權。太平洋戰爭前的兩場大戰，讓帝國陸海軍確立了國家化——在當時也意指「天皇直屬化」的皇軍地位；在這個前提下，「不能放棄陛下臣民先哲們用血換來的滿洲和朝鮮利權」就成了最大的正義，而要維護這個正義、軍部爲了達成自己向天皇效忠的目的，其手段不受統治權約束而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但在天皇用不干涉、不介入來維持象徵神聖性的傳統下，統帥權開始有了暴走的跡象。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所引爆的「統帥權干犯問題」，也正式宣告了這個帝國幽靈正式粉墨登場。

正如前述，昭和時代初期同時也是一個各國競相實施保護經濟的不景氣恐慌時代。這種時代氛圍也增長了皇軍思想的蔓延、和藉由在大陸的利權來打開新天地的妄念。軍國主義者藉由對天皇的效忠，合理化自己瘋狂擴張的軍事手段。統帥權的概念更促成了關東軍和大陸軍人擅自出兵而不聽政治指揮的「傳統」。這兩個要素促成的日本集體歇斯底里，編織出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不切實際的壯大妄想。

正如前言，如果我們斷代式的批判40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或是一昧地強調昭和天皇身爲國家元首的戰犯責任，而不去探討這些暴走的形成原因與背景，則我們所謂的「終戰反省」亦有可能形成新的誤解和互相仇視的無限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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