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江春澤學長一生身體力行地兌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承
由本站財經、本站研究局、經濟學家圈主辦的江春澤著述研討會於4月24日在北京召開。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在會上發言表示，在與江春澤33年的交往過程中，認爲她對學問、對國家、對民族有着深深的眷戀和責任。儘管做出了很多貢獻，但總是在兢兢業業地做研究，到她退休以後也一直堅持這一點
曹遠征
亦師亦友三十三載——我與江春澤學長交往的點滴回憶
（一）
1988年初，我與江春澤學長初次相識。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先前以“鬆綁”爲特徵的“簡政放權”已顯露出一些弊端，人們擔心中國又會重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覆轍，以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建設爲導向改革安排成爲時代的呼喚。爲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決定成立國外經濟體制司，從各部門抽調專門人才，在從事國外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的同時，組織社會的學術資源進行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在體制機制運行深化細化的分析，以形成借鑑，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由於我當時已從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畢業並就職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擔任比較經濟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底有幸進入抽調之列。
1988年也是國家機構職能新一輪調整時期。國家經濟委員會撤銷，其部分職能併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外經濟體制比較研究職能，遂與原國家經委的部分外事職能合併，成爲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機構，對外是國外經濟體制司，對內是外事司。比較研究和科研組織功能成爲司下面的一個處——比較經濟體制處，由我擔任處長。
由原先一個司的職能變成一個處，使比較處成爲體改委的第一大處，不僅編制多，而且人才濟濟。剛一建立，就有了多員幹才。從《經濟日報》國際部調入的牛鐵航、從社科院博士畢業並以牛津大學訪學回來的郭樹清，從北京大學世經專業畢業的碩士張建同，隨後又以委宏觀司調入的剛從牛津大學進修回來的王海軍和以理論宣傳司調入的社科院畢業的趙艾。當時，大家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及經濟學訓練，又有包括知青在內的工作經歷，甚至小有名氣。自以爲了解世界、熟悉國情，不僅思想解放，而且幹勁十足，一心爲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建言獻策，貢獻力量，在眼界和心氣很高的同時，渴望立下不世之功。一句話，朝氣蓬勃，敢爲天下先是其風氣。
在這樣一個氛圍下，議論領導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當時，我們就不斷猜測誰來擔任我們的領導，並頗有點“地下組織部”式的評頭論足。在不斷猜測議論中，終於在春夏之交的一天，委人事司帶來一位中年女幹部，介紹說“這是江春澤，是新調入的副司長，負責國外經濟體制比較研究及組織工作。”
望着貌不出衆，裝束樸素的女副司長，我心裡撲通一下，“她領導比較經濟體制研究能行嗎？”看了看其他同時滿臉的疑慮，我知道他們也有同感。直覺告訴我們：第一，我們之間有代差。江春澤最少大我們二十歲，能理解年輕人的衝勁？第二，她是工作多年的女幹部。長期受“左”的氛圍薰陶，不免存在衆多條條框框、領導方式呆板僵硬，能與我們交流嗎？第三，學術水平如何？能否勝任如此尖端並需要外語工作的研究及相關的科研組織工作？
（二）
與江春澤學長的交往，起初僅僅是領導和被領導的工作關係。原以爲是上下級程式化的機關工作，卻在時間的推移中改變了。我們逐漸發現她是一個平易近人、虛心傾聽下屬意見，甚至容忍牢騷的領導。她來自社科院，本身就是一個學者，深知學術氣氛的重要性。當年司長們在一間辦公室，而我們處則在走廊盡頭的另一間辦公室。她常常溜出來，到我們處的辦公室參與討論。因都是年輕人，經常爲觀點相左而爆發激烈的爭論，但她都不介意，甚至與我們爭辯。久而久之，我們也不視她爲領導，而是可以平等交流的研究者。
