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免於恐懼之自由」 談精進刑事偵查

（圖／本報系資料照）

行政院組成打詐國家隊，強調打詐決心，然檢察官卻認爲打詐國家隊不切實際，呼籲應正視詐欺案量過大，司法已然癱瘓；據報載，全臺去年刑事案件有75萬件，依檢察官約1200人計算，平均每位檢察官要處理625件案子，工作量負載過重，導致偵查難以細緻。

然而網路世代詐欺案件中，詐欺集團冒用他人個資遂行詐欺容易，故在無暇仔細釐清案情之現實下，檢察官誤將無辜民衆列爲被告進行調查之情況甚爲常見。如基隆地檢署前檢察長餘麗貞曾公開提及，於偵查遊戲點數詐欺過程中，有高達9成5以上被告是無辜，司法機關追緝詐欺卻找錯人比例之高，可見一斑。

對於上述情形，筆者有以下反思：

一、政府應瞭解刑事偵查對人民當然造成威嚇，而政府應保障人民「免於恐懼之自由」。

司法機關追緝詐欺卻敲錯門之情形既大量發生，任何人均有可能收到將其指爲「被告」的刑事傳票。惟無辜民衆除滿頭霧水，應訊時面對代表公權力的檢察官、不確定的法律程序，再聽聞檢察官告知「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等嚴肅（雖然立意良善）之開場白，實無法不產生恐懼。實務上亦可見偵查中人民遭警察上銬訊問，於起訴後法院判決無罪之案例，彰顯檢警吃力不討好，也難免讓人民對司法困惑甚至喪失信心。

中華民國自詡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民免於恐懼是政府最低責任。其實，我國從解嚴迄今已逾30年，經歷如釋字第392號、第654號、第737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應於人權保障超前進步，但對偵查中民衆免於恐懼之自由仍乏基本的同理心，可見從「法制到法治」的蹉跎！

二、對民衆受到錯誤偵查騷擾，行政院（特別是法務部及內政部）有責任提出改善方案。

刑事偵查對無辜民衆必是額外負擔，政府自應高度節制，不應輕忽產生錯誤。政府面對詐欺案導致大量錯誤調查，有責任整理常見錯誤樣態，協助檢察官區辨涉案民衆嫌疑高低，尤其「罪疑爲輕」爲法治國家基本原則，對於涉案嫌疑極低之情形，政策上應鼓勵檢察官「寧縱勿枉」，降低或免除不必要之傳訊，直接作成不起訴處分，協助無辜民衆早日脫離法律程序侵擾。同理，我國刑事訴訟亦肯認「微罪不舉」，故對金額微小、本質上傾向當事人間債務糾紛的案件，未必需要國家介入，制度上可考慮避免浪費刑事司法資源，由涉及爭議的民衆自行依民事途徑求償。

三、保障民衆免於恐懼可始於跬步；政府對偵查中造成民衆負擔之問題應積極解決，必有助成就令人驕傲的法律產業。

法治革新並不容易，但可自容易處開始。譬如詐欺案冒名情形嚴重，檢察官可否避免將民衆指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改爲先請民衆作爲證人協助說明？請民衆協助調查，檢察官可否主動支付日、旅費，不待民衆請求？刑事傳票教示民衆選任「辯護人」，惟此用語艱澀，何不直接告知可委任律師？調查局迄今仍要求民衆須蓋手印或印章，何不改用簽名替代（況簽名與印章於法律上本具同等效力），並勇於放棄要求民衆蓋手印之「封建」陋習？

若刑事司法對偵查中民衆權益缺乏慎重，又如何能建立值得國人驕傲的法律產業？！筆者對我國法治愛深責切，鼓勵刑事司法能持續進步。遏制犯罪雖不容懈怠，惟俗諺對司法所期許之「勿枉勿縱」，如不易得兼，「勿枉」應優先於「勿縱」。總之，法律人應求索良善制度，創建值得驕傲之刑事法治。（作者爲法學教授，文大中律師）