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思潮》俄烏戰爭及臺海衝突的「結構」與「誘發」（周永秦）

（圖／美聯社）

攻勢現實主義提出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2014年在9月/10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題爲《爲何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誤—挑釁普京的自由主義分子的妄想》（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的長文，指出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侵犯（當時甫發生克里米亞危機），其實源自西方對俄羅斯的過度侵略，包括北約與歐盟的東擴。「安全」始終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

米氏在該文強調，要解決俄烏緊張，就有兩點問題要處理：一、烏克蘭必須成爲中立國家；二、烏克蘭必須成爲北約與俄羅斯的緩衝國。此二問題不解決，將加劇西方與莫斯科敵對。米氏警告，屆時「每一方都會是輸家」。《外交事務》出刊後隔年，2015年6月，米氏以同主題在芝加哥大學校友周演說。校方將演說發佈在YouTube，意外在7年後獲得破千萬點閱，因爲俄羅斯真的全面入侵了烏克蘭。

對米氏來說，這不盡然意外。國際體系結構限制下，俄羅斯必然對西方軍事、經濟物質權力的進犯做出迴應，因爲大國「別無選擇」，這是俄烏衝突的「深層因素」（deep cause）。米氏狠批，西方對於價值觀以及政治制度的錯誤理解與強制推銷，例如基於法律規則的自由主義原則，以及經濟相互依存和民主，也都是對國際政治的錯誤觀點。這是赤裸裸對於自由主義的強烈批判，套他的話，「大幻象」(The Great Delusion)。

自由主義者當然沒有坐以待斃，得過普立茲獎的美國記者阿普爾鮑姆(Anne Elizabeth Applebaum)反批米爾斯海默等人的敘事根本是爲俄羅斯的貪婪和帝國主義辯護；芝加哥大學學生甚至發起抗議，要求調查自己的老師是否有拿俄羅斯人的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第九任院長科恩（Eliot Asher Cohen）認爲現實主義的觀點非常不現實，應該從領導人的個人人格角度來解釋。他在《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的文章聲稱，普丁不是一個「國際象棋大師」(Chess master)，而是一個年邁的獨裁者──偏執、殘暴、精神衰退。《紐約客》（The New Yorker)專欄記者Isaac Chotiner專訪米氏時後直接與他激辯，他堅持俄烏衝突應該要怪罪的是俄羅斯「帝國主義」行徑侵犯了自由民主的烏克蘭，而不是反省西方本身。

他們在意的點始終在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的俄羅斯本身，以及偏執狂妄、一心恢復蘇聯光榮的自戀普丁。可這些說法本身不能解釋爲什麼俄羅斯選擇在「此刻」入侵烏克蘭。米氏並非沒有考慮這些因素，他把這些理由歸於「誘發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意即基於莫斯科生存空間受持續擠壓的「深層因素」，再加上述那些元素作用才誘發侵略。很多媒體與評論在批判米爾斯海默時，都忽略他這些考慮。

同樣的卸責，在美中臺三方也出現一樣現象，將北京的侵犯歸罪到習近平本身對歷史地位的追求、第二個百年與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癡想，而忽略結構有限，現任強權與崛起大國在權力劃分下取得妥協。權力的過度逼迫，輔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領導人特質等問題催化，終將使華府難逃自毀反噬。太平洋夠大，但逐漸難容兩個偉大的國家。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結構因素還是誘發因素？看起來兩個都成立，缺乏戰略自主性而與華府處於某種程度的類結盟，對上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加上位處中華民族跨到偉大復興的第一道檻之時，又遇上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對抗的最前線，同時還有臺獨聲浪、美方不時造訪、北京日益頻繁的軍事騷擾。結構與誘發交織作用，已經不是妥協或剋制能簡單釐清的問題，也難怪米氏只能悲觀「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甚至讓「臺灣安息吧」（RIP Taiwan?）。如果理解結構組成，就知道臺灣所處環境有多複雜兇險。

攻勢現實主義畢竟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一支，更是衆多國關理論的一角，有其本身預測的缺陷與不足，應用其他理論會有不同解讀。「結構」與「誘發」提供的是一個回溯戰爭爆發的框架及行爲過程，旨在提點世人不忘歷史教訓，而在新格局中避免落入結構佈下的舊陷阱。是歷史與人類集體行動的借鏡，更多的辯論有助於全面解析。

但如果僅是因爲攻勢現實主義的自省與對西方本身的批判，就反而評其爲非主流價值的政治不正確，而缺乏深入解讀。那恐怕只會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歐洲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所長圖茲（John Adam Tooze）所評論的，這些批評與憤怒，更多是反映了自由主義觀點對於西方無法阻止俄羅斯的挫敗。

蘭德公司今年1月底發表《如何避免長期戰爭：美國政策和俄烏衝突走向》（Avoiding a Long War: U.S. Policy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指出俄烏戰爭長期化對美國長遠利益不利。俄烏談判時，烏克蘭應該妥協，放棄入北約維持中立；同時美國要確保維持對戰後基輔的支持，引起西方輿論譁然。蘭德和米氏對於戰爭核心因素的設定一樣：犧牲的必須是烏克蘭，而不是喪心病狂的普丁。大國結構下，必須向小國說再見，這種說法顯然政治不正確，也當然就被臺灣忽略了。（作者爲軍事評論員、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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