那時，她剛從美國訪學歸來，省吃儉用帶回了一臺電腦。那可是新潮貨，國內還是四通打字機的時代，而她的電腦卻已經是286了。她慷慨地將電腦放在我們處，供大家使用，並將帶回來的無論是電子版還是紙質版的最新的外文資料書籍爲大家分享，鼓勵每個人推薦書目並談讀書心得，甚至憧憬着建立一個內部小圖書館。本來，國家體改委就是一個研究型的機關，倡導思想解放，創新思路，推動改革。而比較處在她的領導下更成爲學習型處室，更有別於傳統部委機關“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官衙門處室。
在活躍比較處研究氣氛的同時，她利用在高校和社科院長期工作的人脈關係，爲體改委積極組織研究資源。我曾跟隨她頻繁走訪了社科院國際片的各個研究所，以及北大、人大等高校。她在世界經濟研究領域聲望甚高，洽談研究合作就容易許多。經過不長的一段時間，在廣泛瞭解各機構研究課題和研究動向基礎上，委外研究網絡開始形成，一大批知名專家成爲特約研究員。與此同時，在委內爭取支持，創辦了國外經濟體制比較研究的內部刊物，通過約專稿和專題會議形式形成研究報告，報送有關領導和部門，一時風生水起。九十年代初，江春澤學長主筆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對深化政策的決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篇報告就是這樣一個研究網絡的環境中形成的。
更難得的是，江春澤學長不僅是學者和研究工作的組織者，更是推進改革深化的實踐者。一旦發現有價值的研究報告，她便發揮司長的作用，上下奔走，促使研究轉化爲改革行動，其中一項研究令我記憶猶新。隨着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住房和社保問題開始顯現。1988年由我撰寫的新加坡住房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經驗借鑑的研究報告引起有關高層領導的重視。她迅速把握住這個契機，組織我們到深圳、海南這兩個特區進行調研。同當地體改委一起向當地政府溝通社保體制試點可行性。回到北京後，又及時向委領導彙報。這是我所知道的關於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個人賬戶建立的最早的改革嘗試。它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平安保險從蛇口工業區的分離，奠定其後來發展壯大的條件。
（三）
江春澤學長不僅以身作則，忠實地履行好副司長的領導職責，而且真誠地關心下屬的成長，盡一切可能創造機會培養年輕人。於是，久而久之，領導被領導的關係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信任的關係。對此，我尤其體會深刻。
如同前蘇聯東歐地區國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起點也是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前蘇聯東歐國家的體制弊端及其改革經驗教訓自然是當時優先借鑑的對象。事實上，國外經濟體制司甫一成立，特別是隨着中蘇關係的正常化的展開，就開始通過我國在這些國家使館經參處建立聯繫。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爲便於瞭解當時民主德國的改革動向，國家體改委決定派我去聯邦德國學習。
由於德語是必備的語言工具，在北京外語學院進修德語，成爲赴德學習的第一道門檻。當時國外經濟體制司剛剛組建，工作千頭萬緒工作和學習不能兩頭兼顧，一時間左右爲難。出於對年輕人成長的關心，她主動承擔了比較處的日常行政工作，使我這個處長可以騰出更多時間專心進修。
在聯邦德國學習的近兩年的時間，也正是柏林牆倒塌，兩個德國合併的時期。蘇聯東歐的崩潰令人觸目驚心，國際思潮變幻令人困惑茫然，我曾在德國中央銀行漢堡分行實習期間親身參與了兩德馬克合併廉價處理東德國有資產的操作，也在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見證了韓國代表團，在學習兩德合併經驗後那種欣喜若狂的表情。凡此種種，不免對身處世界變局中的中國前途感到擔憂。也正是在這些日子裡，江春澤學長不斷來信，一方面介紹國內的情況和改革的進展，另一方面鼓勵我認真學習。多觀察德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尤其要關注兩德合併進程的曲折與矛盾，如果可能，也可以寫成文字寄回國內，以供參考。這不諦爲動盪年代孤懸海外的我們夫婦帶來了報效祖國的信心。與此同時，信中也噓寒問暖，以她在國外生活的經驗提醒生活細節，令人倍感親切。每每在德國讀到這些信，我愛人總要說一句“我們不能辜負江司長的信任。”我想，這也是在那段萬馬齊喑中國改革低潮期，我們夫婦依然能在學業完成後如期歸國的原因之一。
