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用父子鏡像講述一段東北往事

◎李寧

作爲上世紀末國內首屈一指的攝影師，顧長衛在轉型導演之後也頗爲成功，接連創作出《孔雀》（2005）、《立春》（2007）、《最愛》（2011）等質量上乘的文藝片。可惜後來誤入現代都市愛情片領域，拍出了《微愛之漸入佳境》（2014）、《遇見你真好》（2018）等折戟之作，成爲其導演生涯的一段“歧途”。

近期上映的電影《刺蝟》稱得上是其回勇之作。影片以少年周正與姑父王戰團兩個“異類”的生活經歷爲核心，從家族視角建構了一則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東北往事。事實證明，當顧長衛迴歸這類以邊緣人、地方性與時代感爲標識的文藝片時，往往能夠從容自如，發揮出應有的水準。

勝利的幻覺

《刺蝟》改編自短篇小說《仙症》，原著作者鄭執位列編劇之一，確保影片基本遵循了小說的框架。在今年舉辦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刺蝟》斬獲最佳編劇獎，貢獻絕佳演技的葛優遺憾地錯過“影帝”。平心而論，影片的故事情節失於冗長與散漫。反倒是葛優加持下的王戰團，纔是這部作品最富有感召力的靈魂。

顧長衛素來喜歡塑造邊緣人物。《孔雀》裡的姐姐高衛紅不甘於生活的平庸，一心懷揣着成爲傘兵的夢想。夢想破滅後，她騎着單車，載着自己縫製的藍色跳傘，孔雀開屏般穿梭於街頭，成爲國產電影中的經典一幕。《立春》裡的王彩玲、黃四寶、胡金泉等幾位文藝青年，都是生活洪流裡的異類。跳芭蕾的胡金泉毫不保留地剖白自己的痛苦：“我就像一根魚刺一樣，紮在很多人的嗓子裡。我真是個怪物。”最後他甚至不惜投身牢獄，跳起人生的鐐銬之舞，將自己自絕於熙攘俗世。

《刺蝟》同樣塑造了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怪物”：王戰團與周正。與原著將主要筆墨灌注於王戰團不同，影片擴充了周正的篇幅，形成了鏡像式雙主人公的人物設置。一位是因舉報行賄而遭受報復以致失常的精神病人，一位是深陷家庭與學校重壓而日益緘默的口吃少年，他們是棋局般的社會結構裡被卡住的“死子”，彼此成爲世俗污名裡的精神慰藉。影片以大量的傾斜構圖，有意強化了他們非常規的人生。

有趣的是，影片對於兩個邊緣人的塑造都是從語言介入的：王戰團是瘋言，周正是失語。語言象徵着一種社會秩序，也是一種潛在的秩序工具。語言能力的紊亂與喪失，意味着二人無法在社會中獲取被承認的主體位置。片中，王戰團與周正的語言是規訓的結果。但很多時候，他們又有意地選擇瘋言與失語，這既是一種被動逃離，也是一種主動反抗。

值得讚賞的是，葛優富有層次感的高水準表演，將王戰團時常遊弋於譫妄與清醒之間的精神狀態演繹得絲絲入扣，也讓前半段的故事充滿了感染力。女兒出嫁時坐在煙囪上含淚瞭望、兒子意外去世後手抓煙霧等段落，令人動容。相形之下，王俊凱的表演雖然有所進步，但整體表演略顯僵硬、單一。尤其是片尾學成歸來重返故里的段落，總有一種故作成熟的違和感。

有趣的是，與《孔雀》《立春》裡的主人公最後都走向理想的幻滅不同，《刺蝟》製造了一種理想勝利的幻覺。原著中王戰團在兒子王海洋車禍喪生的第二個月因心梗離世，影片則提供了一個稍顯明亮的開放式結局：王戰團逃出精神病院，遊向無邊大海，最終行蹤不詳。周正也周遊世界、遍歷山川，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當然更收穫了心靈的開闊。

父子的糾葛

與雙雪濤、班宇等近些年來涌現出的東北作家一樣，父親與東北也是鄭執小說裡的核心元素。年輕的作家們鉤沉着東北作爲共和國長子的輝煌與落寞，觸摸着社會變動的斫痕，在一種地方性懷舊中書寫着工人羣體的集體鄉愁。於是對於父輩微妙又複雜的執念，成爲一代人內心深處的無意識。

影片裡，王戰團與周正不僅是互爲鏡像的關係，前者實際上還扮演了後者“精神父親”的角色。父子關係是中式家庭倫理中的主軸，也是這部電影的核心議題。周正生活在一個父親（爺爺）缺位的大家族裡，與奉行父爲子綱的周正父親相比，最年長的男性王戰團恰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威權式父親。他活在一個自洽的世界裡，擁有自由、通透、脫俗的精神內核。其悲欣交集的一生，源於一顆被壓抑的旁逸斜出的靈魂。王戰團於車流中引導刺蝟過馬路的一幕，恰似他與周正擬父子關係的寫照。

在影片中，“刺蝟”的意象貫穿始終。刺蝟一方面是王戰團與周正的化身：他們周身帶刺，內心柔軟，行動緩慢，脫離於正常的社會節奏。另一方面，刺蝟在片中又扮演民間信仰體系裡的“白仙”角色，是趙老師口中的“爹”，是不容挑戰的權威。王戰團與周正先後接受趙老師的醫治，表現上是迷信活動，實際上是規訓儀式。利用民間形成已久的觀念體系，藉助刺蝟/父親的權威，實施着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改造。而王戰團與周正吃掉刺蝟的行爲，尤其是周正向趙老師喊出那句“我吃掉了你爹”，正是象徵意義上的“弒父”。於是在化身刺蝟與殺死刺蝟之間，影片書寫了最濃烈的父子糾葛。

歷史的烙印

可以看出，藉助周正的成長，影片展現出了從傳統大家庭到現代核心家庭的變動過程中的代際衝突。對於周正的原生家庭關係與王戰團的“良好”精神狀態的描畫，都與當下注重自我實現與個體自由的年輕人形成了共鳴。但可惜的是，影片講述的跨越幾十年的家庭故事，缺少了真實的歷史質感。

這首先是因爲創作者的改編策略。原著中，隨着王戰團在21世紀初去世，故事主幹便告終結。影片加大了周正的人物分量，並將時間線進一步延展至2019年。敘事時空的拉長，使得影片的人生故事被敘述成碎片化的流水賬。同時影片也並沒有深描社會背景的野心，而是以周正畫外音的方式將許多時間節點匆匆交代一番。這種敘事方式與原著儉省的敘事手法有關。例如在講述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下崗潮時，影片和原著都以“1998年夏天，我爸媽雙雙下崗”一句輕描淡寫地帶過，而非像《漫長的季節》一樣，細緻地審視時代與社會之變。

如果仔細體味，片中當然有許多隱而未發的內容和情緒。例如，面對留級又口吃的周正，面上無光的父親在麪館中大發雷霆、公然掌摑兒子，卻在不經意間暴露出自己也有一絲口吃的症狀。此刻，這位經歷了創痛的下崗父親，展現了他失敗者的尊嚴。顯然，影片想向我們展示，那些歷史的烙印都深藏在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裡。

但問題在於，並非所有的觀衆都能夠在細節裡發現歷史。對於時代背景的過度省略與抽離，最終讓影片的東北往事侷限在了家庭的方寸之間，一定程度上切斷了其與社會歷史之間更深刻和有機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