時至今日，我手頭還保留着幾大本國外經濟體制司內部報告合訂本以及當時由人民出版社和改革出版社出版的精選專集。其中多篇就是我從兩德合併第一線觀察到的進展及其分析報告。現在翻閱起來，腦海裡不斷浮現出江春澤學長的音容笑貌，正是國外經濟體制司那段激動人心的歲月，在我們心目中，江春澤由領導變成了同是中國人民大學校友的學長，變成可信賴的朋友。
（四）
1991年底，我們夫婦如期回國。第二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又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年，我也奉調離開了前後工作五年之久的國外經濟體制司，來到改組後的國家體改委研究所擔任副所長，負責科研及組織工作。雖然這時我已與江春澤職務平級，但在我心目中，她仍然是領導和學長。我常向她請教領導經驗，尤其是她在社科院期間管理科科研的經驗。後來，她調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中心負責科研組織工作時，因工作類似，這種請教與交流更多了一些，使我受益良多。
1998年，國家機構職能又有了新一輪調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改組爲國務院內設機構——體改辦。因職能調整，人員縮編，我也被分流到中國銀行。擔任全資附屬的投資銀行——中銀國際的副執行總裁。中銀國際的總部在香港，非銀行金融業務是其主業，而內地國有企業重組及海外上市又是重心。得益於在德國學習到的重組東德國有企業的金融操作技術，我在中銀國際的業務工作尚不吃力，但畢竟香港的環境不熟。這時，謝明幹同志正擔任香港《經濟導報》的領導，江春澤也正好在香港探親。她們夫婦邀請我到家中做客，除介紹香港的情況外，還毛遂自薦當導遊，陪我走遍港島，熟悉風土人情，加深我對香港的瞭解。熱心腸的確令人感動。
由於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在工作之餘，心裡總覺得缺點什麼？尤其隨着中銀國際的業務漸入佳境，這種感覺日益強烈。一天，江春澤來到我家，告訴我她已經退休，但仍在堅持研究，否則就趕不上形勢了，並戲稱“這是防止老年癡呆的最好辦法。”隨即，又開始與我討論經濟問題，並希望我不要放棄學術研究。我爲她的心勁深深折服，也促使我下了決心，辭去管理崗位，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繼續專心從事研究。
後來一段時間，我與她的接觸少了。一打聽，才知道她們夫婦被朱鎔基同志邀請去編寫《朱鎔基講話實錄》等有關文獻了。編寫工作是繁重的，她們夫婦爲此付出了7年的時光。然而，大功告成之時，她們並沒有爲此自傲，仍默默地躲入書齋開始自己的研究和寫作。
江春澤夫婦一心向學，卻不擅長家務。孩子又不在身邊，生活簡單，家裡除了堆滿了各種書籍文獻資料外，也沒有多少家當。每天簡單湊合吃點東西后，便各自讀書寫作，直到深夜。特別是江春澤學長，曾經患過癌症動過手術，長期伏案，更不利健康。大家總是提醒他們別太勞累了，她們夫婦總含蓄地回答說“習慣了”。尤其她們後來在海南居住的時候，與我父母同在一個小區，春節探親，經常見面。除不時提醒他們注意身體外，我們夫婦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做點好吃的，改善一下她們的伙食，以聊表心意。
2019年6月的一天，江春澤學長興奮地給我電話，希望我參加謝明幹同志的新書發佈會。會場設在原物資部新老幹部活動中心。會場佈置十分簡樸，唯一顯眼的，就是謝明幹四卷大部頭著作。但發佈會卻十分隆重，高朋滿座，吳敬鏈、高尚全、魏禮羣等老一輩專家領導都到場祝賀，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作爲後輩也發了言。江春澤在忙前忙後張羅着發佈會的同時，抽空告訴我，謝明乾的書她參與了文章的篩選和修改，這使她自己的著作有些許耽擱，不過很快也會完成，到時還要請我參加她的新書發佈會。
會後，我請她們夫婦吃飯慶祝。席間，江春澤學長意氣風發地給我講述了她的新書內容，以及今後更宏大的寫作計劃，謝明幹則頜首微笑，頻頻點頭，並表示他一定協助完成。聽着他們對未來的宏大暢想，望着他們神采奕奕的樣子，我明白了一件事：他們這一輩知識分子，年少寒窗，圖中華崛起，歷經磨難，但癡心不改，烈士暮年，仍壯志凌雲，耄耋老人，卻筆耕不輟，春蠶燭光，唯鞠躬盡瘁，因爲民族復興是他們畢生的信念和奮鬥的目標。
今年，隨着新冠疫情漸漸退去，正期待着江春澤學長新作面世好消息的時候，噩耗卻傳來，她突然駕鶴西去，使人始料不及，深感悲痛。然而，悲痛之餘也有欣慰，江春澤學長一生身體力行地兌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承，“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傳承的精神令吾晚輩仰視，“雖不能身至，然心嚮往之。”
亦師亦友的江春澤學長，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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